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以来，信息和传播媒介的发展让“时空压缩”成为势不可挡的未来趋势，各个领域的研究也愈加重视空间的问题。艺术家们更是将空间形式融进了诗歌、小说和绘画等艺术创作中。弋舟作为中国先锋写作的代表作家，也一直努力于探索多维度的时空表达方式。他将空间维度作为时间表达的前置条件，将空间意识植入读者的感知中，让他们去感受不同时空下人们如何面对自我，如何实现与世界和解，与自我和解。
弋舟自称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然而恰恰是这种寄居于他乡的无力感成为他对于城与人关系的叙事动力，同时也让“兰城”成为他的“文学原乡”。弋舟以此作为叙事坐标并向外辐射，通过自己的超现实书写实现了不同个体与不同时空的并置，为读者呈现了生活的繁复丰盈，更展现了生活本身的晦涩、艰辛与玄奥，并深度挖掘出生活在城市中的众多个体灵魂深处的隐疾。
一
神圣空间
文学叙事需在时空中实现，在某段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时空包括了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而其中的空间场景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作为小说的情节结构要素而必不可少，而且其本身往往也具有特殊的意味。”（1）“对于普通人来说，空间意味着‘均质’和广延；但对于宗教徒来说，某些空间由于它的特殊性而被赋予了‘神圣’的特性”，（2）宗教学上把这种空间叫作“神圣空间”。其实在世俗空间和意念空间中，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会因为作者意识的介入而具有“神圣”的性质。这些“神圣空间”会随着岁月的沉淀而让人刻骨铭心、魂牵梦绕，甚至可能产生巨大的爆发力，从而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信仰。而这种情感的强烈程度也直接控制了叙事的节奏，推动了叙事的发展。
随着全球工业化的实现，城市空间逐渐成为和现代人的物质生产、精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常规“位所”。然而城市往往意味着理性和秩序，是为满足某种集体意志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空间。因此，在城市空间演化的背后，往往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力量。因此当城市不能观照个体感受的时候，个体和城市就必然会出现隔阂，城市中的个体也终将对这种秩序提出挑战，甚至通过“逃离”去寻找自己内心的“神圣空间”。弋舟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就将“神圣空间”的隐喻性和象征性用看似简单的故事和精湛的写作技巧呈现出来，更对喧嚣都市中个体灵魂深处的模糊向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在《如在水底，如在空中》里，读者印象最深的就是主人公对冶木峡近乎痴迷的眷恋，因为冶木峡象征着对于重获往日美好的憧憬和期待，是让人魂牵梦绕的“神圣空间”。18年前，几个年轻人曾共赴此地举行了特别的成人礼；18年后，已经移民的汪泉不知身在何处，因此她的形象便不会因为岁月的消磨而失去往日的美好，而是永远和冶木峡一道“封印”在“神圣”的永恒里。人与空间的共同作用也就更加肯定了冶木峡的“神圣性”，也因此成为人物发生空间位移的根本原因。
蒲唯和程小伟在城市空间里体会到的是理性和秩序带给人的隐忍与煎熬，让人无力抵抗而只能承受着生活的磨难并负重前行。作者让两人的意识变成一支利箭穿透寻常岁月的点点滴滴，并最终推动两人故地重游去完成他们的寻梦之旅。但是18年的时间让曾经的“神圣空间”因为人的干预而变得社会化与商业化，进山的路被湖泊阻断，也让寻找曾经美好的心愿变得更加虚幻与艰难。两人的身心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在满是暗流和旋涡的水底寻觅希望，看似为了寻找汪泉的那封“神秘”的信，而真正的动因是宁可在这个空气清新的“神圣空间”里铤而走险深入水底，也要试图将曾经重要的东西重新攥在手心，对生命中有意之物进行再次确认与重置，更要让这份收获在两个中年人庸常的生活中成为可以指引他们前行的那道圣光。
