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场域视野下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的理论发现与问题(4)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6:11:55 《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 刘俐俐 参加讨论
四、作为理论问题式的发现 作为理论问题式的发现，“发现”的是问题，就是携带考察的基本结论进入价值体系建设发现的理论问题，当下并不能解决，意在理出头绪和分解，期待后续逐一解决。 1. 从“政治”到“思想”的继承性问题 《讲话》的“政治”与“艺术”两概念对举的二分思维，给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批评标准定下了可继承性的框架，同时确定为国家文学奖项总原则的基本理路。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处于同一权力场的两个时空。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延续至今形成的意识形态，始终贯穿其“习性”。确如布迪厄理解的，“习性”绝非纯粹主观或纯粹客观。“习性”是被塑造的、动态的。即“我们习性的塑造是如何通过一种实践上的精训而给予我们的；我们的过去以及正在发展中的存在境遇会使我们在一些游戏中比其他人更具有一种‘感觉’，同时也以特定的方式来进行那些游戏”[16]。可以理解为：“政治”到“思想”是“习性”所致。也是合乎不同时期与主体追求目标以及客观情境变化的概念。《讲话》诞生的1942 年，正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最艰难的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矛盾。只有“政治”概念才能包括如此重要历史境况。《讲话》的“政治”涵义，可以理解为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的延伸——民族斗争； 或者表述为， 在 1942 年的语境中，意识形态和人的解放的政治，都要置于民族解放斗争之下。这是顺理成章的对“政治第一”的理解。“习性”经过民族斗争的政治，延伸到当代自然可以转移到以“人的解放的政治”为主了。可以说，“思想性”是中国共产党场域“政治”随着不同时期变迁，逐步转移到人的解放的“政治”的具体体现。质言之，从“政治”到“思想”，具有中国语境共产党领导场域的历史继承性。“政治”到“思想”批评总原则的历史转换与继承具有合理性与必然性。 2. 继承性的可能变迁与拓展空间问题 从“政治”变为“思想”，具有“习性”适应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思想”可置于此“习性”的“政治”概念之下等方面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政治”与“思想”毕竟是属于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按照符号学理解，“思想”是边界模糊、不清晰的语词符号。模糊和不清晰恰恰缘于它与诸多学科相交叉互渗互融，这是思想可能继续分解为若干细致问题的机制，也可说是分解为外延更小但内涵更深的一些范畴，此其一；其二，思想也具有转换为人的感情、情绪等精神活动范畴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可否说，较之“政治”，“思想”被分解的可能性要大些？从文艺心理学、美学、精神现象学等相关学科的资源可进一步证明和探究。 其实，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的颁奖辞和获奖评语分析已显示：这些语词已非抽象的思想，而是思想的具体化。证明了选拔标准的“思想性”呈现为持续性分解和阐释的开阔空间，客观上扩容了思想内涵。以骏马奖获奖作品评语考察为例，有如下特征： 在内容层面上，“民族/民俗”出现频率最高，占67%，其次是“人物/人性/人文关怀”、“历史/文化/传统”、“现代/现实/时代/当代”、“乡村/农村/游牧/乡土”，占50% 左右，这些关键词凸显了评奖标准中的“民族性”特征；此外还有8 部作品评语中提到“抗战/爱国/社会主义”，9 部提到“变迁/变革/变化/改造”，5 部提到“民族交融/和谐共处”，这些直接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少数民族生活的发展变化，表达对拥护党的领导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体现评奖标准中的“思想性”特征。还有4部作品评语中提到“女性/女性主义”，4 部提到“自然风光/地理”，1 部作品涉及“估计体裁”，体现评奖标准中的“多样性”特征。[17] 从“思想性”引出的若干更具体语词，还可进一步具体化，转换为情感范畴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比如人性、人文关怀，人性主要诉诸情感和本能性的情绪、行动等。向上，可联系道德情操等；向下，可沉置于情绪、“冲动”等。④人文关怀的阐释空间更大。作为宏大语词的“爱国”，落实在个人层面，就是个人性的善。由此还可具体分解为情感和理性体认等。 金麻雀奖获奖评语也印证了上述看法。此奖“思想性”高频词，按照所占百分比依次为：生活、现实、人性、文化、社会、历史、人生、传统、生命，与骏马奖颁奖词“思想性”高频语词有诸多重合。传统、生命、生活等语词，都可转换为感情范畴，还可以加前缀或后缀让意义扩展和具体化。比如“生活”可转换为“热爱生活”，“热爱生活”又可生出更丰富的感情与情绪性表述。 可见，“思想”批评总原则在具体批评中的具体化与转换，得以实现思想内涵的扩展，其机制与理路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政治”到“思想”批评总原则的历史转换与继承的合理性与必然性问题；“思想”批评总原则在具体批评中的具体化与转换，得以实现思想内涵的扩展，其机制与理路问题等，是笔者“作为问题式的发现”分解出的两个问题，有待后续研究。 3.“品质评价”向“资格评价”逆向转换的可能性与合理性问题 文学评奖颁奖词和评语显示出“思想”具体化和扩展的规律，这与笔者此前思考的有些问题和既有研究成果关系密切。首先，与政府文学奖的评奖机制和运作相区别，一般文学批评行为是评论家所为。一般评论家面对的是复杂的动态的文学现象和作品，确认其是否为文学艺术作品为重要任务，当然，评价文学作品“品质”优秀的程度也是他们的重要任务。但是，“品质评价”中侧重“比较”“选拔”任务的评价主体，在当下中国语境，则主要是政府或某些文学组织机构出面组织。文学评奖的颁奖词评语中确有一般评论家参与的成分，这个复杂性提示我们：“资格评价”和“品质评价”并非截然分割。其次，我们已经提出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是价值体系组成部分，文学评奖总体原则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文学艺术作品凭借什么对人发生了艺术魅力？凭借的就是艺术价值构成机制也即“内在价值”，艺术魅力是个整体概念，它可容纳的就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那个东西。是否具有“艺术价值构成机制”，只有经过分析才能知道和确认。文学评奖颁奖词和获奖评语等，执行的就是对于“艺术价值构成机制”的确认和表述，其实具有“资格评价”性质。其三，“思想”内涵在批评中的具体化和转换，无论怎样具体化和转换，都应该可置于”思想性”覆盖之下，都会汇入到“艺术价值构成机制”中。或者说，只有能被“思想性”覆盖，方可对“艺术价值构成机制”起作用。概言之，“资格评价”依然遵循“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批评总原则，不过是基于由果溯因的分析工作。无“果”何以有动力去溯“因”？这涉及如何理解文学评论家进入批评的路径、方式、状态等理论问题，客观上给予批评家较大自由度和知识生产的可能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