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中学时代。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学已走下神坛，也还残留着不少“光晕”，我在报刊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这满足了一个成绩差、喜欢胡思乱想的少年的虚荣心。读大学后，我依然不是好学生，热衷搞文艺活动，喝酒玩乐，做小生意，也随性看杂书，写小说和诗歌。我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没有“当作家”的雄心，大多是青春期无病呻吟。我后来在一家大型国企参加工作，辗转多个岗位，吃了不少苦，才真正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升官发财，有诸多不确定因素，认真读书，虽不能大富大贵，但总有所得，精神也变得充实。二十五岁那年，我重回高校，跟随吴义勤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不知不觉，十几年过去了，从青年到中年，我读完博士，留在高校任教，基本是个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从业者，文学创作也写一点，总量不大，以诗歌为主。“青椒”压力很大，我一周上十几节课，在三个校区奔波，寒暑假都出去讲课，为还房贷而努力。白天很忙碌，晚上看书写论文，只能在往返两个多小时的班车上构思诗歌，找机会快速将它们整理出来。诗的体量小，不占时间，适合抒发郁闷情绪。断断续续写了几百首，在天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人生第一本诗集《月光下的石头》。
    人的命运难以捉摸，总会有些偶然因素，潜藏在心底的想法，也会顽强冒出来，改变人生预定的轨道。“成为一名小说家”，当一个有意思的“讲故事的人”，其实一直潜伏在我的灵魂深处。2017年，我从山东调往苏州大学，职称解决后压力小了不少，江苏文学氛围很好，江南迥异于山东的人文地理环境，也不断激活着我的创作灵感。内心的情绪在翻涌，很快我就从学术工作中找到了“突破口”，那就是那些外表沉默，但内部却有极复杂信息的“史料”。史料蕴含着一个时代最原始的细节，它们仿佛是一块块琥珀，将一个个历史瞬间定型，留给后人无数秘密去揣摩。站在一堆史料面前，就仿佛是站在一个个历史瞬间的现场，它把历史敞开来，让我们在那些褶皱之处，看到一个个心灵的喜怒哀乐，体验时代独有的气息。史料其实就蕴含着一个个“未成型”的小说。
    让我首先产生异样感觉的，是一些抗战史料，并据此写了抗战历史小说系列第一篇《中国野人》，抗战后期山东被掳到北海道的劳工的故事。这篇小说中，我着力于打造某种历史氛围感，在真实还原历史情境的过程之中，寻找到有意味的东西，即人面对绝境的孤独和反抗。这个故事很多作家都写过，我想写出些与众不同的感觉。为了写《中国野人》，我仔细测算被掳劳工到日本的行程时间，设身处地想象雪原上发生的生存斗争。小说发表后，很快被转载，产生了一定反响。我有了信心，又一鼓作气，写了二十篇抗战历史故事，关注战争之中日本和中国的普通人，既有士兵、军官，也有厨师、农民等，涉及地域从山东、江苏、浙江到香港、越南等。这些小说后来结集为《猎舌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日本学术界翻译了其中一些作品，为此召开座谈会，还有几位研究者写了评论。
    由抗战史料出发，我有了写长篇小说的想法，经过几年准备，我在南京实地考察，还曾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长驻，最终写出反映南京抗战的长篇小说《石头城》。这部长篇小说中，我凝聚中短篇写作经验，写了一个南京中等家庭在战争中风云流散的创伤性记忆。写这部长篇，其实也有我对类似题材的不满。南京抗战是抗战历史的一部分，凝聚着民族国家的血泪，在以往处理之中，“妓女+传教士”的噱头，往往在浓浓的后殖民色彩中，将我们的民族故事，廉价贩卖给西方读者，在将中国人他者化的目光之中，完成某种暧昧凝视。我试图将《石头城》还给中国人，真正以中国人的视角和体验，讲出一个令我们共鸣的中国故事，小说涉及人物很多，三教九流都有，我力图将故事讲得吸引人，以鲜活的人物和故事，赋予文本更多灵光，不仅让和平时代的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先人们的创伤，也能由此增加民族自信心与勇气——而不是一味恐惧。除了有关抗战历史小说之外，我也试图将目光放在更广阔的背景。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象就是现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同样也在史料的启发下，我对那些研究对象有了写作兴趣。写写作家的故事如何？作家们的史料我是熟悉的。从这个兴趣点出发，我写了短篇小说《“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以《鲁迅全集》有关“真假鲁迅”的一则有意思的故事，展开想象，表现大时代中小知识分子命运沉浮。这之后我又写了郁达夫、戴厚英、张爱玲、王小波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八篇故事。我试图每一篇都寻找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探索文学、时代与死亡的复杂关系。
    常有人问到我选择历史小说作为突破口的原因。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之中，有很多通俗演义性质的历史小说。它们有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但我们很难在这些小说中找到更深层次的意义，及对更多人类生存的思考。就严肃文学而言，中国历史小说，一方面受到正史影响，过于严肃沉闷；另一方面，受到后现代影响，过于强调历史颠覆性。在历史理性基础上，贴近人物心灵，书写历史复杂神秘，展现历史原生态的真实，又书写历史中的人的心灵际遇，给人类的生命体验，留下深刻痕迹。这类历史小说，往往是中国作家不太擅长的。著名历史小说家尤瑟奈尔说过，“历史是人类心灵的殿堂”，它给人的心灵启迪是久远的，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过时。在这方面，我也比较佩服日本作家井上靖。他能做到历史文学的可读性与思想的深刻性的结合。也可以说，虚构与现实的两极，历史小说家能找到一种有效“平衡”方式。中国历史资源非常丰富，将来我还想将关注点放在古代，写几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长篇小说。
