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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与《目录学发微》(4)


    四、《发微》之内容概要
    《目录学发微》一书,共四卷,卷卷皆为作者从浩瀚的古代文献典籍中梳理爬剔,勾稽排纂,旁搜博证后的精赅之论。现据全书之体例,概要梳理如下:
    卷一,首先论述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作者开篇独到,开宗明义,首论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作者以为“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故此,“今欲讲明此学,则其意义若何,功用安在,不可不首先要叙明者也。”
    余氏以为《隋志》和章学诚《校雠通义·叙》所说,最具代表性的指出了目录学之意义所在,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要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
    关于目录学之功用,余氏认为:“目录之书,既重在学术之源流,后人遂利用之考辨学术。”不仅如此,还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阐明利用目录学之“最早者数事”: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阙佚。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最后,引出“目录释名”。 从三方面进行阐述:1、何谓目录?2、何以谓目即篇目也?3、何以谓录兼篇目及旨意也?从而将目、录、篇、叙名称之变迁,内涵之变化一一廓清,纠正此前目录学者因未能深考而致误之由。
    卷二,余氏就历代目录书,上自《七略》、《别录》,下自《四库提要》参互钩校,取体制之善者,提出了目录书的四种体制,即篇目、叙录、小序、版本序跋。对这四种体制的源流与作用,他都作了很详细的阐述。特别是前三种,可谓传统目录体制的三大要素。此外,余氏另增“版本序跋”,这是自宋代以后目录书中所载有的,余氏以为“为著目录书者所当采用。”于是,余氏创造性地将其列入目录书体制之中,单篇论列,详加考论,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总之,余氏的“目录书体制”学说,是具有开创性的,为后来诸多目录学著作所承袭沿用,视同经典。
    卷三,目录学源流考。余氏将源远流长的古籍目录学简要地分为三个时期,即周至三国、晋至隋、唐至清。
    第一阶段是目录学的初创期。此期目录学尚处于萌芽阶段,成型的目录学专书较少。余氏考证地结论有:《周易·十翼》有《序卦传》可作目录之作的滥觞;校群书,勒目录,始于汉高祖、汉武帝之时;校书之事,在西汉时以为常典;刘向、刘歆父子是校录群书之中坚;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奠基之作。三国魏秘书郎郑默著《中经》。
    第二阶段是目录学的重要发展期。后世目录学专书的性质、体例、和内容等大都在这一阶段发凡起例。西晋荀勖撰著《中经新簿》变七略之体,分甲乙丙丁四部,为后世经史子集之权舆。东晋李充作《晋元帝书目》。刘宋一代,累撰目录,王俭《七志》,独领风骚。梁阮孝绪《七录》,“总集宋齐已来众家名簿”。北魏孝文帝文艺复兴,卢昶撰《甲乙新录》。北齐高洋令樊逊校书,撰著目录。北周明帝令群臣校书麟趾殿。最后隋文帝时,牛弘献言搜书,撰《四部目录》《香厨目录》等。开皇七年,秘书丞许善心撰《七林》。炀帝嗣位,命柳顾言编《大业正御书目录》,后来又修撰《隋志》。
    最后是目录学的巅峰期。唐太宗时编成卷帙浩博的《群书四录》二百卷,毋煚著《古今书录》四十卷,又有《开元四库书目》。宋仁宗朝编纂《崇文总目》六十六卷,南宋孝宗淳熙时,编《中兴馆阁书目》。元代王士点编《秘书监志》,录藏书之大略。明代永乐朝杨士奇等撰《文渊阁书目》。神宗万历时,张萱等编《内阁藏书目录》。清代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后又综合各书之提要,合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因卷帙浩繁,另辑《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卷四,论述两方面内容。其一,论述目录类例之沿革。从十个方面,即类例总论;七略;汉魏时之四部;荀勖之四部;经史子集四部;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隋志》四部;总论沿革;类例之商榷。其二,列表比较古今书目分部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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