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场域视野下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的理论发现与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3:11:22 《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 刘俐俐 参加讨论
摘要：以文学评论“资格评价”和“品质评价”区分为基础,朝向“品质评价”方向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文学评奖。获得事实性发现:其一,政府文学奖作为国家意志体现,处于圆心的主导地位;呈现权力场内文学场建构与配置;“品质评价”标准在总体稳定中随fv着文学发展水平而不断调整与变化;具有促进文学繁荣与发展的总体效果。其二,国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理解体认的产物,与中国文学形成互动;民间文学奖项被政府奖积极纳入。总体上,文学评奖遵循文学场自主运行逻辑,在艺术特性和权力资本两极摆动和游移。理论性问题体现为:其一,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品质评价”标准体现为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的两分思维,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历史承续性。其二,“政治”到“思想”的继承性具有变迁拓展的空间。其三,缘于“思想”可具体化和转换,从而“品质评价”具有向“资格评价”逆向转换之合理性,给予批评家较大自由和知识生产以可能空间。 关键词：文学场; 文学评奖; 品质评价; 政治; 思想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5JZD039 ） 作者简介：刘俐俐，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是当代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文学场域视野下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研究，是在理论与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互动理路上提出的问题。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性问题和概念有：文学批评、价值、批评标准和体系等。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研究，是指选取若干奖项视为综合性有机体予以考察、提出和研究问题。此前已有价值体系研究的若干理论假设和研究成果。考察研究分两阶段，本文侧重于第一阶段的“发现与问题”，具体分析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研究理由、选取原则以及基本思维方法；呈现作为事实论据式的发现和作为理论问题式的发现。 一、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研究理由、选取原则以及基本思维方法 1. “资格评价”和“品质评价”的区分 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研究依托于“资格评价”和“品质评价”的区分。为什么要如此区分呢？ 先说“资格评价”。“资格评价”主要任务为判断是否为文学作品，而不是宣传品、广告等其他东西，即承认它具有文学的基本品质。并不评价其是否达到了怎样“伟大的”或者是优秀作品的水平。“评价”是最后动作，含有认可、确认以及值得评论和推崇等意思。“资格评价”的提出，缘于文学批评面对动态的复杂纷繁的文学现实，新的书写方式和体裁不断出现，必须提出文学存在复杂样态的认定与价值评价问题。通俗地说，确认对象“是不是”文学成了一个问题，“资格评价”是认定文学作品“优秀的”“伟大的”等赞美、推崇、珍视和传承等评价行为的基本前提，具有基础性。当然，辨别具备文学资格与否，自身就有追求和崇尚文学的价值态度，所以被社会和批评家关注，具有价值评价特质。 再说“品质评价”。“品质评价”主要任务包括对于毋庸置疑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阐述、赞美和推介等，还包括以“比较”和“选拔”为主要行为切入的编辑选集和文学评奖等，可看作是沿着“推崇和推广”所发生的深化行为。这就必定需要以某种尺度“比较”和“选拔”。由比较和选拔等级较高而产生的“品质评价”结果，逻辑上说，就是最“优秀的”“伟大的”作品。文学评奖尤其是政府文学评奖即以“比较”和“选拔”为主要特质，属于这种“品质评价”①。“品质评价”的提出，缘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需要文学价值观和批评标准，两个重要任务均浸透了“导向”蕴涵。 价值哲学认为，价值通过评价而彰显。“评价具有四种最为基本的功能，其一是判断功能；其二是预测功能；其三是选择功能；其四是导向功能”；“处于核心地位的功能是导向功能。从层次上看，以上三种功能都是隶属于这一功能的”[1]。在文学领域：人类需要文学，它是人类精神中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事物。文学活动原发性地携带导向属性，无论人们是否自觉意识到。“品质评价”任务中侧重“比较”“选拔”的文学评奖活动最明显地体现导向特性，此外还有文学经典，业已成为人类重要精神财富。文学经典理论发现：称之为经典的作品太多了，必须甄别才可以让读者在有限时间内读最好的作品。“选拔”行为在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评奖和文学经典之“选”，都有“选”的角度和原则。 当然，“资格评价”和“品质评价”两者各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两类标准绝非完全区隔，而是既区分又关联，正如瑞恰慈所言：“理解文学艺术中发生的一切乃是价值理论所需要的，‘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文学艺术？’这两个问题是互为照明的。实际上二者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给予充分的解答。”[2] 文学评奖作为“品质评价”中侧重“比较”和“选拔”的评价，那么以谁为主体发起、组织和主导？在怎样的语境中选拔？如何限定作品选拔的外延？以文体、作家哪个为准则还是二者兼顾？当下选拔与历史性的选拔必有不同，持续进行选拔的历史渊源和可持续性如何？概而言之，选拔评价非常复杂。 2.价值体系特质是奖项选择的理论前提 体系是内部各部分融洽的有机整体，体系通过与外部环境互动保持其活动状态；体系不以大小仅以相互依存与否为界定，由此体系具有活动性和稳定性。活动性缘于它始终与外部环境互相吻合和互动互促，活动带来变化；稳定性缘于体系自身生命力因活动性而持续久远。对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笔者不以系词“是……”的方式表述，而以特性和面貌做理论假设：该体系建设后属于文学基本原理，即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具有稳定性、完整性、科学性与知识性的理论。