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著名作家毕飞宇迎来60岁生日，正式步入人生的耳顺之年。
与日趋沉郁的生命波潮形成反差的，是他15年磨一剑的最新长篇《欢迎来到人间》所掀起的热议。从百万字底稿中雕刻时代的模样，新作出版以来收获一系列荣誉——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十五大好书、《当代》2023长篇小说五佳、中国小说学会2023年度中国好小说“长篇小说奖”、腾讯读书2023文学原创十大好书，以及荣登2023收获文学奖长篇小说榜……如今在不同的文学场合，外科医生傅睿的故事总能激起人们的探讨。毕飞宇此前的经典作品也在持久的阅读中被反复镀亮。今夏，扬剧版《推拿》紧锣密鼓地排练，细腻传统的四功五法成为盲人表达自我的“拐杖”，一句句唱腔，从极深的黑暗中开凿出人性的光亮。
筱燕秋、玉米、玉秀、端方、吴曼玲、王大夫、金嫣、傅睿……“写什么，取决于谁来敲我的书房。”自1991年以《孤岛》登上当代文坛，毕飞宇始终谛听着人性的低语，悲悯着生命的疼痛。“我来了，我看了，我听了，我写了”，是他对自身在场的宣告与确认。
采访在毕飞宇家楼下的咖啡馆进行。这里是他拥抱芸芸众生与俗世日常的入口，也因此成为铁杆书迷心照不宣的打卡地。可是从哪儿聊起呢？
“就从60岁开始说吧。”毕飞宇的提议有些出乎意料。
喜欢现在的年纪
写什么要看“谁来敲门”
记者：您的六十大寿怎么过的？会对衰老感到恐惧吗？
毕飞宇：我平时不过生日，但早在去年秋天，我上海的朋友就对我说，让我在今年1月18日和太太一起去上海“聚聚”，19日是我的生日，我当然知道这个“聚聚”意味着什么。到了上海之后，一堆朋友们陪着我闲聊，一起吃了晚饭，点了蜡烛，切了蛋糕，唱了生日歌。唱歌的时候，我有点动情，有点要哭的意思，不过我很快就控制住了。我真的很热爱生活、感谢生活，我得到了太多的爱。
我对衰老没有特别的恐惧。不过，我四十岁生日的那天上午有过短暂的伤感——这就四十了？我还在足球场上飞奔呢，这个四十好像是有人强加给我的。不过那时候我正在写《平原》，小说的进程很快替代了我无聊的内心戏。我对六十岁的预备是相当充分的，因为我的朋友大多都退休了。其实，六十岁对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分界意义。要说我的年纪对我的写作有什么影响，那就是我再也不能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了。不过工作五六个小时也挺好，我喜欢我现在的年纪。
记者：您的最新长篇《欢迎来到人间》讲述了优秀的外科医生傅睿走向精神崩溃的故事。这本书距上一部《推拿》整整15年——恰恰是飞速变化的15年。傅睿的故事为何打动您？新作要回应巨变的“当代”，对您有难度吗？
毕飞宇：一位外科医生出现心理问题后，变得像天使一样关心他的病人，这是傅睿的精神悲剧。而文学必须怜惜人，对人怀有一份恻隐。
要让傅睿的故事“来到人间”并不容易。首先面临的困难是医学知识，而我的知识储备并不足以把小说“摁”在医院里，只能推翻重来，把原定的“写医院”改为“写医生”，切入口大大收窄，保证所有的医学细节都是正确的。另一个困难是，这个人物能不能够“立”在当代？这些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快了，每个人的认知都有它的局限，如果有人给你扔过来一个苹果，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你永远也不可能看见一颗飞行的炮弹。这一来你就不能只依赖感知，你还得学会分析，在分析的感召下，你得想象，然后才是表达。
写《欢迎来到人间》的时候，我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巨大的孤独感伴随着我：今天还是“当代”的，也许没几天这个“当代”就靠不住了。但是傅睿比我顽固，他一次又一次来到我的书房，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欲罢不能。对一个作家来说，欲罢不能提供了放弃，也提供了亢奋。有时候我觉得傅睿不值得我这样去付出，可是没过几天我又觉得，错过了傅睿将是我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今天，我终于可以这样说了：《欢迎来到人间》这本书就是我的“当代”，我来了，我看了，我听了，我写了。
记者：“当代”意味着对文学、对作家的召唤。您怎么理解“当代”？您关注的时代棱面是什么？
毕飞宇：“当代”不是时间，它是一种自我认知，一种有关自我的追问与确认。即使我处理的是历史，“写当代”的愿望也从没有放弃——所谓的历史书写表面看来是历史，其实和当下是紧密的，我始终没有放弃现实关怀。但有一点要强调，我只想介入现实，并不妄想概括现实，我不可能去写全人类，我只能写我身边的事情。
