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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的传世古书约有115种，这些早期经典各具特色，如《周易》抽象古奥，《尚书》诘屈聱牙，《仪礼》琐细繁赜，《春秋左传》端绪丛冗，《庄子》汪洋辟阖，《楚辞》鸿裁丽雅，不唯语言文字之难，更有六艺、诸子、诗赋等部次之间的性质差异，甚至同一部次之中，由于每种典籍的编纂与形成路径不同，阅读的难度也各有分殊。 在这些典籍中，《史记》篇幅最大，“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余万字，如此鸿篇巨制，无论是初学者入门阅读，还是研究者深度阅读，都存在许多困境。中华书局2023年1月出版的赵生群先生《〈史记〉导论》，共十一章，三十万字，作为一部叙次详明的导读著作，可为不同阶段的《史记》阅读提供诸多佐助，不仅是初学者窥涉《史记》的入门津梁，也是深度精读《史记》的重要参考。  一  司马迁 二 对于深度阅读《史记》，《〈史记〉导论》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指引，以下略举三例。 首先，《史记》五体之中，本纪、世家、列传均为人物传记，三者之间的区分界限是什么？太史公所依据标准是什么？第三章《〈史记〉体例分析》对此有详细的解读。作者认为：“《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三类人物传记，体例严密，自成一格，太史公从实际出发，并不拘泥于帝与不帝、王与不王：天子未必有纪，称纪未必天子；封王的不一定都载世家，世家之‘家’，也并不专指侯王之家。”从这个视角来看《史记》五体的划分，便赋予了解释的张力。 例如，唐代司马贞以为《秦本纪》当降为世家，秦本西戎附庸之君，“岂当以诸侯之邦而与五帝三王同称本纪？”本书作者分析，立《秦本纪》有两个原因，一是推本求源，秦自襄公始立诸侯，逐渐蚕食六国，历经数百年，最终由秦始皇统一天下，将秦列为“本纪”，可对秦并六国的过程“察其终始”；一是欲以此为一时纲纪，《六国年表》载周、秦、魏、韩、赵、楚、燕、齐八国之事，第一栏载周，第二栏载秦，周是天下共主，秦国代表了统一天下的趋势，周亡之后足为天下纲纪者，非秦莫属。 又如，同样都是秦末起义领袖，为何项羽列于本纪，而陈涉列于世家？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天下号令在某人，则某人为本纪，此史公史例也。”作者认为徐氏所论可谓卓见，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项羽、刘邦同时并起，本无不同，项羽推翻了秦王朝，在一定时期内起着天下主宰的作用，列为“本纪”是合乎《史记》体例的。陈涉虽然揭竿而起，但未能左右天下形势，然而他的事业后继有人，至汉高祖终定天下，且为他置守冢三十家于砀，因此列为“世家”。  项羽 再如，孔子无侯王之位，被列于“世家”，历来颇具争议。作者认为《孔子世家》赞语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从实际意义而言，孔子家族，子孙相继，传承有序；从孔子学说传承来看，他所开创的儒学垂范后世，从抽象意义而言，也当列于“世家”。 此外，关于“十表”“八书”的义例，《〈史记〉导论》也多有揭示。《太史公自序》云：“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作者认为八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重要内容，着眼于政治变革，因而偏重于典章制度、文化、经济等专门史的叙述，《史记》八书不设“艺文”等也与此有关。 第二，《史记》标题，名目繁多，人物名称多不统一，章学诚认为是《史记》“义例不纯”，袁枚认为是“随意标题而心无成见”。本书第十章第四节《〈史记〉标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史记》作者为各篇所取的题目，是根据当时各类人物较为通行的名号来名篇的。以此考察《史记》一书中大量看似前后不一致的称名方式，令人茅塞顿开。如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史记》于前三者都以封号名目，唯有信陵君标为《魏公子列传》，为何存在这种差异，前人多置聚讼。作者从《高祖本纪》《魏公子列传》中的记载出发，推断“魏公子”是信陵君汉初流行的称谓。此说允为的论，其实还有更多的证据可资验证，兹再补充两例，如《赵世家》：“八年，平原君如楚请救。还，楚来救，及魏公子无忌亦来救，秦围邯郸乃解。”《白起王翦列传》：“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从这两处记载看，平原君、春申君亦皆称封号，信陵君却用“魏公子”，与《史记》标题的称名方式是一致的，前人以“随意标题论”解读战国四公子称名，殊不可信。 第三，如何看待《史记》与出土文献记载的龃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编纂《史记》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虽然多闻阙疑，甄别去取，但仍存在不少疏误，这是客观事实，然而总体而言，太史公处理史料的态度极为审慎，《史记》是一部文直事核的信史，与出土文献的龃龉之处，要具体分析，不可轻易否定《史记》。如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记载苏秦、张仪事迹与《史记·苏秦列传》《张仪列传》格格不入，前哲多据此怀疑《史记》记载的可靠性。