《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的天通苑可被视为复杂城市空间的一个缩影，此处的家是“老天以万物为刍狗之余，对人偶尔为之的怜悯”，（3）是囚禁人类的监牢。巴别尔之所以能够引起“我”的注意，则是因为这只猫的名字来源于“我”很欣赏的一位苏联作家。他一生游移于各个空间，将自己的所看所感写成了系列小说集《骑兵军》。因此巴别尔主人的存在让“我”觉得在天通苑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单兵”知己。但是由于巴别尔为小邵偷窃所得，让“我”和“单兵”知己只能处于敌对状态，因此“我”决定带着同样被生活囚禁的巴别尔逃离这庸常的生活空间。
在逃离的最初，弋舟并没有明确交代引起这次空间位移的动力来自何方，似乎因为“偷猫”事件本身，又似乎是主人公心底“蓄谋已久”的意念，抑或是故事中的“我”被巴别尔关于“逃离”和“怀乡”的诉说所点燃。看似是无心之举，但是一路向东的旅程足以证明“我”正在奔赴“神圣空间”的路上奋勇前行。同时，“我”在驾驶的汽车内乐观地想象着“此刻自己正置身一艘二十七米长的木头帆船上，真的认为，有一个宁静的港湾在彼岸等待着我们”，（4）暗示了“我”渴望成为自己生活掌舵手的强烈愿望。因而“神圣空间”的轮廓日渐清晰，那便是一个可以眺海瞭望、宁静致远的港湾，一个可以展露单纯的本我，可以用勇气和热情去生活的地方。虽然巴别尔所代表的生活在城市空间的大多数人还无法逃离俗世的种种牵绊，而只能在虚无的日子里苦熬，“我”则可以毫不犹豫地告别城市的颓唐与煎熬，奔向大海去寻觅能带给我生命力量的“神圣空间”。
与《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无力地挣扎于城市空间的“我”相比，《随园》中的杨洁是一个既可以风风火火“闯荡世界”，亦可以随遇而安过着庸常生活的女性。然而杨洁要面对现实的惆怅，道德和伦理的制约，以及因患癌而导致的身体的不完整。因此弋舟便让杨洁通过返乡去寻找可以摆脱她人生虚妄的“神圣空间”，寻找可以向阳而生的勇气和力量。
能够让杨洁坚忍地直面世间庸常和残忍的“神圣空间”并没有繁花美景，而是长年累月被风雨剥蚀的戈壁滩。但就是这样一个寸草不生，还掩盖着累累白骨的地方，却是杨洁自少女时期就用来寄放灵魂的地方。因为这里让时间停滞，具有亘古的内质，是真正意义上的永恒。而杨洁更是看到了“神圣”戈壁上雪山发出的那束闪耀万年的光，这光终究照亮了杨洁内心的阴霾，让她在执念于追寻神性和亘古的同时，也可以和自己和解，去热爱寻常岁月里的庸常人生。弋舟通过戈壁这一空间表达了人们对于时间的敬仰，对于历史的无言，让时间和历史在戈壁滩彻底被埋葬。
当然，这些“神圣空间”将随着叙事者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也会随着叙事人物的退场而失去“神圣”的光环，并最终在岁月中封存，成为充满“诗情”的回忆。因此无论它们多么让人魂牵梦绕，刻骨铭心，在后人眼中，这些都是属于叙事人物独属的“传奇”。
二
异质空间
福柯在《其他的空间》中提出：“在任何文化中，在任何文明中，都存在着真实的场所和现实的场所，它们被设计成为社会的体制以及各种实际实现了的乌托邦。”（5）福柯把常规的空间称为“位所”，那么这些特殊空间就是一种局部化的“反位所”的场所，是一种实现了的乌托邦，因此被称为“异托邦”。如果“乌托邦”是展现人类美好愿望的整一的虚幻的秩序空间，那么“异托邦”则是展现甚至反抗、颠覆常规“位所”的秩序、理性和时间的真实空间。福柯认为：“空间是某种文化和权力的表征，在这种被权力划分的空间中，主体被征服、被生产出来。”（6）当社会个体想要摆脱这种社会空间的文化制约和权力束缚，寻找非常规空间的渴望便成为内驱力，并通过各类现代化交通工具使人的“游牧”行为变成可能，并成为推动叙事发展的要素。
弋舟小说中存在大量的异质空间，他把不同身份的人设置于不同的空间内，来表征权力和真理游戏的呈现方式，以及文化和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际上，我们生存的众多空间都存在着异质因素，它们不仅和常规空间相互作用，更是创造了真实的异质空间。弋舟正是利用了这些异质空间让他要表达的主题更加突出，让读者感受强烈的情感冲击和心灵震撼之后，陷入对更普遍生活的思考。
《赖印》中“动物园”这一叙事空间是一个人与动物混居的异质空间，这里的动物和人一样都存在着贵族和平民的差距，强者与弱者的不同。但弋舟让本属于王者的狮子在去往他乡的路上被人毒死，驯兽师也因此彻底失去了自身价值，只能在他乡漂泊并试图找回自我存在的意义。狮子没有在城市空间获得该有的体面，死后却意外地成为兰城大学陈列馆的标本。陈列馆作为一种类似图书馆或博物馆式的异质空间，是福柯所提出的一种可以摈弃线性时间的空间形式。这种“异托邦”通过积累所有的时间从而废止时间，实现与传统线性时间决裂的目的。“在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历史与时间被同时并置，无限叠加，无限堆积，以至于无限之厚。”（7）因此狮子便以“标本”的形式彻底废止了线性时间而永存于这个异质空间内。但标本只能代表群体而无法表达自我，因此驯兽师几经周折终于在狮子名牌下面写上了独属于狮王自我的印记“赖印”，用他自己的方式让“赖印”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在博物馆里可以打败时间，做回王者，并成为永恒。
