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现代记忆，以什么为主线？人？土地？文化或者政治？关于现代乡土小说的发展已是文学史常识，无须赘述。倒是何以有如此之状况，依旧值得一问。
历史记忆的装置有很多种，博物馆，建筑，雕塑，影视，还有文字、图片和人自身。对于中国近现代史，满目疮痍的土地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记忆。尤其是解放前土改，建国后合作化，新时期土地家庭承包，1990年代以来新型农庄，这一分分合合的过程，土地，是时代变迁和社会动荡的忠实记录者。
乡土小说中的土地情结来自于历史文化扭结的核心，静态的稳定性和自足性，动态的破坏性和承袭性，交替呈现。乡土小说一直以来都是有根的写作。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地域文化，乡土文化，叠加在一起，积淀为有形无形的影响。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这种乡土性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血脉中，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本质上说它是一个“农业老家”。[1]土的传统和士的传统，是考察中国国民性最重要的两大视角。乡土写作是“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都移在纸上”[2]土地，不用回眸，就能照见历史的来时路。
《老大》是王方晨在台湾秀威和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新作。在这部小说里，王方晨给了中国乡村更广阔的时空架构，核桃园诗意不在，然而历史的浓重阴影，依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逶迤前行的清晰轨迹。作者将乡土诗学与历史诗学合二为一，在个人命运的纵向上，展开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横断面，探究乡土社会缓慢向前的内在动力和自我瓦解的破坏力，以此为坐标，考察土地、文化、历史和命运，对于人的生存的影响。小说中历史维度、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以及日常生活叙事纵横交织，在城市化写作日益喧嚣的当下，王方晨对土地书写的执着，对发掘国民性幽暗的犀利，显得颇有些另类。
乡村社会的秩序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又是如何被打破的？从传统的族长，到现代的村长，从文化专制，到政治专制，再到经济专制，被宰制的人的生存，如何获得解放？一场大火，带出了宿命的味道，然而轮回和摧毁肯定不是答案，老大不在了，乡村也依然笼罩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权力是拧紧乡村秩序的铁腕，资本则是摧毁传统乡土中国固有形态的最后一根稻草。经由新文学传统建构起来的那个历史的中国，在后现代的中国叙事中几乎被消解殆尽。
王方晨面对乡村政治和乡土文化的巨大失败，不肯在时代的欲望面前后退，也不肯以想象的乌托邦建构纸上的原乡，他的基于土地反思的现实主义表达，在文化意义上，算得上腹背受敌了。这种固执的文化立场，显然对于今天的中国乡村书写，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一、回望：个人传奇与历史册页
文学是历史记忆的特殊空间，其中，个人伤痕与公共记忆，往往互为表里。《老大》体现了乡村历史与文化的视野拓展，在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思考，人文和日常生存的观照中，考察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缺失。
王方晨思考的基点是，家族与村庄、人性与秩序，传统与现实的消长。他表面上专注于一个人的命运史，目光却在打量几千年乡土中国最幽暗深邃的不知名之处。这种在历史中形成的整体文化记忆，带有家族历史与文化空间想象的双重审美倾向。
哈布瓦赫认为，心智是在社会的压力下重建它的记忆，这其实是人们对社会的一种逃离：“对过去的崇拜，没有使人们的心灵与社会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将它们彼此分离，没有比这更违背社会利益的了。”[3]不过，对于个人而言，指向过去的记忆营造，带有心灵乌托邦的色彩，与指向未来的理想乌托邦形成建构意义上的回应。
