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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与《目录学发微》(5)


    五、《发微》之思想要案
    《目录学发微》一书,内容充实,材料丰赡,观点鲜明,论述深刻透辟,学术视野广阔,处处闪烁着余氏的深思卓见。实为治中国传统目录学不可或缺的极有价值的参考书。综合起来其学术思想和价值大体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建构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目录学宗旨。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余氏批判地继承了章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传统思想。
    首先,余氏网罗史料,放佚旧闻,重点研究了古籍书目,他从古籍目录的分类入手来阐明这一学术思想。
    他明晰地将目录之书分为三类:一曰有小序解题之书目。二曰有小序无解题之书目。三曰无小序解题之书目。属于第一类的:如晁、陈书目,《通考?经籍考》,《四库提要》之类。该类书目之意义有六:①述作者之意,论其指归,辨其讹谬。 ②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③一书大义,为举其纲,书有亡失,览其目录,犹可想见本末。④品题得失,藉以求古书之崖略。辨今书之真伪,并核其异同。⑤择撢群艺,研核臧否,为校雠之总汇,考镜之渊棷。⑥阐明指要,资学者博识。
    属于第二类的: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该类书目之意义为: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属于第三类的:如唐、宋、明《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目答问》。该类书目之意义为: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其学术之源流沿袭。
    最后,余先生综合诸家之说,隐括要义:或论其指归,辨其讹谬;或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或类例分明,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
    其次,余氏在博贯载籍的基础上,从目录学史中总结出这一学术思想。他指出目录学自《通志·艺文略》以后,枝分歧出,派别斯繁,“而要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
    从目录学史上看, 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撰《别录》、《七略》而成就为著名的古文献学家,其经验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隋志》推尊刘向父子,认为父子撰著剖析条流,至为详尽,有益学术。唐代毋煚在《古今书录序》中提出目录要“剖判条源,甄明科部”,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序》提出目录要“别真伪,明是非”,都体现了辨章学术源流的思想;郑樵《通志》,“通记古今”、“详明类例”、并言“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清撰修《四库提要》每书皆校其得失,撮举大旨,考典籍之源流,言学术之升降。最后,余先生总结说:“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帐簿式书目,盖所不取也。”
    余氏又从目录书的体制方面论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他认为:“目录者学术之史也。” “综其体制,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三者不备,则其功用不全。”
    在目录书体制之二“叙录”中,余氏总结其功用有三:①论考作者之行事。②论考作者之时代。③论考作者之学术。
    在目录书体制之三“小序”中,余氏开门见山便指出:“小序之体,所以辨章学术之得失也。”
    他又对我国古代目录类例之沿革进行总结,继承前代目录学家的类例思想,提出自己的类例理论。“古今学术,其初无不因事实之需要而为之法,以便人用,传之久,研之精,而后义理著焉。”认为类例“必推本于学术之源”。
    他赞同张之洞将书目分为藏书家之书目、读书家之书目的观点,主张读书家之书目,要由专门家各治,合《别录》《艺文志》《儒林》《文苑传》为一,详明类例,曲尽学术源流,“以备学术之史。”
    这样,余先生就将目录学理论研究与目录书著作的历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对中国传统目录学进行了系统阐发。改变“吾国学术,素乏系统,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各家类然,而以目录为由甚。故自来有目录之学,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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