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碧辉，女，重庆忠县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美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美学》杂志执行主编。
内容提要：“人自然化”是自然的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和逻辑结果，是在“自然人化”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调整，即把人对自然的单纯改造征服关系调整为情感性、诗性的审美关系。“自然的人化”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实践改造，是以人的意志、目的、愿望去改造自然，使之符合人类的目的和愿望，是康德所说的“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人自然化”则是在“自然人化”的基础上重新提倡人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家园和精神归宿，从情感上依赖、尊敬、欣赏和敬畏自然。“自然的人化”建立的是工具本体，“人自然化”是情本体的确立，是在人向自然的情感皈依中实现自由而诗意地生存；“自然的人化”是人类文明的建立与进步，“人自然化”是对这个文明的反思与批判；“自然的人化”是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人自然化”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向自然母亲的回眸与依恃。“人自然化”的具体内涵包括身体自然化、环境自然化和心灵自然化三个方面。
关键词：“自然的人化”/“人自然化”/身体的自然化/环境自然化/心灵自然化
一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观点，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活动是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人类的一切心理和精神的因素都应该在这个框架中得到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34“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1]50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阐述的这种观点，实践美学认为，审美现象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同样植根于人类谋求生存的实践活动之中，即人对于自然的“人化”活动中。美的本质便在于“自然的人化”。当然，对于“自然的人化”的具体内涵，各个美学家的解释有所不同。中国实践美学的创始人李泽厚先生强调的是这种人化必须是人类对自然的具有实践效果的改造，而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心理上的活动，如把一座石头想象成一个人或别的动物的形象从而产生美感。他把自然的人化分成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外在自然的人化便是指人类对于人所生存于斯的大自然的实践改造，经过这样的改造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然由与人敌对变为与人亲近，由压迫人的某种人所不理解、感到恐惧的外力变成可以为人所利用的生存环境，由一种陌生对象变成人的精神家园。这时，自然便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美的本质便是“自然的人化”。内在自然的人化则是指人类的心理结构的人化，人类通过使用和制造工具的漫长的实践活动，逐渐摆脱了单纯的动物心理而变成“人化”的心理，产生能认识对象世界的自由直观（其外在成果是认识论和语言学），具有牺牲精神的自由意志（外在成果是伦理学），在情感上与对象产生和谐共鸣的自由享受（外在成果是美学）。当然，这种内在心理结构的产生，是由于人类长期与自然进行斗争、对自然进行实践改造中的理性内化、凝聚和积淀的结果。这便是美感的本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和美感的本质都是自然的人化。[2－3]
自然的人化是一个过程，是人类在上万年甚至更长时间中与自然相争相持的过程。但是，随着工业化以来人类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提高，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这个转折之下，必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人类精神存在的实质，包括审美活动的本质。如前所述，建立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之上的实践美学认为，美的本质在于自然的人化。这是从人类学角度来说的，是从美的起源来考察、阐释美的本质。一个事物的本质与其起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有时候，起源往往就意味着本质。审美现象作为人类的精神存在，的确必须在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得到理解和阐释。但是，另一方面，个体生存的价值与意义问题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在现代社会，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常常与审美密不可分地关联起来，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审美化生存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因而，从个体生存层面来理解和阐释审美现象，把审美与个体生存价值和意义关联起来就成为当代美学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从个体生存层面来说，美学的重点不再是探讨美的本质是什么（虽然这仍然是美学所不能回避、无法绕过的问题），而是探讨审美与人的关系，探讨对于个体来说审美是什么，它可以带来什么。