科学性和知识性呈现可依赖静态维度，生命力和适应性呈现可依赖动态维度。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稳定性与调整性相结合，实现共时与历时的有机统一。只有大历史视野，才可能观察、描述和阐述动态与静态如何结合、怎样稳定、调整缘由以及如何调整等。至于文学作品冷热变化及其规律、文学经典价值延伸的轨迹和规律等，更需大历史视野，发现价值实现的时间错位现象才有可能，方可有价值贮存的自觉意识。评论由此具有了为理论服务的性质，价值体系由此科学、可信而且适用。③此外，我们之前梳理价值角度文学理论的不同观念，已经意识并认定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是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文学奖项选取原则何在？ 文学评奖制度作为一种文学激励机制，是中国当代文学制度重建的重要内容。文学评奖以及颁奖都是经验层面的重要事件。英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迈克尔`格伦菲尔（Michael Grenfell）说布迪厄的理论“是一种对于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独特理解，……他运用了一套极具个人风格的独特概念术语。这些被布迪厄称为‘思想工具’（thinking tools）的术语常常出现于他的经验研究中，被用于解释和阐明某种被揭示出来的社会规程。……他的出发点一直都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和实践。确切地说，任何布迪厄框架下的研究都必须源于对现实以及经验的记录”[3]。 布迪厄提出，要实现科学的文化产品批评，就必须与理解作品的社会现实相互联系，由此有“三个层次必不可分的三个步骤：第一，分析权力场内部的文学场（等）位置及其时间进展；第二，分析文学场（等）的内部结构，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内部结构就是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势下；最后，分析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的习性的产生”[4]。将政府意志为主导的政府文学奖项看作“权力场内部的文学场”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借鉴布迪厄有关“占位”和“配置”思想。这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国家政府四大奖项进入我们的视野。显示了从文体、被奖励主体以及民族性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区分，以及文体开放性等各个方面“配置”，全面体现文学在国家权力覆盖范围之内的作用和功能。四大奖项组成了体现国家意志的文学评奖整体。 根据文学的人类相通性以及体系与外在环境互动的基本原理，选取中国之外的国际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和安徒生文学奖。 民族、 国度、国家制度不同，但关切民族性和注重儿童成长具有共同性。布迪厄文学场界定乃为相对性思维方式，所以可将国内权力场内文学场与国际文学场理解为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其实，诺贝尔文学奖和安徒生文学奖均是学术团体组织的“民间性”奖项，都有或长或短的评奖历史及评奖标准，而非政府性文学评奖。由此理解出发可涵盖文体、作家、作品和思潮等诸多因素，这启发我们对政府文学奖以及政府以外的其他文学奖项进行比对性考察，安徒生奖可对应我国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布迪厄“习性”概念作为方法，适用于面对具体国情和语境的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验。“习性”和“场域”以及占位思想结合汇通，给予我们论题以思想方法。按照布迪厄的思路，习性、资本和场域互相纽结，习性是一种关系性结构。“布迪厄指出，给定境况中的实践是一种对行动结果的期待所带来的，而这种行动又是一种给定了路径的行动，这反过来又回到了过往那些结果的经验基础之上，而这就是诉诸习性。”[5]可见习性超越了主客二分，被定位在关系中。笔者选取了民间自发性奖项“小小说金麻雀奖”，就是依据布迪厄关于文学场与社会场、权力场同源的原理。我国近30余年来由民间人士倡导发起的小小说蔚为大观，倡导者联合小小说刊物设置了民间性质的小小说金麻雀奖。倡导者最初定位小小说为“平民艺术”（当然这个定位和定性值得深入探究）。确实具有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一书中提倡的“新科学精神”意涵：展示习性和主体活跃的、有创造性的、“创造的”的能力。“习性”概念“最适合表达这种脱离意识的哲学的意愿，而又不消除处于真实建设的实践者这一事实中的主体”[6]。小小说是“平民艺术”，显示了民间对文学的兴趣。有一定读写能力的人都可参与，确实为“习性”观念覆盖的实践行为。参与小小说活动的人们，自觉地以“我们”相号召并似乎天然自明地成为叙事和倾听主体，并以“我们”为话题写作。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学场域让民间此习性得以成为该“习性”。金麻雀奖与权力场内文学场的关系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根据布迪厄权力场与继承关系的思维方式，选取我国古代文学选本历史和观念为对象考察研究，这个想法来自历史事实：中国古代没有国家评奖，但不意味着没有文学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我国古代有各体式选本：综合性选本与专体式选本，本朝人选本朝的选本（如唐人选唐诗）与后人选前代的选本，仅选不评和既选且评的选本，官选和民选的选本，等等。可认定如上均为古代文学批评中侧重选拔的品质评价。诚然，古代选本问题太宽泛太复杂，选本与评奖涵义也不完全吻合，但从文艺学角度就选拔观念和标准、选拔主体和客体等理论进行研究是可行的，“中国古代文学选本研究”由此进入考察研究范围。布迪厄认为，权力场始终在两极间运转，对象与所进入的场之间运转的“轨迹将由场的力量和他们自身的惯性来决定。这个惯性一方面存在于他们出身和轨迹得来的配置中，配置包含了在一种存在方式中保存可能轨迹的趋向，而另一方面惯性存在于他们继承的资本中，资本有助于确定场分派给他们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7]。选本理念、选择原则以及选择标准等，都具有历史传承性，或显或隐地影响如今政府文学奖以及民间文学奖。 综上，四个政府奖，一个民间奖，两个国际奖，一个古代文学选本，八个研究对象贯穿了历时共时、国内国际、政府民间等场域，通过梳理各个奖项（选本）的不同观念和标准，互相比较和参照，意在发现共同点和不同点，更希望发现某些规律性。这些奖项构成的整体呈现为以政府奖为圆心辐射到民间、国际文学因素进入中国的效应等多层次的文学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