时代与文学相互挑战、相互成就，新一代作家已经来到了现场，他们和时代的关系也许比我们更加紧密。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文学必须面对个人。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当你决定写一部小说的时候，你就像站在产科医院的病房门口，你得给新生儿起名字，他/她不可能叫中国人、德国人、毛里求斯人，也不可能叫职业经理人、好人、坏人，他/她只能叫林黛玉、祥林嫂、奥雷良诺和阿伽门农。这就决定了文学的基本性质，即对具体的个人负责。至于人类性、国际性、民族性、时代性，那只能是这个人的派生。你问我最关注的时代棱面是什么，这取决于谁来敲我的书房，谁来敲门，我的棱面就在哪里，我得让他确立。
写作是“深度游”而非“打卡”
关键要让内心保持干净
记者：您对经典的定义是“活着”，回看《推拿》《玉米》《青衣》，您觉得它们“活着”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推拿》《青衣》成功改编的密码？
毕飞宇：一部作品是不是“活着”，要等作家死后才能说，因为活人可以为自己的作品吆喝，只有在没人吆喝的情况下仍然“活着”，那才是经典。
《推拿》《玉米》《青衣》好在哪里，我想还是好在品质，品质和作家的创作心态息息相关。你在写作时如果看重作品带来的实际收益，比如是否畅销、能不能被改编，你往往是可以做到的，但在我的写作中，我基本不做这样的考量，写作时我的内心一直很干净。我没预料它们会取得成功，我也不会剖析它们为什么成功——作家为读者写作，他可以冒犯读者，他最不能干的一件事则是讨好读者。你唯一要做的是让作品深入下去，沿着人物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你要把小说“写干净”——“写干净”就是写透，是“深度游”而不是“打完卡”就走了。
我很高兴自己的作品被改编，但我发誓不再为改编而写作。我也从不参与作品的改编。我常说，改编得成功，光荣归于他们；改编失败了，失败也归于他们。我不参与改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创作时真的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再也无法“进入”了，给我多少钱都不能，唯有新的作品能让我燃起热情。
我想说改编值得欣慰，但作品“活着”的依据不在这里。比起改编，我更希望我的作品经得起课堂分析。课堂分析是残酷的，小说内部的问题会被无限放大，它的每个毛孔都是无比清晰的，唯有经典能经得起这样的审视。
记者：近年来作家“牵手”互联网，推动了所谓的“文学破圈”。您觉得互联网给文学带来了什么？如何看待文学破圈？
毕飞宇：这个话题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太长时间陷入在新作的创作中了，等我写完之后，我对这个世界多少有些陌生：抖音和小红书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可笑的是一本新书出来了怎么宣传，我的经验还停留在以前。它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听不懂编辑部的人在说什么，我觉得他们的许多安排简直莫名其妙。后来我才知道，莫名其妙的人是我，我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留级”了。
90后基本上就是网生代，网络替代了大地、巷口、姑妈和姨父，网络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语言模式。为了与时俱进，我的新书发布会在网上进行，它确实经济、迅捷、方便，一切都是“现在进行时”，不需要重新书写和整理，我却有种彷徨之感。我记得姚明还在NBA打球的时候，一进更衣室就会看数据，这场球他得了多少分，几个篮板，几个助攻，几个盖帽。数据就是他当晚的成绩。那一天我参加了新书发布之后，我吃惊地发现，没有人关心我说什么了，直接就扑数据。多少人围观了？多少人转播了？多少人点赞了？那一天我学会了一件事：在网络时代，你远没有数据重要。
文学破圈的话题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提出——文学不能只写给圈子里的人看。这话我同意，可是，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一个常识：文学不是人类的普遍行为。我是经历过文学的“全民”时期的，就在我的青春期，那是伤痕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应当说，那样的“全民”不是一种常态，它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后遗症。文学是给热爱文学的人看的，你不可能是太阳，把阳光洒到每个人的身上去，最理想的作家一定会与他的读者群建构起亲切的关系，这就足够了。今天，小说哪有手机好玩？但是看十年小说，和刷十年手机，区别一定是巨大的。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滕升智 摄