李泽厚先生认为，现代哲学的出发点是“人活着”的问题，这是历史唯物论要解决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1]31－32衣、食、住、行，这是人类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人活着须臾离不开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人类的基本活动依然是在这一层面上进行的。这就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人活着”的问题，是人类生存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他从“人活着”这一基础层面出发，引申出“为什么活”、“活得怎样”的问题：“为什么活”是伦理学问题，“活得怎样”便是美学问题[4]。的确，人生一世，怎样活着，是轰轰烈烈地活，还是平淡乏味地活，是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地活，还是蝇营狗苟、猥猥琐琐地活着，这其间便有巨大的差别。所谓“轰轰烈烈地活”、“有滋有味地活”、“有声有色地活”，其实便是一种审美地活、艺术地活。而审美地活、艺术地活，便不仅要求“自然的人化”，更要求在自然人化基础上的“人自然化”。
二
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非自然的奇迹。人把大地变成了一个人间乐园。人们烧荒种地，劈山造田，开凿河道，建造城市。进入工业社会后，科技的迅猛发展更让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力量空前强大。人们真正可以做到“移山填海”，可以“上天入地”，可以建造通天巨塔。大地由于人类的改造活动而被改变了面貌，森林被砍伐，山头被炸平，河流被改道。一座座水电站将大江大河拦腰截断，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四面八方的人从乡间涌向都市，从农村流向城市。人们的生存方式也改变了，不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再时时处处都要遭受风霜雨雪的侵袭，而是躲进了四季恒温的空调屋子。人们似乎可以不必顾及自然的规律、四季的变化、四时的运行，似乎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甚至连气候都已进入政治话题，因为气象也成为可以人工控制的对象，因为人类的活动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各地的气候变化。这一切，也就是实践美学所讲的“自然的人化”。“自然的人化”，在人与外在自然的关系层面，是指人对自然的征服改造。它不仅指直接改造自然的面貌，更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从自然的“奴隶”，一变而成为其行为可以深深影响自然状貌、改变自然存在的“主人”，从只能被动服从于自然规律变成可以主动掌握自然规律并为人类所利用，并且进一步根据所掌握的规律对自然本身进行改造。人类社会的进步全靠这种“自然的人化”。文明的发展、理性的普及，都建基于这种“自然的人化”。
“自然的人化”一方面带来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建立了强大的社会本体和工具理性，使人类从动物走向人，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原始走向现代，从无序走向有序，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使现代人的生存变得更加方便、舒适、快捷，生活变得更加斑斓多彩，人生的“味道”变得更加丰富多姿，使人类的衣、食、住、行、性、寿、健、娱等等基本生活条件与农业时代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另一方面，自然的人化在给人类以进步、舒适、方便、快捷的同时，它所建立的强大的社会本体和工具理性也逐渐变成一股异化的力量，并带来了人的心理的异化。人被物质欲望所牵引、制约、控制，成为物欲的奴隶。技术官僚统治社会，使社会成为一架巨大的冷冰冰的机器，人的个性、个体的价值在巨大的社会机器面前往往成为牺牲品。现代社会里人们普遍感觉生存压力增大，自由时间减少，工作压力增强。此外，技术理性的统治使整个社会丧失了温暖的人情和浪漫的情怀，使人变得冷酷无情、六亲不认，使人心肠变得僵硬，生活失去它应有的乐趣。因此，批判工具理性和过度人化、社会化以及强调回归自然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脉，它对于儒家学说的工具理性和过度人化、社会化是一个深刻的纠正与补充，中国因此而能够在“儒道互补”的思想框架中延续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并创造辉煌的东方文明。用现代实践美学的话来说，道家所提倡的这种强调天道、回归自然的思想可以称作“人的自然化”，或者说，它是“人自然化”思想的传统文化来源。
“人自然化”是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李泽厚先生在他的“主体性系列提纲”之第三提纲中提出来的，是作为“自然的人化”概念的补充而提出来的。“自然的人化”是“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人自然化”则是已经生成为人从情感上对自然的依赖与回归；“自然的人化”确立的是人的理性与社会本体，“人自然化”则着重在于个体感性价值的确立，是在人与宇宙自然的广泛的情感联系中安放人的心灵与精神，实现人自我的感性价值，使人的精神有所寄托，情感有所依恃，实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安居”。它的实质是以个体性的自由享受的情感对群体性的工具本体的反抗，也是自由而诗意地生存理想的实现：