1980年代我们怀念五四，1990年代我们怀念80年代，现在我们怀念民国。这种怀念既是一种历史记忆，也是一种文化想象。回到土地书写，中国乡土文学有个大传统，包含着乡土文化的反思与重构，这里面，有个人记忆、家族记忆、族群记忆等不同层面的文化投射。当然，反向的回溯往往意味着正向的眺望，乡土，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背负的历史，还是每一个时代都要直面的现实。山东乡土写作有自身传统。大传统是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和理想主义的终极性，是以乡土为文化的对应物，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之魂系于土地之上。山东乡土写作是承继五四乡土叙事传统保持至今的孤独者，无论是张炜的田园理想主义，还是尤凤伟、赵德发、张继、王方晨等人的乡土现实主义，历史理性、人文理性，启蒙理性立场，都很鲜明。这里面就涉及到齐鲁文化自身的传统。齐鲁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五四有着鲜明的反传统文化立场。那么，山东乡土文学传统的思想主线和基本立足点究竟是什么？李泽厚认为，转换性创造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出路，这里面有对传统文化根基的体认，也有对现代文化转型的梳理。齐鲁文化同样正在经历当代转型，在这一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的山东乡土小说创作，既体现了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精神追求，也包含文化保守主义的自然乌托邦诉求，还有现实批判基础上的道路探求。共同的支点是理想主义，也可以说，齐鲁作家的乡土写作有着相近的文化立场和道德理想主义情怀。
王方晨的乡土写作，既继承了鲁迅的批判性思想资源，也包含着赵树理的回归性民间资源。是个人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心灵轨迹的忠实记录，也是大时代共同记忆的一面镜子。有学者说，赵树理是站在村庄看世界，鲁迅是站在世界看村庄。换个角度看，我觉得赵树理呈现的是生活经验型的乡村，是身心俱在；鲁迅是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乡村，是去国离乡的批判。王方晨选择了中间位置，这是一种历史观和世界观的自觉，是知识分子站在民间立场的平视，比赵树理的视点要稍远一些，多了一份理性的审视；比鲁迅的大历史和世界性坐标要更靠近温热的土地，多了一份感性的投入。当然，并不是说王方晨比鲁迅和赵树理更了解中国的农村，应该说，他是在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书写乡村。面对乡村世界，童年的记忆，土地上的艰辛，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情感记忆；文化的瓦解和制度的腐烂，给了他反省乡村政治，思索乡村生活的勇气和方向。房伟认为，王方晨是一个冷静的人性探寻者。他清澈的目光和睿智的思考，挽留着那些正在消失的乡土中国的重重镜像，拷问着现代中国转型的种种世态人心，他以简约却富“内爆力”的语言诗学，悲悯的情怀与巨大的想象力，赋予了中国文学新的可能性的探索。[4]这段话，准确地概括了王方晨艺术世界的独特性。
《老大》从庄稼祥和父亲逃离核桃园写起。这是小说中乡村与都市分裂的开端。建国以来，经过几次运动，中国在政治上高度整一，经济发展模式单一，文化意识形态单一，基本上不存在明显的裂隙。真正的分化始自商品经济提速。资本的介入，改变了政权一体化的社会格局，国家和社会开始分化，社会内部政治身份淡化，依照经济地位重新组合，社会各阶层身份逐渐明晰，形成了新的格局。而城乡分化与融合的过程，始终与土地、土地变革有关。对土地的质疑和追问，是一种对历史和时代，对生活和记忆的追问。土地，留给我们的是怀念，还是伤害？庄稼祥的回忆，基本限于自己的家庭生活，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遭遇袁广田的威胁，面对镰伯的追问，最后和父亲逃离乡村。在《论集体记忆》中，哈布瓦赫首先试图回答一个问题：社会为何需要记忆？首先，社会自身总是让身处其中的个人产生一种幻象：似乎今天的世界和过去的世界相比，总有些莫名的不完满。哈布瓦赫提到，希腊的哲学家们并不是把世界的末日看作黄金时代，相反，他们认为世界的开始才是最美好的。许多普通人也使自己相信，和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相比，现今的生活似乎有一种莫名的缺失感和沉重的压抑感。社会之所以需要记忆，是因为记忆赋予社会的“过去”一种历史的魅力，把最美好、神圣的事物贮存在与现今相对的另一个维度里。庄稼祥的成长履历谈不上有多么美好，多年以后的回忆，也算不上对现实不满的逃避，作者以这个私生子的个人记忆作为小说开篇，显然是有着他的特殊用意的。现代中国，既笼罩在乡土中国历史的阴影里，又摆脱不了他者文化影响的焦虑，这种文化天平上的摇摆状态，与身份不明的庄稼祥，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