《出警》故事伊始，读者就感受到“派出所”这一空间的异质性。公安局及派出所是依靠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的行政力量，但人类文明改变了这一空间的文化内涵，也就让这一空间有了异质性。故事中的老奎敢杀人，改卖闺女，敢当钉子户，却不敢承受孤独老去的恐惧感。监狱本来是剥夺人身自由，使触犯法律的人接受惩戒的地方。在监狱里，犯人们与社会隔离，会因为被限制身体和精神活动而产生心理上的痛苦。而对于老奎来说，这里却是可以安心生活、抵御孤独的异质空间。弋舟通过监狱这个特殊空间愈加强烈地表达了“孤独”的可怕，它虽无形但是有无限大的体量，让整个世界都被它覆盖和笼罩。如果世态炎凉掩盖下的惊涛骇浪让人偶尔心惊胆战，那平淡生活下的孤独更让人感到无助而彷徨。
《安静的先生》里，北方对于安静先生来说是他多年来教书、生活的常规“位所”。学校这一社会空间会通过对教师教学能力和学术能力的量化，从而迫使教师自身不断被规训，成为这一社会空间所需要的“机器人”。安静先生想通过候鸟计划来表达对常规生活的抗议，对传统生活的颠覆，而故事中的度假村、民宿、私人客栈等空间正是人为建立起来的一种长期性的狂欢形式。这种“异托邦”通过短暂地割裂时间和社会秩序，从而表达了人们对于时间和秩序的思考和反抗，同时这些地方也构成了小说的叙事坐标。
然而旅行不但没有带给他安静，反倒徒增了远离家乡的漂泊之感，最后还因被诬告困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派出所的办公室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是一种类似于监狱的具有开放和关闭内涵的禁区，是孤立的不允许随意出入的空间。这一空间虽然让安静先生体会到了身体被禁锢的无奈，但他的思想可以任意驰骋，让他体会到真正的自由不是身在何处，而是灵魂有所依托。
在《势不可挡》中，“车间”本该是一个常规的工作“位所”，但作者却让“废弃的车间”成为一个异质空间来作为“无用者”们寻找信仰的“神圣殿堂”，让曾经的艺术家、作家们在信息和科技的碾压下彻底走向了社会的边缘。一群“无用的人”在废弃的“车间”里供奉着一个只会磨螺纹钢的臃肿的女修鞋匠，这一异常行为表明，人类已经被自己所创造的科技所反噬，从而开始向往反向的生活。弋舟利用“工厂”这一空间表达了对于文明没落的深刻担忧。当劳动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信仰迷失的未来人便成为行尸走肉，只能在“废弃车间”这个荒诞的“异质空间”内吟唱着最后的挽歌。弋舟用空间与人的异质性让读者懂得了人的挣扎亦是文明的挣扎，如果无知已经成为奢侈品，那么更加椎心的刺痛则莫过于眼看着人类千年文明大厦土崩瓦解却束手无策，无力挽回。
实际上任何一个“位所”都不是孤立于世的，它总是与一系列的意识、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关联。所以任何一个异质空间也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具有链接功能的“异托邦”，它和其他常规空间一同构成了这大千世界纵横交错的关系网。弋舟正是利用了这些异质空间，放大了他的叙事张力，彰显了他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内省意识。这些“异托邦”虽然仅仅表征了城市文化的局部，但是它们却能通过自身反映出其他社会常规场所的运行逻辑以及人类对这些逻辑进行的解构与抗争。
三
时空变换与叙事进程