“人自然化”要求人回到自然所赋予人的多样性中去，使人从为生存而制造出来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机器世界（科技机器、社会机器和作为二者现代结合的语言信息机器）中挣脱和解放出来，以取得诗意生存，取得非概念所能规范的对生存的自由享受，在广泛的情感联系和交流中，创造性地实现人各不同的潜在的才智、能力、性格。只有“人自然化”才能走出权力—知识—语言。人才能从二十世纪的语言—权力统治中（科技语言、政治语言、“语言是家园”的哲学语言）解放出来。[5]263
尽管“自然的人化”概念在实践美学中得到较为明白透彻的表述，但“人自然化”概念的内涵一直不是特别明确①。李泽厚先生只是提出了这一概念，却并没有展开论述。在笔者看来，“人自然化”是自然的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和逻辑结果，是在“自然人化”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调整，即把人对自然的单纯改造征服关系，调整为情感性、诗性的审美关系。如果说“自然的人化”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实践改造，是以人的意志、目的、愿望去改造自然，使之符合人类的目的和愿望，是康德所说的“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人自然化”则是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提倡人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家园和精神归宿，从情感上重新依赖、尊敬、敬畏自然。这时，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实用的关系，而是一种审美关系。后工业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人类的科技发展使人类在自然面前变得强大起来，人类的活动对自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负面的影响，比如众所周知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因此，这个时代再单纯讲改造和征服自然已经不恰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必须适时作出调整。实践美学提出“人自然化”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人自然化”的境界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天人合一”境界，它的实质是人对自然的依赖与亲近，是把自然当成人的精神家园，从而找到在现代化、都市化生存环境之下人的精神归宿感。
具体说来，当“自然的人化”发展到一个临界点——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人类的科技发展水平不仅可以改变自然的外观，如像农业社会里毁林垦荒、改造河道、建造房屋，而且可以深层地改变自然的存在方式，干预自然本身的运行；比如，欧洲大陆与英伦三岛之间的海底隧道，中国大陆与海南岛之间的隧道，打通了海岛与大陆之间的联结；比如，“移山填海”，建造香港国际机场；比如，干预气候和气象；比如，人类生产的核武器已经达到可以毁灭整个地球的水平，等等。在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人类已经真正实现了“改天换地”、“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人”。这时，从哲学上说，“自然的人化”已经不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调，自然的“人化”程度已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临界点。因此，哲学便应该顺时应世地提出人向自然的回归与依赖是自然过度人化的一种制约与纠正，这种回归与依赖便是“人自然化”，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联系与人作为“自然之子”的一面。当然，这个“自然”，更多是在哲学和美学意义上，而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之自然，而非作为物理事实的“大自然”。“人自然化”必须以“自然的人化”作为基础，必须建立在“自然的人化”之前提与基础之上。
人的自然化，既是一个美学范畴，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实践美学应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适时提出来的新时代审美化生存的课题。
三
作为建立在“自然的人化”基础上、并与之相对应的范畴——“人自然化”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身体自然化
身体的自然化是针对现代社会里被赋予过多政治或人文含义的身体而言，借鉴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路，重建被近代心灵哲学抛弃的身体维度，以身体的直接感受性和自然性去接近、体认、感受世界，提倡使人的身体重新回归自然状态，成为健康、强壮的人。
现代哲学和美学大都是一种忽视甚至敌视身体的心灵学说，这种心灵化趋势可以追溯到佛教哲学把身体视为“臭皮囊”的观念。在西方，自笛卡尔确立“我思，故我在”为哲学的第一原理以来，身体便被变成了心灵或精神的附属物，需要被心灵来确定。由此，哲学的心灵化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大趋势。与此相应的是哲学对理性化的推崇，对感性的贬斥。这种趋势一直到19世纪后期才开始被重新审视。