记者：您当选江苏省作协主席时，曾寄语文学苏军“保持静的力量”。对文学苏军近来的创作有何观察？
毕飞宇：我很不希望别人来“观察”我的写作，推己及人，我自然也不会去“观察”别人。在我们这一代作家中间，有一句话我们几乎从来都不说——“你在写什么呢？”如果你真心关心一个作家，你就去读作品。写作不是隐私，但写作是私密的，作为主席，你得尊重这种私密性。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天算起，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和当时的作协主席没有任何关系，注意，我这不是抱怨，是赞美。作为现任主席，我对我自己也有一个要求是——任何一个作家写出的任何一个作品都必须和我无关，我必须做到这一点。
六十至多“不惑”
要用安静“照亮”未来人生
记者：您喜欢阅读，也很擅长教人阅读，《小说课》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最近在读什么？有什么读书方法？
毕飞宇：最近在读古籍，从《大学》开始读，打算把四书五经过一遍，体会一下古汉语之美，顺便打发下时间，仅此而已。
我花在阅读上的时间确实比较多，一坐下，就习惯性地放本书在膝盖上，读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拿起来的很可能是另外一本。我一直处在阅读的状态之中，不在乎读什么，也没什么目的。我不敢说我的小说越写越好，但我的阅读能力确实越来越强，一本书，40岁之前读和40岁之后读是不一样的，它几乎就不是同一本书。现在，读小说我一般读个三分之一，然后直接跳到结尾，心里就差不多有了数。
《小说课》受到很多好评，销量超30万册，在我的个人销量排行榜中排第二，第一是《推拿》，有60多万册。《小说课》的成功和创意写作学科在中国兴起的时代潮流密不可分，作为南京大学该专业的教师，因为要上课，我必须得有讲稿，于是有了这本书，但这不等于说我就擅长教人阅读。即使在讲台上，我也反反复复强调，我不是提供答案的人，我只是在享受阅读的自由，如果我有什么值得推荐的，也许就是这句话：阅读是自由的。但是，正如自由不意味着为所欲为，阅读当然也有它的门槛，它有高低之分，它有难易之分。读好书能带来什么我不知道，读烂书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堂吉诃德》写得清清楚楚。
记者：这是一个深度媒介化的时代，据说您也一度在克服“手机依赖”，想知道您如何在信息洪流中捍卫个人的主体性，守卫我们对自身生活的“主权”？
毕飞宇：有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在手机没有出现之前，如果一个人老是吹嘘自己，大家会觉得这个人不够体面；有了手机和微信之后，人人都乐于在朋友圈展示自己，给自己打造人设。但我骨子里是个老派的人，不太能接受这些。
我是2015年用手机的，一开始很不适应。用了手机之后我也没有开通微信功能，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只能使用微信。我承认，微信给我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它真的太浪费时间了，尤其是朋友圈。某一天上午，我果断退出了朋友圈，一下子轻松了许多。“退圈”和我个人的天性有关，谈不上捍卫个人的主体性。我只是懒，喜欢安静。现在有一个词很时髦，叫“刷存在感”，我也喜欢“存在感”，可我觉得我的存在感都在安静里，只有安静可以照亮我的人生。
记者：步入耳顺之年，您对生活有怎样的展望？
毕飞宇：好的，那我先来和你谈谈“耳顺”。“耳顺”是老夫子对他自己的人生总结，所谓而立、不惑、知天命，说的都是他自己。可是你别忘了，夫子是圣人，我可不是。我60岁的心智能达到老夫子的40岁就不错了。换句话说，我最多也就是“不惑”。所谓“不惑”，我所希望的是不要被自己所迷惑。截至今天，作为一个人，我做得最多的事情是什么？答案无比清晰，读，还有写。这就是我的两条腿，我靠这两条腿走到现在的。可以说，读和写就是我一生的基本内容。这一来就简单多了，我只要继续读下去、写下去就可以。我希望我在未来的岁月是这样的，尽最大的可能克制证明自我的念头。不是因为我已经证明了自己我才不需要证明，只有愚蠢需要证明，其他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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