任何叙事作品的产生，都离不开作家的记忆和想象，而人的记忆和想象都具有非常显著的空间特性，每个人生活中的重要记忆也必然是和具体的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这种空间特性会对作家的创作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弋舟在创作中就时常会让空间作为叙事的标识物，让人物在空间变换中不断寻找自我。这些空间成为小说中人物性格得以形成的外因，让人物性格变得更加合理化，也让小说的叙事方式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挪威的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兹在《存在·空间·建筑》中曾提出过“存在空间”的概念，意在强调“存在空间”是沉淀在人类意识深层结构中的“比较稳定的直觉图式体系”，既具有认知的功能，又是人类熟悉且投入很多情感的记忆空间。而故乡与家宅作为我们存储往事的最初记忆，同时也压缩了和个体相关的所有时间，成为构成人类思想、性格的必不可缺的空间要素。在弋舟的两部长篇小说中，人物初始生活的空间都成为位移的起点，作者试图利用作品中人物在不同时空中的变换，来展现心理意识的自然流动，同时让人们在大地上迁徙，去找寻是什么力量才能够让自我从此地到彼地奔走不息。
《蝌蚪》是弋舟于2020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整部作品用空间来代表时间，用十里店、兰城、岛国分别代表了郭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向度，展示了小说叙事结构的空间特性。弋舟让人物不断地在新的环境中接受陌生空间带来的挤压，让人物因为空间的变化一次次发生裂变。
小说叙事伊始，弋舟并没有急于让人物出场，而是先交代了整部小说的主要叙事空间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气势磅礴的电流，通过蜘蛛丝一般错综复杂的电网，从这里输送进兰城，支撑起了兰城那种活色生香的风度。”（8）而十里店作为兰城发电厂的所在地，却拥有着最黑暗的夜晚，以及最暗无天日的游戏规则。社会空间带来了势不可挡的蛮性，也就塑造了无数个“郭有特”，他们都为了尊严，共同放弃了对理性之光的追求。弋舟让郭卡从小就用惶恐的眼神凝视着这个充满蛮性的城市空间，还在幼儿园、学校等个体学习、社会交往的重要空间内，让郭卡因为父亲的称霸一方而被老师和同学们孤立。在私人空间内，作者让郭卡的家小到一进门便放置着郭卡的小床，而父母的大床则位于家宅的里侧，这样的布局已经表明了郭卡并不是被父母呵护的对象；而继母更是用布帘横亘在大床与小床之间，让郭卡感受到被温存拒绝的无奈，甚至是被爱拒绝于千里之外的绝望。医院在福柯的论述中是一种时刻被疾病与死亡所包围的“危机异质空间”，人在这样的空间内感受到的更多的应该是痛苦、恐惧与煎熬，而弋舟却让医院成为让郭卡感受到爱与温暖的唯一空间。尽管郭卡在医院要承受着伤痛之苦，但是他在医院的花坛旁却意外地看到了十里店难得一见的美好，花团锦簇、鸟儿欢唱的和谐画面让他感觉到自己仿佛成为“祖国的花朵”。而为了让这份虚幻的美好可以持续得更久，郭卡更是克制自己激烈的食欲来延长继母徐未喂食的时间。作者将医院空间表述成郭卡内心的世外桃源，也就将家宅和故乡反衬成了一种无爱的“异托邦”。家宅和故乡本该是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所描述的人类最初的宇宙，是保护着自我的非我，但弋舟却让郭卡的故乡变成了一个带有恐惧色彩，将个体无情地抛弃于野蛮的外部空间，虽未离开，但是却让人感觉到与故乡相距甚远。因此郭卡向往和十里店迥然的一切，也注定了十里店必然是郭卡从懂事起就想要拼尽全力去逃离的地方。
兰城作为郭卡成年后生活与工作的常规“位所”，象征着理性和文明、现代和秩序，是让他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尊严的地方。然而工作和爱情中的一次次失望与希望的碰撞却将他的自尊打回了原形。弋舟让郭卡与生命中重要友人的相遇都发生在私人会所等具有娱乐性质的“异托邦”，也进一步增加了叙事的虚幻性与人物关系的不可靠性。而家宅和故乡也在郭卡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父亲的那把镰刀作为十里店蛮性的象征，不仅如影随形般地毁了他的童年，如今又成了他无法面对生活的怯懦之源，收割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所有期望。最终兰城演变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十里店”，甚至比十里店更加野蛮与残忍，让人的尊严在权力面前无处安放。于是，逃离又一次成为郭卡寻找自我的方式。
当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能够慰藉灵魂的空间，弋舟只能让郭卡将自我寄托于虚无，让虚幻的“岛国”成为郭卡灵魂的归宿。空间的虚幻最终也导致了人的异化与虚无，所有人都在这混沌的现实中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在空间的游移中归于无名。弋舟最后利用手机这一虚幻空间，让苍老的母亲喊出了那声“儿子”，来慰藉蝌蚪们无以言说的精神隐疾，让郭卡仿佛游移到母亲的襁褓之中，在虚无中维持住生命的强力，在现实中方可继续寻找方向，努力生长。