庄稼祥面对的问题，其实也是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个哲学问题，如果以此暗示一个村庄的兴衰，反观一个民族的历史，那么，被遗弃和主动抛弃，就更像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共谋。庄稼祥所感受到的迷惑和失重感，包围着有限的人生世界，武力解决不了问题，无论是别人对他施加的暴力，还是他与这个世界的各种冲突，都无法带给他真正的归宿感。这是一个出身不明，去向未知的人。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民族隐喻。他乡终究是异乡，没有退路，那些虚幻的乡愁，被王方晨束之高阁。祭祖、饥饿和战争，是庄稼祥、庄道潜和庄至行记忆和复述的历史主体。镰伯的力量来自于土地的维护和背叛。这个村长，大作坊主，最早抓住社会变革脉搏，成为核桃园经济命脉。他的财富，形成了新的权力重心。从政治轴心时代，到经济轴心时代，镰伯的社会地位始终不变，他通过个人的威望树立起一种绝对权威，没有人挑衅他，他在核桃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他的参与，大大小小的村干部任何事都不敢自作主张。番薯开花预示灾变，老族长根儿爷出面，要想拯救村子，必须祭祖。然后是修家谱，修祠堂，镰伯反对，根儿爷败退，甚至恳请镰伯出任族长。第二年的祭祖非常虔诚，真正让村人弯腰的，并不是祖先的在天之灵，而是大作坊的主人镰伯，这个隐身在神坛后面的人，冷眼看乡村社会的生死存亡。镰伯和庄稼祥，这一对父子，从未相认，彼此隔绝，一个以出逃的方式，把混沌的历史抛掷身后；一个以征服的方式，改写了一个村庄的历史。离开核桃园，离开土地的庄稼祥，在城市中，工作，结婚，却没有根，他的根也不在核桃园，没有后代不过是显文本，“我是在自己身上绝了的”，这句话有多重隐文本含义。绝望，断绝，指向个人与外界的关联，是当下与历史的裂痕；是追问悬置的乡村，向何处去。
作家是社会记忆的参与者和记录者，而且多半站在民间记忆的立场。《老大》中，关于饥荒的记忆，关于战争的记忆，关于文革、知青的记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记忆，这些是大历史，个人的情感、家庭、婚姻是小历史，二者缠绕在一起，以个体记忆丰富集体记忆。民间记忆与官方记忆往往有着不同的视角，在一些情况下，其表现为大众和精英的区分，抑或所谓国家视野和民间视野的对立立场。小说往往以虚构的方式，接近真实，甚至比史书更具有历史现场感。那么，是否意识形态的影响，会改写集体记忆呢？我们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不难看到，历史是以革命史的方式写就的，从土改，到合作化，个人被异化成历史的字符。当然，个人的经历我们也不是完全看不到，遮蔽只是一部分，赵树理小说中的潜文本就是对那个时代的质疑。总体上，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有内在的同构性，是主观上的集体感强化了个人之间的共通性。雷颐认为：在历史叙述中，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构成了一对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5]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个体叙事抑或私人叙事作为对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的一种“补充、修复、矫正和保存”，有着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尽管从外观看起来，“宏大叙事”居于强势地位，似乎给人一种强迫性，但并不必然构成对“私人叙事”的“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二者可以同时存在，或对立或区别，或两种叙事根本就是同一的。作家超越这种先验的差异，抑或模糊个体记忆或集体记忆的鸿沟，个人的过去甚至可以构造成为一个集体的过去，镰伯的成长史，是村人共同见证的，个人记忆反而掺杂太多主观想象，集体记忆修复了个体记忆的不足、局限和偏颇。
哈布瓦赫认为，“对同一个事实的记忆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之中，而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同时，“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6]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来说，我们记住的往往是大历史，是剧烈的时代变迁给了我们考察历史和观察现实的坐标系，给了个体记忆的大致框架。乡土中国的土地和历史是纠结在一起的，没有作家可以超越这个维度，单纯地去写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故事，所有农民的命运，也意味着乡土中国的命运，在乡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乡土小说呈现出集体记忆的巨大惯性，然而作家还是要赋予个体记忆以不可取代的意义，真正好的作品首先是鲜明的个体命运，个体记忆，在个体背后有一个整体的维度，历史渗透在个体生活之中。乡土小说行进在乡土中国的文化腹地，一方面讲述旧传统的消亡，一方面重建新生活的体系，展示个人痛苦，隐藏时代的伤痕，或者刚好相反。正如王德威在《回忆的暗巷，历史的迷夜》一文中的叙述：任何“重述”创痕、“重启”回忆的努力，都只能以片断的、裂散的方式，显现这努力本身的局限性……然而我们不断地写，是因为我们写不完全那伤痕；我们不断地追忆，是因为我们再也忘不掉，却又记不起那过去。[7]
二、反思：乡村政治与宗法异变