哲学中这种心灵化、理性化趋势基本上是与历史上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的尺度扩大同步的。文明的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双向的。一方面，就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作为“类”存在物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极大地增强了，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自然的主人”。另一方面，就个体而言，人类文明的进步并没有使个体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与健康，相反，随着生活条件的日益舒适与生存环境的日益改善，现代人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孱弱，动手操作的能力愈益下降。与之相应的是现代哲学对身体的忽视甚至敌视，现代人作为个体的体能远远不如古代人。虽然现代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已远远超出前人，但那是由现代科技和医学带来的，同样是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成果。就个体的体质而言，人类文明发韧之初期那种敢于徒手与虎狼搏斗的强悍的身体已不复存在。古代人与他们的生存方式之间有一种直接的亲密关系，人们往往亲自动手制作自己生活的必需品，在这种亲自动手操作的过程中建立起人对自然、对环境的一种直接互动的亲缘关系。正如黑格尔所言：“凡是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所需要的东西，例如居房和园地、帐篷、床、刀矛、航海的船、载人去打仗的车、烹调、屠宰、饮食等等，没有哪一件对人只是一种死板的手段，而是每一件都必使人感到其中有他的全部聪明才智，有他自己。所以本来是外在的东西因为和人有紧密的联系而就打下了人的个性的烙印。”[6]118所以古代社会里人是全面发展的，人与自己的生活是直接同一的，单个人的手工艺技能远远比现代社会里的人要高。现代社会里人们大多数时候依赖科技、依赖工具、依赖专业的制造工厂或公司，离开了这些科技成果与专业公司，一个现代人可能连一顿饭都做不了，更别说与虎狼搏斗了。文明愈发展，个体的体能愈孱弱，技能愈下降。现代人早已失去了自然赋予我们的各种机能，失去了曾经具有的与自然对象之间的直接性和同一性，丢失了大自然曾经赋予我们的各种禀赋，成为畸形发展的“单向度的人”。
实践美学在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当代社会提倡身体的自然化，就是意图纠正这种偏差，提倡通过一定的训练使人的身体重新找回其强壮、健美的状态，改善现代人的体质，“野蛮其体魄，文明其心志”；通过尽量参与手工制作等活动提高个体的技能，使早已远离生活实践的人重新回到生活，重新建立起与自己的生存环境之间的直接性与同一性关系，从而把在文明的理性和工具本体的社会里失落的身体感性重新找回来，使人成为全面、完整发展的人，真正实现自由而诗意地栖居。
近年来，国内外兴起了一股身体美学的潮流。身体美学之所以产生，是与人类主体性力量的巨大发展分不开的。人类的科技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人类已经可以去干预原本由自然造化主宰的生命的诞生与死亡，可以去设计、改变原本由造化自然设计的人的身体。身体美学的产生，恰好可以作为美与人类的实践、与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状况密切相关的一个佐证。根据美国学者南茜·埃特考夫（Nancy Etcoff）的研究，人类对于美的追求几乎是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在社会上发挥着巨大作用。她引用大量经验材料对美容、美体、化妆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考察，说明在爱情、社交、升学、求职、就业等等方面也即是在一个人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些时刻，形象的美与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那些天生美丽的人总是受到优待，那些长相平凡的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那些不幸的天生丑陋的人则处处受到歧视和忽视；她认为，对肉体美的追求是人类基因进化的动力，也是人性欲望和幻想的混合体，它无所谓好，也不等于坏[7]32。
身体美学正是植根于人类这种原始的生命冲动。实际上，原始人的纹面、纹身、穿耳孔、装鼻饰和其他对身体的各种装饰行为，除了宗教的原因之外，可以看作是人类试图改变自身身体形象的最早尝试。文明的发展，使得人们重塑自身身体的欲望和能力大为增强，美体、美发、美容、化妆等在现代社会已成为普遍性的行业。这种重塑身体的趋势是“自然的人化”在人类自身身上的表现，也可以说是“自然的人化”的一种典型个案。身体本是一种自然产物，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礼物。我们降生到世界上是大自然的创造，是一种生命的奇迹，同时，也是一种极具偶然性的产物。但是，我们不甘心让我们的身体一直保持自然所给予的状况，希望对它进行重新塑造，从头发的颜色到五官的形状，从脸形到形体，我们以社会公认的美的标准去化妆，去修饰，去重塑它们——这种重塑的热情是如此之高，以致很多时候我们要为之付出让我们极其痛苦的高昂代价。总的说来，“身体的人化”，在人的身体上打上人自身的烙印，用自己的思想、意识、情感、审美观去改造自己的身体，这是自人类诞生以来便一直存在的一种倾向。但是，现代社会里，这种倾向有时发展为一种过度的狂热，成为一种病态的追求，导致对身体的毁损。这同样是过度“人化”在人自身身上的一种表现。纠正这种偏向，便是要提倡“身体的自然化”，重新确立身体是一种自然存在的观念，确立以自然为美的观念，把这种重塑身体的热情引向合乎自然化的审美要求，引向真正使我们的身体健康强壮的方向，使得我们身体既符合我们对它的期待，也符合自然审美的要求。这其间，需要具体分辨在我们对身体所进行的各种训练、改造、重塑的活动中，哪些是自然的、美的，哪些是不自然的、丑的、扭曲的、逆天而行的。