    进而言之，在我看来，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摆脱题材的束缚，优秀的作家不仅有言说自我的能力，也要有能言说世界的能力，这种言说能力，就建立在想象与现实之间，历史与当下之间，也建立在语言和事实之间。好的中短篇小说，不仅让人记住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更能表现出作者的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和审美观念。而长篇小说，更是将这种态度和观念，上升到了世界观，通过众多人物和故事，展现出一个令人难忘的审美世界，继而对现实世界，形成有机的反思性与批判性。
    当然，小说的寓言性，也是个充满诱惑，又非常危险的话题。很多作家为追求寓言性，走向了抽象化道路，也远离了复杂社会现实存在，让小说变成某种符号的狂欢。为了避免小说的抽象性，我也尝试写了不少现实生活的小说，后结集为《小陶然》。这些小说，涉及老年人婚恋、网恋、青年回忆、大学校园生活等领域，我不敢说这些尝试是否很成功，但这种对现实的关注，让我时刻保持着对鲜活的现实的感受力，也为下一步的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而现实维度，从来都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方面。一部作品，如果没有了现实批判意识，仅靠精彩曲折故事，难以做到流传深远。虽然我写了很多历史小说，但我并不想因此变成一个象牙塔内的“学者型作家”。作为一个7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的青春记忆和人生体验，很多其实也已变成了历史。我很想将它们表达出来。比如，1997—2002年是我人生的“黄金时代”，我大学毕业，在国企度过了难忘的时光。那里有我宝贵的青春记忆，也有着来自国企大改革时代切肤之痛的人生感受，而我对那个时代留下的很多国企改革文学，也有着诸多的不满意。这种创作冲动，也造就了长篇小说《血色莫扎特》。这部小说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写得非常快，当年很多记忆中的人和事，都涌上了心头。小说出版后，引起了一定反响，也售出了影视版权。我想，有关这个题材我还要再写几部小说。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永远是小说不枯竭的源泉。
    不知不觉，我来到苏州，已过去了七年，我发表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非虚构作品，也获得了一些奖项，得到了很多文学界人士的鼓励，我的文学创作数量，甚至已超过学术研究文章的数量。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即如何平衡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说实话，在这方面，我也比较困惑与割裂，只能保证一年中上半年搞创作，下半年来做研究。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不同，也有相通之处。清代同光体诗人陈衍曾说：“肯并学人与词客，何难出笔雅兼风”，讲的是将学术的理性与创作的感性相结合，但那还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我看来，这二者之间，可能更多需要一种“触类旁通”的灵会。研究的乐趣在于，它带你探索文学世界的秘密，很多是可以言说的东西，还有很多是以苦思冥想为代价，进而拥有了豁然开朗的喜悦，甚至有很多难以言明的东西，要用清晰又丰富的学术语言，将之阐释出来。研究也是“比聪明”的过程，有一种经过思考后的思辨快乐。当然，很多做文学研究的人，早年心里都曾有过一个创作梦想，很多研究者是因为喜欢创作，才慢慢进入文学世界，走入了研究领域。好的文学感悟力与感同身受的代入感，能让研究者拥有更好的艺术直觉，洞察文本内部的秘密。对于创作而言，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感性思维，学术研究的理性思维，也许能起到一个“解压阀”的作用，用理性对感性的冲击不羁形成某种形式的反思和约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身兼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作家很多，只不过是近几十年来，由于大学的学科化和专门化，我们的学者越来越多地被种种考核指标所压抑和制约，难以发挥出创作的热情罢了。
    当然，如今的大学校园，坚持当一个作家，也要牺牲和放弃很多东西。至少现在大学体制内，留给作家的余地并不多。这对我个人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只是想让自己慢下来，和学术体制保持一点距离，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心性，去做一点事。创作是我喜爱的，对于研究而言，我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规划。二者我都会认真去做，但更多是让自己沉潜下来。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的很多职业都受到了挑战，小说创作，似乎也变得暧昧不明。有人说，人工智能写的文学作品，早晚会替代人类大脑创作的文学作品。这在未来也许还是未知数，但文学是与人类发展相伴相生的，只要人类不毁灭，文学诉求就会存在，只不过它在未来有可能不是纸媒形式。这也就提出了一代人的文学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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