小说不负责探讨社会问题，尤其不负责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我们仍旧期待作家更关注现实，并且在对历史和时代的书写中，努力超越表象，寻找世界和生活的本质。建国以来，对社会结构的改造首先从农村开始，自上而下大一统的格局，瓦解了乡村自治的基础。杨海坤在《乡村自治的历史根源、现实问题与前景展望》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乡村社会里存在着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士绅阶层和宗族势力，以及以宗族为基础、以士绅为纽带而形成的保甲制度，是维系中国乡村自治三大基石。[8]乡绅阶层往往起着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一科举制度造就的民间精英阶层，作为传统社会的中间环节，居于庙堂和江湖之间，是沟通统治者与人民的桥梁。传统法度是皇权不下县，乡村基本依靠乡绅和宗族治理，教化民众、承担赋税、维持治安和平衡乡村社会结构。乡绅与宗族力量多有重合，构成与皇权大一统相互动的地方自治基础。我们现在所说的乡村政治文化，是指一种富有传统中国乡村文化特色的建构与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生活观念与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概括来说，乡村政治文化主要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崇尚权力与权威，强势权力、民间权威与分化的、服从的、孤独的个人相互依存构成权力运行的基本结构；抹杀个人的主体性，以某种虚幻的集体利益替代个人独立思考，造成人们精神上的苟且偷安，封闭自守；在日常生活和文化观念上保持一种原始神话式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模糊个别与整体的界线，把个别等同于整体。”[9]
《老大》为我们揭示了乡村秩序的变迁和权力的异化。核桃园，庄家，镰伯三位一体，是乡土中国民间政治文化体系的缩影。一个鲁西南的小村子，带有浓重的传统文化烙印，又在时代大风浪中经受了政治经济浪潮的洗礼，作品涉及到的解放战争、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饥荒“瓜菜代”、文革动乱、知青下乡、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基本没有正面去呈现，而是以镰伯为核心的核桃园恩怨情仇爱恨悲欢为主线，镰伯成为核桃园名副其实的老大，不仅因为他是村主任，而且在经济大潮袭来时，他又成了资本专制时代的带头人。政治经济大权独揽，使之与代表封建宗法家族文化的根儿爷“宗族权威”一次次明争暗斗，终获全胜。这种政治和权力的较量在《老大》中呈现出彼此印证的效果。王方晨的现实关怀，体现在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者，还是一个思想者。他在思考，探寻方向和出路。对于乡村政治、乡村历史和乡村文化，农民的生存、心理和命运，他无一例外地有所追问。小说中表现为土地与历史的互文性，镰伯的一生不乏传奇色彩，其命运里的浓重暗影，被一次大火映照，格外惨烈。尤其是对丫丫和李麦的报复，都带有冒犯禁忌的意味。丫丫爱的是庄道潜，但是镰伯强暴了她，这个准乱伦的故事里，有着阴郁的暴力。知青太白爱上了李麦，镰伯疯狂报复。最后李麦死了，太白也死了。镰伯的报复方式是羞辱和践踏这两个人的尊严。在这里，性与权力纠结在一起，背后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阴影，是历史宿命的焦虑。这种焦灼感投射在丫丫、李麦、灵草和芒妹身上，这几个女子，在爱的想往中，被现实生活一一埋葬。镰伯是乡村权力的异化，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农民，在他身上流淌着的是传统民间文化的血液，这种“土皇帝”的身份蜕变，显示了以封建宗法文化为基础的乡村政治传统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变异。小说以老大一生奋斗史为主线，展开的庄姓家族变迁和动荡，以及外来者的遭遇，灵草，金元，袁广田，知青太白等人的人生历程，尤其是知青群体的内在分化，同样暗含着历史的见证和反思。在这片土地上上演的恩怨情仇，是土地的悲剧，也是人性的悲剧。从根儿爷，到镰伯，再到庄稼祥，这是三代农民人生道路的浓缩。