（二）环境自然化
环境的自然化是要使目前人所生活的人文环境符合自然美的理想，使生活在都市里、已经脱离自然和大地的人类的生存环境重新拥有自然的品格和性质，从而在后工业化时代、在人类生存环境早已都市化、现代化的时代里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实现人与自然在新的基础上的亲密接触，使人类生存的环境成为绿色的、环保的、有益我们健康的心灵家园。
人与环境的关系是当代社会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环境科学是当代的显学。环境问题不仅是自然科学问题，更关乎人文社会，正是人类的活动造就了当今的环境局势的恶化，而这种恶化的一个根源便是工业社会仅仅把环境看作人类的资源库，无限制地开发自然，开采能源，向自然索取。因此，要改变环境，首先需要改变关于环境的观念。
大致说来，笔者认为，环境可以分为“生活环境”或“小环境”、“大环境”或“自然环境”。“生活环境”或“小环境”指人类所生活于斯的周遭环境，是人的日常生活环境，每天都要面对、要接触、要交互作用的环境。在当代社会，主要指城市环境。“大环境”或“自然环境”指离人相对更远一些的环境，主要是指城市之外的广大山林、河流、森林、草原、海洋等自然环境。在“大环境”方面，笔者曾提出要从哲学上建立起“自然的本真化”的概念，即“把自然当自然”，让自然是它自己，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类的资源库、能源库。只有确立起这样的思想和哲学观念，才能真正保护世界上已为数不多的原生态自然。在“小环境”方面，由于当代社会的都市化趋势，城市已成为人们生存的主要场所。它已不是外在于人、独立于人的一种环境，而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是构成我们生命存在的有机体。诚如阿诺德·伯林特所言，环境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外部环境，它与我们是一体的。这也就是国内学者陈望衡教授所说的环境是“人的另一个身体”之意。
这种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的环境已成为我们的一种内在性的生存方式。因此，人与环境的关系已进入到我们的生存层面，成为我们生存的内在的一环。从生存层面上说，现代社会的基本生存方式是都市化的。这种都市化至少带来了三方面的问题：其一，它使人类远离土地和自然，切断了人类生存的“根”；其二，城市让人们生活的空间距离缩短了，可是心理距离却加大了，使人们的心灵变得粗糙而麻木，失去了爱的心灵和爱的能力；第三，个体操作能力和生存能力下降，失去了与生活之间的亲缘关系，人的劳动本质被异化②。
然而，在当今世界，现代化、都市化的生存方式已经不可逆转，解决这些问题不是让人们离开城市，重新回到乡下去生活。我们应该做的是探寻把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和都市化生存变得富有诗情画意，在现代化、工业化、电子化条件下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的途径。李泽厚先生曾说，在工业和后工业化社会，科学和技术美学同样可以开掘出诗意化的光辉；在科学高度发达、都市化生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的时代，天人合一不再是传统的小桥流水，现代技术设计同样可以体现出人的本质力量，形成在新的基础上的天人合一[2]。而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社会的天人合一的基础，依然是对自然本身的尊重。“在当代社会都市化、工业化、电子化的生活方式与环境之下，城市设计和建筑有责任和义务，让人在城市这个充分人化的环境中感受到自然之趣，从审美上接续起被都市化生存方式所切断的人与土地之间的血脉关系，延续人类的‘根’”[8]。
（三）心灵自然化
心灵的自然化是人自然化的核心。如前所述，“自然的人化”在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异化，心为物所役、为权所役、为利所役、为名所役。实践美学提出“人自然化”就是要使心灵跳出这些外在的“物”、“权”、“利”、“名”的束缚，即走出前述李泽厚先生所言“语言一权力”的统治，在庄子所谓“无己”、“无名”、“无功”的“天人合一”状态中，实现心灵与自然的审美交融与情感交流。这其中，既包括李泽厚先生所言的人通过控制呼吸、气功等技术手段去主动达到与自然节律的同步，实现身、心与自然的节律的同一[2]，更包括通过认识和道德的修养，除却“心障”，提升精神和生命的境界，从而在精神境界的升华之中实现人与自然在情感上的相互依存。用实践美学的话来说，心灵自然化的实质便在于“情本体”的确立。在人与自然的广泛的情感联系中，以自然性的情感和对感性审美的自由享受去克服工具本体的膨胀所带来的人的心理和生存状态的异化。
因此，如果说“自然的人化”是人对自然的改造，“人自然化”则是人向自然的情感归依；如果说“自然的人化”是人类文明的建立与进步，“人自然化”则是对这个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如果说“自然的人化”是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人自然化”则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向自然母亲的回眸与依恃；如果说“自然的人化”是代表人类的社会本体和工具理性的强大力量，“人自然化”便是人类的心理本体对于工具理性的反抗；如果说“自然的人化”的过程是工具本体的确立过程，那么，“人自然化”就是已经“人化”的自然和人的心理重新回归自然状态，在人向自然的情感归依中实现自由而诗意地生存：