本书作者通过考辨梳理，认为司马迁也曾见过有关苏秦活动的不同史料，而且对此进行了取舍判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不仅不足以否定《史记》的史料价值，反而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  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局部）（图片来源：湖南省博物馆）三 建国以来出版的《史记》导读著作，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教科书式的，如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安平秋、张大可、俞樟华主编的《史记教程》（华文出版社，2002年），张新科《史记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张大可《史记十五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和《史记史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等；二是选本式的，如王伯祥《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韩兆琦主编的《史记赏析集》（巴蜀书社，1988年），陈正宏《史记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三是选篇串讲式的，如《韩兆琦〈史记〉新读》（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王立群读《史记》系列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大象出版社等，2007-2016年陆续出版），陈正宏《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中华书局，2020年）和《血缘——〈史记〉的世家》（中华书局，2021年）等；四是教科书与选本、串讲相结合的，如韩兆琦《史记通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史记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杨照《史记的读法——司马迁的历史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等。《〈史记〉导论》亦属教科书式的导读，与其他著作相比，特色鲜明。 第一，本书最大特色是在发凡起例、推类溯源的考证基础上进行导读。书中的每个章节，均熔铸了作者的考证成果。 靳德峻《史记释例》曾言：“往哲造书，各具厥例。后之读者不达于此，每致扞格，唯例之所在，作者或不自言，一经指出，循是以求，未有不豁然冰释者，此释例之书，后贤所由作也。”历来学者研究《史记》都很重视义例的发掘，然而作为导读著作，占用大量篇幅发凡起例的却较为鲜见。本书第三章《〈史记〉体例分析》、第八章《〈史记〉的书法》、第十章《〈史记〉编纂的几个问题》归纳总结了大量《史记》义例，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这些义例的揭示对于研读《史记》具有举一反三的作用。 除了发凡起例，探索《史记》史源也是本书的重中之重。第四章《〈史记〉的取材》、第五章《〈史记〉与几种主要史籍》、第六章《史料运用与史料价值》，不仅对《史记》称引文献作了全面梳理，还对《史记》取材的《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进行了条分缕析地稽验比较，认为《史记》对诸书的取舍剪裁各有不同，这一结论对于评判《史记》的史料价值尤为关键，也有利于读者理解《史记》与取材文献之间的差异。
第三，从书法义例上升到了史学理论的探索，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史记》一书，全具史公例，不知厥例，何以知史公之史法与史意？不知史公之史法与史意，何以究史公之史学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指出《史记》的创作“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与《史记》书法义例关联紧密，前哲多有论说，作者对《史记》“十二本纪”“八书”体例的分析，对“详变略渐”书法原则的讨论等等，都紧紧抓住“通古今之变”，并认为“通古今之变”这一宗旨决定了司马迁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考察终始本末，综观盛衰变化，这种方法是科学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历史检验。除此而外，本书第九章《史学理论的探索》还专门论述了太史公作史目的与史学功能、《史记》编纂中的真实性原则，书中其他章节关于史学理论的反思与归纳，也比比皆是。 四 《〈史记〉导论》初稿写成于1994年，2006年以《〈史记〉编纂学导论》为题出版，此次出版，“绪论”和部分章节，又作了不少增订。若从“《史记》编纂学导论”的角度审视本书，篇章结构是较为完善的，但若从“《史记》导论”的角度审视本书，尚有一些可供修订的建议。 第一，《史记》的流传讨论较少，本书只在绪论中有扼要概述，正文并未涉及。《史记》三家注、《史记》版本以及历代重要研究成果，对于《史记》阅读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当予以详细介绍。  带有三家注的《史记》 《史记》三家注的合刊，于专业学者而言是个常识，毋庸赘述，但对一般读者而言，恐怕并不熟悉。南朝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集解》成书之初，应该就是《史记》白文夹注本，而《索隐》和《正义》早期都是单行的，不附《史记》原文，遇到需要解释的字词，只标出被释词。到了南宋时期，《史记集解》和《索隐》先合刻在了一起，后来又加入了《史记正义》，三家注本实际上是四部书的集合：《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如果简单比附儒家十三经注疏，那么《史记》白文相当于经文，《集解》相当于注文，《索隐》《正义》都是在《史记集解》基础上撰作的，各自相当一部疏文。若用字母标示，将经文标为A，注文标为B，疏文标为C，那么《索隐》《正义》对应的就是C1和C2，C1、C2不仅注A(《史记》)，也注B（《集解》），两家注本《史记集解索隐》就是A+B+C1，三家注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就是A+B+C1+C2。