镰伯的父亲庄至桓在战争中一去不回，母亲灵草当年是逃婚出来的，出身城里的中医之家，原本爱着药店的伙计，最终那个人假扮货郎带走了她，丢下了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幼小的镰伯成了孤儿。镰伯长大后认为是庄至行害死了父亲，要把庄至行烧死。丫丫是镰伯与庄至行博弈的第一个棋子，也是他报复这个世界的第一个牺牲品。镰伯和庄道潜争夺老村长庄至行的女儿丫丫，并非出自爱，而是因为权力，他要树立自己的权威。镰伯强奸了丫丫，丫丫死也不嫁给他，生下庄稼祥后跳河死了，这是镰伯的胜利，也是他的失败，加剧了他性格的分裂。因为父亲的死，孤儿的镰伯，从小拒绝与人交流，阴沉沉的报复着周围的一切，权力是他证明自己的武器。作为新乡绅代表，镰伯身上具有文化双重性，包括国民性中的宗法观念，类似于传统乡绅的封建家长地位，而且在基层权力体制中部分地再现了传统乡绅的社会角色。等到他辞了村主任的职务，凭借大作坊主的身份，他仍然具有绝对的权威，并且成为基层政权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通过政治权力和民间权威的结合，决定着核桃园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甚至依然对人的精神世界有着巨大的笼罩。尤其是凭借商品社会建立起权力集中的家族式、宗法式统治，使核桃园成为一个独立王国。一方面，核桃园的执政者拥有基层干部与民间权威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乡土文化的结构，民间力量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宗法社会的负面因素，加上经济大潮中泛滥的物欲权欲结合，给了乡村政治畸形的发展空间，公权力和私权力共谋，民众盲从，从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局限。乡村政治生态的恶化，因素很多，王方晨以虚构的方式，接近历史的真实，探索历史的禁区，尤其是乡村政治的暗区。对新时期农村社会现状的探索和思考中，当代“新乡绅”的概念逐渐浮现于研究者的视阈。政治学范畴中的“新乡绅”指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掌握农村一部分经济、政治资源，参与社会管理的富裕农民，由于他们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与传统的乡绅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逐渐被称为‘新乡绅”。这一概念更多是从经济意义上呈现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然而，传统乡绅社会身份的构成并不仅仅在于经济能力，也来自他们在宗族、道德、文化、政治上的强势地位，这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10]新时期小说对“新乡绅”形象的塑造，体现出作家对农村体制改革的焦虑。社会转型期的乡土文化和权力体制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正因为如此，乡土中国不得不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蹒跚前行。[11]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现象非常复杂。从政治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皇权止于县，广大乡村普遍体现着宗法社会的鲜明特征，乡村自治的基础是宗族，祠堂，祭祖，族规，秩序井然，按血缘辈分划分等级，由族长、家长利用族规、家规对村落事务加以管理，对民众加以控制，推行儒家学说，倡导封建道德。从经济角度看，小农经济是宗族势力赖以存在的基础，由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具有天然的分散性和封闭性，社会化程度低下，因此宗族组织很容易在作为国家行政区划末梢的乡村地区获得生存空间。从文化角度看，以家庭、宗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确立于西周，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宗法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其心理影响往往深深扎根于人们头脑之中，在人们的社会行为中内在地、隐蔽地发挥作用。宗法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成为一种适应小农经济形态的较为完善的文化传统，它包含着血缘性、等级性、礼俗性、聚居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保守性等特质，但它与当时传统社会基本契合，能基本满足当时历史条件下调整乡村社会关系及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要求。[12]
作为一个虚构的村庄，核桃园经历了风风雨雨，从传统乡村到现代乡村，失落的东西很多，道路依然模糊，就如同芒妹最终还是看到了生命里那场大火，也许，大作坊再次焚毁已经成了某种寓言。历史循环难以突破，而时间一路向前。乡村生活依旧笼罩在权力的阴影里，冲突和裂隙日益尖锐，像庄稼祥这样走出去的年轻人，不会再回来，金元这种不在固有秩序里的流浪汉，永远是乡村的边缘人。生存的稳定秩序来自于惯性，中国乡村政治生态的“体制性”与“民间性”，两者既存在冲突，但更可能形成同构同谋的关系，由此维系乡村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对于小说家来说，一旦开始具体时空坐标上的虚构，就必然处于故事与历史的纠缠中：故事虚构中可以有历史，历史事实不存在虚构。