自然的人化就内在自然说，是人性的社会建立，人自然化则是人性的宇宙扩展。前者要求人性具有社会普遍性的形式结构，后者要求人性能“上下与天地同流”。前者将无意识上升为意识，后者将意识逐出无意识。二者都超出自己的生物族类的有限性。前者主要表现为集体人类，后者主要表现为个体自身，它的特征是个体能够主动地与宇宙自然的许多功能、规律、结构相同构呼应，以真实的个体感性来把握、混同于宇宙的节律从而物我两忘、天人合一。[9]240
“人自然化”思想在中国古代同样源远流长。从老子的“小国寡民”到庄子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上古之世”；从《世说新语》中以自然物比拟、象征人之美③，到左思《招隐》的“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从简文帝的“会心处不必在远”④，到王建的《山居》中与山鸡野鹿和谐共居⑤；从古已有之的“隐逸”思想，到山水画成为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艺术门类，元不体现着“自然”的理想。在这时的中国人眼中，自然不是生存资源的提供者，不是改造的对象，更不是与人为敌的不可知的神秘力量，而是人依赖与亲近的生存基础，是人的精神和灵魂的归宿。这种对自然的赞赏与亲近一直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成为文学和艺术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成为以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农业文明的主旋律。
如果说“自然的人化”体现了人类的强大的发明创造能力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那么，“人自然化”便是要在不断寻回大地之根的过程中建立人和自然之间和谐亲近的联系，使人类牢牢地立足于大地母亲的肌体之上，不至于在自己的发明创造中迷失了自我。“自然的人化”建立的工具理性，是社会本体；而“人自然化”是要建立心理本体，是要为人类的精神和心理建立起可资依靠的家园与归宿，为人类确立一种生存的本体，即人生本体、生活本体、精神本体。因此，“人自然化”概念的提出，是实践美学从人类学本体论美学向个体生存论美学的拓展与转向，是实践美学从对美的本质和起源的哲学思考向个体感性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探寻，它意味着实践美学向完成其早期提出的建立心理本体或新感性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人自然化”概念将成为实践美学在新世纪深化发展的一个理论生长点。
注释：
① 关于“自然的人化”概念可以参见李泽厚《美学四讲》、《己卯五说》等著作中有关内容，笔者《论实践美学的自然人化学说》（《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对这一概念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关于“人自然化”这一概念，笔者在2004年北京召开的“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向李泽厚先生提出，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但其内涵有些“飘”，不像“自然的人化”那么明确。李先生表示同意。以后，笔者曾多次跟李泽厚先生探讨这一概念的内涵，在2006年成都召开的“美学与多元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向大会提交了一篇题为《人的自然化与情本体》的英文论文并在会上宣读，但该文后来并未发表，因为它基本上只是个提纲，且笔者当时对于这一概念的内涵依然没有特别清楚的思路。本文是笔者关于这一概念的首篇公开发表的论文。
② 关于“自然的本真化”和都市化生活方式给人带来的影响，参见徐碧辉《和谐社会的美学解读》，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8年第11卷第2期。把环境分为“小环境”和“大环境”，是笔者在这里首次提出来的。
③ 比如《世说新语·赏誉》：“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宛若惊龙。”“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傀若玉山之将崩。”“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等。
④ 《世说新语·言语》：“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⑤ 王建《山居》：“屋在瀑泉西，茅檐下有溪。闭门留野鹿，分食与山鸡。初开洞中路，深处转松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李泽厚．美学四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3]徐碧辉．论实践美学的自然人化学说[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08,(1).
[4]李泽厚．哲学探寻录[C]//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修订本．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5]李泽厚．说天人新义[C]//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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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南茜·埃特考夫（Nancy Etcoff）．漂亮者生存[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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