二家注、三家注的这种结构远比十三经注疏A+B+C的结构复杂，儒家经典的疏文C注解A+B（经文与注文）时行文缜密，会把被注解的内容标记得清清楚楚，A+B+C组合在一起时，能够基本保存疏文旧貌，而C1（《索隐》）和C2（《正义》）注解A+B（《史记集解》）时却相对随意，也没有严格的标记，因此合刊时，就会带来注文之间染杂、淆乱与删落。A+B+C1+C2的结构也可以解释为何三家注中张守节《正义》散佚最多，因为经过二家注、三家注先后合刊，要删去B和C1、C2重复的内容，最易被删减的便是C2。作为经典化的文本，C2纳入最晚，地位不及B（《集解》）与C1（《索隐》），需要删重时首当其冲。 了解三家注的体例，对于读懂《史记》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正文作“蓺五种”，《索隐》释作“艺，种也，树也”，如果不明三家注体例，会疑惑为何正文是“蓺”，而《索隐》被释字是“艺”。这类现象在《史记》三家注中较为常见，有时甚至在注文里找不到与正文对应的的被释词，究其原因，与三家注所依据的正文各有不同相关，如《集解》依据的《史记》作“蓺”，《索隐》依据的《史记》作“艺”，把《集解》和《索隐》合刻一起时，就出现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史记》正文保留“蓺”字，《索隐》里保留“艺”字。 《史记》自汉唐流传至今，经历了写本、刻本两个阶段。目前传世的《史记》古写本和域外旧抄本约有20余件，这些刻本以前的文本形态为《史记》阅读提供了许多重要参考。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出巡，勒石记功，如：“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等等，这些歌功颂德的四言韵文，其中纪年之语“二十有六年”“维二十八年”等都是五个字，南宋洪迈指出“太史公误易之，或后人传写之讹耳”，戴侗认为“非司马子长误易之，则传写之讹也”。通过考察《史记》古写本可知，数目字“二十”“三十”“四十”，古写本中皆用合文“廿”“卅”“卌”，至北宋刻本完全被“二十”“三十”“四十”取代。可以断定，秦始皇刻石中“二十”“三十”“四十”皆当后世传写改易，并非《史记》旧貌。古写本反映的数目字“廿”“卅”“卌”的用字现象，可以得到更多出土文献的佐证，由此也可以归纳出数目字合文用字演变的规律。 本书作者曾提示笔者，《史记》总字数的变化亦或与这类用字变化有关。《太史公自序》记载《史记》“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如今的传世本，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例，经前人统计正文共计572864字，相比司马迁的记载，要多出46364字，除去《史记》一些篇章本身的残缺与续补带来的字数增衍以外，改易数目字合文恐怕也是一个不容易忽视的因素。 随着古籍数字化技术的进步，《史记》各类版本与历代重要研究成果，如今通过网络媒介都可以较为方便地获取，对于深度阅读具有丰富的学术价值，书中宜作提示。 第二，《史记》中一些重要疑难问题，本书中已经揭示不少，但也有所遗漏，比如“倒书”问题。《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分“年代”“大事记”“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五栏，其中“大事记”“相位”“将位”三栏中个别文字与其他文字书写方向相反，被称为“倒书”。《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倒书”出现了将近70条，不明所以的读者甚至以为是《史记》印刷错版。“倒书”的原因，自清代学者汪越以来，言人人殊，近来又有学者结合出土秦汉简牍，作出更加深入的考证，认为“倒书”之文皆可以视为与之对应的正书文字的“背景材料”，或者说是“补充说明”。 第三，关于出土文献与《史记》的关系，本书第六章《史料运用与史料价值》和附录《〈史记〉〈战国纵横家书〉史料价值考论》都有涉及，其实可将这部分析出，另立一章，拓展探讨。首先从文本层面来看，可以扩充出土文献讨论的范围，除了大量简帛文献，还有铜器铭文、玺印、封泥等。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一组衣镜，镜框背板、盖板上写有大量孔子及其弟子生平传记的文字，可与《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自序》对读，甚至在孔子传记文末，还有一段文字与《孔子世家》“太史公曰”的赞语几乎完全一致，这对于研究《史记》的流传也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从文献层面来看，出土文献展现的古书形制、书写习惯等特点，为破解《史记》公案提供了新视角，如上文所述“倒书”问题。  镜框背板拼合图 《史记》一书包罗万象，不同学者因为知识结构与治学旨趣的差异，撰写导读各擅胜场，难能面面俱到。此类著作的编写，有两点基本原则或许可以依循：一是尽量为读者展示阅读《史记》时需要把握的核心问题，一是尽量结合最新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本书虽有尚待完善之处，但就这两点原则来看，整体处理亦谓得当。 五 《〈史记〉导论》不少章节的立论基础都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过，最早可以追溯到发表于《南京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的《司马谈作史考》，这是作者的本科论文，最晚是2022年增补的内容。从时间跨度看，这是一部历时40余年不断完善的著作，是作者近半个世纪围绕《史记》探骊寻珠的心得，读者阅读本书，就像打开了一张《史记》藏宝图，其间珠玑暗藏，琳琅满目，使人应接不暇。 朱子有言：“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居敬持志，将归纳法与演绎法交相为用，正是本书作者阅读《史记》的方法写照，也是读者研习我国早期经典的不二法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