马尔克斯等人的成功表明：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表面看来，乡村生活与国家的革命政治之间干系不大，但事实却是乡村总逃不脱政治生态的两个层面：体制性与民间性。”[13]无论是在核桃园，在大作坊，还是在家庭生活中，权力的阴影无所不在，深刻的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老大》中，根儿爷代表传统宗族力量，而镰伯则是新乡绅的代表，袁广田身上基本看不到任何传统文化的烙印，而且作为外来者，庄姓家族之外的强行介入者，袁广田是新型乡村干部的典型。他烧死了镰伯，毁掉了大作坊，逼疯了芒妹，作为凝固化的乡村的挑战者和破坏者，袁广田身上体现了复杂的人性和社会性。他是新型权力的代言人，某种意义上也是乡土中国最后的掘墓人。
三、梳理：悲剧之源与乡土寓言
古老的乡土中国，在传统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下，文化空间具有自身的稳定性、凝固性和惰性，以宗族文化为根基的乡土文化是一种与官方文化、主流文化、高雅文化、都市文化等文化类型相对而言的，具有民间性、非正统性、地域性、通俗性、边缘性的文化，是一种打上了深深的农耕印记、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的文化。[14]鲁迅《呐喊》《彷徨》中的乡村，是世界眼光里的文化象征，是民族心性的集中展示，所以鲁迅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向传统文化寻找病根，探求出路的文化姿态，而且有着西化、现代化的大文化背景。及至赵树理时代，政治文化取代了传统文化，也拒绝了西方文化，革命文化、政治文化成为民众生存的大背景，小说人物往往被符号化和工具化。赵树理把人放在生活里写，避免了同时代人的局限性，以民间立场沉湎于乡村文化趣味，丰富的日常性和生活的饱满抵消了一部分意识形态的制约，尤其是他对乡村建设有自己的冷峻眼光，潜隐的乌托邦理想让他的文字更具人文情怀。鲁迅的乡村考察来自于文化启蒙设想，赵树理的乡村观察来自于日常生活感受。王方晨对乡村政治的批判，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对个体命运的透视，大体上是现实主义的直面，也常以寓言化的方式表达。
谢有顺指出，中国小说有土地与历史两大叙事情结，新乡土小说叙事视角始终在城乡之间徘徊，核桃园是乡土社会的文化隐喻和现实缩影。庄稼祥是核桃园的叛逃者，当他在大都市无根可依时，他成了双重的异乡人。对乡土文化的自我拆解，外在的冲击往往只是一种表象，从内部分裂出一种更坚决的背叛和拒斥，才是最根本的力量。从一部小说认识一个民族，奈保尔给我们做出了示范。对年轻的奈保尔来说，印度远离自己的生活经验，缺乏真实感，只是一个虚悬在时间中的国家。那么，中国作家笔下的乡土中国，是不是真实的呢？我们习惯了在宏大的、史诗化的乡土叙事中，感受历史化的中国，比如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而对正处于剧变中的现实乡村的书写，写作者们显然就没那么顺手了。很多当代作家并不擅长社会分析的笔法，也缺乏这种理性观照的耐心，乡土中国变成了想象的虚构，当然，《老大》虽无《古船》和《古炉》的沉郁，不过，王方晨的小说叙事却有种内爆力。小说中的命运感，以及挑战荒诞命运的执着，看得出作者对于生活的独特理解。为了生活，父亲连夜贩鱼。炎热夏季棉田里的人虫大战。一幅绝望的生活图景。镰伯的死，芒妹的疯，都带有抽象的文化隐喻意味，报复，绝望，自戕，宿命论的因果循环。根儿爷是宗族文化的代表。他以祭祖、修祠堂等方式，试图固守民间文化，及乡村社会的传统秩序，然而在老大的冲击之下，已经没有人再相信这些封建迷信了，大家更喜欢老大的新秩序。镰伯是新农民的当家人。这个阴郁的孤儿有着变形的权力欲望，他渴望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渴望改变他人的命运。他的身上背负的是现代乡村的历史。袁广田和他本质上是一类人，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及手段，这些看起来是乡村发展的带头人，其实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内在的破坏力量。作为核桃园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研究生，庄稼祥是核桃园文化的异己者。他把城市生活推进到沉寂的核桃园，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版图，以崭新的方式，给乡村生活一个镜像。在文化意义上，这个出走者，是土地的终极守望者。