弋舟的另一部成长小说《巴格达斜阳》有着和《蝌蚪》相似的叙事模式。小说用兰城和柳市代表了丛好的少女时代和青年时代，让人从一个城市空间位移到更大的城市空间，来感受人与空间的隔阂与距离。而远在异国、战火连天的巴格达则是作为虚幻空间，用它危如累卵的骄傲成为指引丛好做出每一次人生选择的“神圣空间”。
如果说十里店的镰刀们还能够用镰刀来获得自我满足，那么“生活在兰城的人，如果想要活得滋润，就必须具备一种‘不讲究’的作风，并且还得敢于出击，具备一种‘车间主任’的派头”。（9）丛好的父亲努力地成为向生活妥协、隐忍的兰城人，但是父亲这样的生活态度却是丛好所鄙夷的。她的内心世界同整个兰城以及空间里的人都抵抗着，因此她只能将精神寄托于远在天边的巴格达，让永不言败的勇士精神为自我点亮希望。最终她选择逃离家乡去寻找英雄，寻求藏匿于强悍身躯下独有的安全感。
弋舟让丛好逃离到更大的城市空间去寻觅自我存在的意义，排解人生的种种困惑与内心隐疾。丛好在蒸蒸日上的柳市完成了她的人生蜕变，而促使这蜕变完成的空间竟是厂区角落里学徒小丁的那间小小的宿舍。这个微小的空间只能容纳一张床，床上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还有那数量惊人的书籍，“靠着墙，参差不齐地垒出半米高、两米长的规模，留下的位置可能只能睡下像小丁一样的纸片人”。（10）作者让狭小的空间和数目惊人的书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出精神世界的充盈带给丛好的无穷力量。同样是只能容纳一张床的小屋，作者巧妙地用两张床的狭小空间形成对比，张数的床让丛好因绝望而逃离，小丁的床却成为可以容纳万物的精神世界的“阿莱夫”，让丛好在这里出发开启了自己的文学之路，成为用梦写作的新晋作家，也拥有了更大的生活空间和社会空间。但是这座城市和她的丈夫似乎永远朝她这样的外来者扬起骄傲的头，于是弋舟让丛好在两个城市间找寻可以摇摆的空间——那就是高速指示牌上标识为KM3086的地方，这里既不是兰城也不是柳城，让她和整个城市保持着最恰当的距离——一个可以保持某种求生本能的同时又具有尊严的距离。而当她和潘向宇的婚姻出现裂隙的时候，她想到的又是那间小小的宿舍，它隐匿在城市的角落，仿佛它才是这个城市内部可以寻找到认同感的地方，让她放弃挣扎回归到一种束手待毙的状态。
在叙事的最后，弋舟让所有的强者都卸下了自己的伪装，从此强者不再强，弱者意难言。弋舟便利用咖啡厅形成努力工作与放松自我的分界线，让丛好在这里暂时放下内心防御，在无人打扰的独处中重获自由。丛好也可以在战后的宁静中再次解读生活，审视自我，与自己和解，获得独属于自我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空间在塑造人物形象和推动叙事发展方面有着极强的张力，大的空间可以塑造空间内人群的“群体性格”，小空间及私人空间则可以更好地表现个体的性格和特征。人与空间的关系及情感的强烈程度就预示了叙事的方向和节奏。在我们的时代里，时间变成了空间的一个维度，成为表现空间与人诸多矛盾的一种形式。“神圣空间”和“异托邦”等空间形式虽然是局部化的真实存在，但是这些具有特质性的空间却能通过自身，映射出我们文化范围内与之相联系的其他真实位所的文化特质，让读者更能看透外视角下社会空间的运行逻辑和文化内涵。弋舟也正是通过各类空间有效地表达了时间，利用各类空间的“神圣性”和“异质性”，让人物得以显形，让灵魂得以安慰，让自我得以解脱。
注释：
（1）尤迪勇：《空间在叙事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2）（5）尤迪勇：《空间叙事研究》，第115、1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3）（4）弋舟：《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丁酉故事集》，第3、2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6）（7）张锦：《福柯的“异托邦”思想研究》，第116、1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8）弋舟：《蝌蚪》，第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9）（10）弋舟：《巴格达斜阳》，第16-17、6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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