乡土寻根具有深刻的文化社会学意义。作为历史的册页，体现了一个民族自我疗救的努力。具体化、复杂化、细碎化的民族文化之根，是以什么方式生长的？小说家为自己的作品设置一个历史的维度，这多半是传统的影响力和文化的自觉，谢有顺说：小说和历史，是两个世界，不能重合，但有时小说也起着历史教化的作用。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的。鲁迅曾说过，“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15]这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深切观察。小说和戏文中的历史，不是历史的正大仙容，而是别册，是以呼吸和韵律记载历史的起承转合。谢有顺认为：小说是生命与历史的同构，借由小说的书写，当下、此时可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也能成为永恒的历史景观。[16]谢有顺这话说得有一定道理。如果我们说，赵树理呈现的是农民生活的真实性。鲁迅则主要展示农民灵魂的真实性。赵树理的乡村是一个更日常化的世界，以政权与土地为轴心，乡村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从土改，到合作化，经济形态的变迁，农民生活和心灵世界的动荡，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深刻烙印。而鲁迅则选择了历史的视角，历史理性超越了价值理性，在启蒙理性的主旨之下，面对宏大的时代转型及文化裂变，表达批判和疗救的努力。王方晨自觉继承了思想启蒙的传统，对于改造人心有着一贯的坚持，他以塔镇为中心，以樱桃园和核桃园为乡村缩影，呈现农民和乡村面临的制度危机、道德危机，乡土文化和农民精神的危机。追问形成这种精神危机的历史动因和文化背景。一方面是社会生活转型，发展经济给核桃园带来新的冲击；另一方面，以袁广田为代表的新农民离开土地，以钱权交易的方式坐上了副镇长的位子，商业社会并没有给乡土中国注入现代化的新鲜血液，资本专制与私权结合在一起，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力量，袁广田比镰伯走的更远，更缺少人性，更疯狂。乡村社会缺乏自我更新力量，在旧家族的沦陷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看客和帮凶，芒妹的悲剧是中国乡土的悲剧，是乡村人生不幸的集中表现。文化转型比之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转型，都来得艰难而缓慢，乡土中国的困境最终表现为文化的困境和伦理的危机。
总之，在今天的中国，写作，尤其是乡土写作，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尽管充斥着我们视野的是大量的乡村题材，然而真正触摸到农民命运本质，以及乡村发展现实的，太少。土地的悲歌，现实的压力，信仰的荒芜，多以恩怨悲欢的背景存在，很难触及到乡村世界的内核。
改革之初，强调效率，追求发展；后来强调公平，追求正义；新世纪以来，农村问题伴随着全社会的贫富分化，变得日益严峻。王方晨的写作，从乡村政治反思层面看，意义无可取代。他的写作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思想质地，批判与反思之外，孤独的逃离者形象使之形成悲情风格。对土地、乡村、大自然的共同记忆，往往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与童年，广阔世界相连的记忆，是诗意的，感性的；一部分是劳作，枯燥乏味艰辛痛苦，是真实而又严酷的。
王方晨站在大地上，冷静地记述土地上那些曾经和正在发生的故事，作为乡土中国的守夜人，他为我们带来了关于社会生活和生命存在的独特思考。
注释：
[1]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l页。
[2]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246页。
[3]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4] 王方晨：《老大》台湾秀威出版社。2011年版，封底房伟的推荐语。
[5] 雷颐：《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读书》，1997年6期。
[6]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3－94页，
[7] 王德威：《回忆的暗巷，历史的迷夜》。杨照《暗巷迷夜》书序。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8] 杨海坤：《乡村自治的历史根源、现实问题与前景展望》。《江淮论坛》，2010年3期。
[9] 李少咏：《乡村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4期。
[10] 刘 畅：《乡村政治文化的嬗变—新时期小说中的当代“新乡绅”形象》。《南方文坛》，2010年6期。
[11] 刘 畅：《乡村政治文化的嬗变-新时期小说中的当代“新乡绅”形象》《南方文坛》，2010年6期。
[12] 杨海坤：《乡村自治的历史根源、现实问题与前景展望》。《江淮论坛》，2010年3期。
[13] 陈树萍：《乡村政治生态的体制性与民间性以《玉米》、《平原》为中心的“王家庄”叙事之考察》。《山西师大学报》，2011年7期。
[14] 李少咏：《乡村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理论与创作》，2007年4期。
[16] 谢有顺：《小说是活着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