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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是好》:数字化时代的主体危机及个人决断

http://www.newdu.com 2024-01-26 《当代作家评论》 晏杰雄、孙艺珑 参加讨论

    

优秀的小说是民族的秘史与时代的显微镜,它通过不断补充、延伸、扩展至历史和人性深处的文字肌理,实现对当下客观世界和隐性精神世界的揭发。作为一位学者型作家,阎真在以文字忠实记录当代中国生活的同时,也满怀关切地探究当代人的精神处境,写出他们渺小的悲哀与生命的冲决。长篇小说《如何是好》讲述家境普通的女大学生许晶晶奋力拼搏却又四处碰壁的尴尬困境,挖掘时代隐疾,延续了阎真重视“精神背景”的写作路子。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解放、慷慨激昂的岁月,当代中国抵达一个现代性、后现代性混杂涌流的时期。通过对个人奋斗史的把握,《如何是好》呈现了我们同时代的生活图景。小说沿用了阎真擅长的第一人称视角书写,对世界的观照通过女主角许晶晶的自我剖白体现出来。保研失败、考公失败,许晶晶在摸爬滚打的生活中不断受挫,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经历着被他者化和异化的痛苦,百般努力却始终无法突破那张看不见的网,难以逃离宿命般的“畏”的追逼。阎真在写作中使用了诚笃细致的笔法,将个体被工具理性摆置、挤压的精神空间在文本中敞开,将外人难以体察的内在情绪表达得细腻真切,因而女主角消隐于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苦楚得以具体呈现。然而作品的深刻性并不仅限于对社会复杂性的摹写,更在于作者在面对看似毫无办法的时代困境时,所表现出的一丝内在诗意和人性光亮。许晶晶虽然一次次站在了欲望深渊的门前,但都一次次做出了有力的、独属于自己的决断,并最终在这场与客体理性的长期斗争中获得了主体的险胜。当代社会正全面进入数字化时代,技术与网络对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如何在汹涌的流俗中保全人的尊严,实现精神守望与自我救赎,是阎真始终试图回答的问题。
    
    工具理性宰制下的主体意识
    “社会生活是在理性的制约之下的,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1)在消费文化背景下,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与侵蚀,构成现代化抵牾的本源。随处可见的精密计算和技术性的形式测量,将鲜活的主体置于固定的规范体制中,主体的生存空间被切割为冰冷精准的数码单位。如同《启蒙辩证法》一书所言:“数字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不能被还原为数字的,或最终不能被还原为太一的,都是幻象。”(2)在现代理性的独断下,数字成为唯一的判断标准,人的内在价值和本质力量经由资本的量化而实现,灵动的人性内核沦为一串僵滞的数字公式,丧失了应有的自由和生命意义。当下商品经济这一符合“形式合理性”的经济行为,注定了工具理性的不可缺失。在自由流通、等量代换的基本逻辑下,几乎所有进入市场中的对象都被赋予了货币层面上的可计算价值。不断凝聚的物质财富形成壮观的消费盛宴,物的涌流已然成为人们生存环境中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人在物的簇拥中从一个商品流向另一个商品,在此过程中自己也沦为供他人把玩和估价的“商品”,成为生产消费的附属品。长篇小说《如何是好》通过对女主角个人成长史的细致描摹,聚焦数字化时代年轻人共通的生活困境,以小见大地展现主体意识被工具理性绑缚的时代症候,是对21世纪消费社会的一次贴切表达。
    商品经济对当下社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资本成为物质世界的统辖者,还体现在资本对精神世界一定程度的控制上。运算模式不知不觉将精神世界架构其中,占领了原先安宁、纯粹、自洽的精神角落。如西美尔所言:“现代人用以对付世界,用以调整其内在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称为算计的功能。”(3)生气勃勃的世界在某些层面成为一个冰冷的运算系统,与此相应而生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盛行,在某种程度上挤压着人文精神的容身之所。小说中,电视台为了节目效果,有意诱导拍摄对象爆发情绪。导演范哥在拍摄之后说道:“采访中的痛点,泪点,就是节目的看点。有一阵子我也想温和一点,结果观众大量流失,我还受到了台里的警告。”(4)范哥的一席话点出了消费时代荒谬无奈的生存法则。在工具理性的权威下,人由主体的位置沦丧为可供计算的客体,以至于人的审美、理想、情感、道德都成为被审视和消费的对象,然而这些感性的生命存在是难以用科学的方式进行规范和解释的。因此,当精确的理性主义遍布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客体形式和主体内容的矛盾就鲜明地突显出来。许晶晶听了范哥的话后,感到失望和幻灭,这份幻灭源于她的主体意识尚未习惯被工具理性绑缚。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许晶晶对社会尚抱有理想主义的期待,天然地排斥被物化。这挣扎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苦痛,也成为一条无法解脱的暗线,延续并贯穿着她的整个生命成长史。在招聘会上,许晶晶想得到一个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因为没有化妆,百般努力却没有结果。她的一番独白富含深意:“我太大意了,没有遵守游戏的潜规则。镜子里的这张脸,自己看着都不动人,又怎么能让别人心动?”(5)此处“游戏的潜规则”便是指生活中那些已成定式的隐形规矩。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国家如同工厂,运行流程建立在内部的计算基础之上,生活中的潜规则对人有着巨大的压迫力。“这宇宙秩序以压倒性的强制力,决定着出生在此机制当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6)外物同人的关系,本应同衣物与人的关系一般,可以任意地穿脱。然而当今的物却已然在与人的关系中取得了主宰地位,物由身外之物变作坚固的牢笼,人以物的逻辑被束缚在以物为中心的机械文明中。在物的规则中,姣好的面容是物质交换市场中的一枚砝码、一张通行证。小说中,当许晶晶化好妆后,再次尝试,便成功得到了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从而获得了求职的可能。许晶晶为美貌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恰如在这架庞大的社会机器上投进去的案宗和费用,而这架机器便根据一定的运行标准吐出相应的判决结果。再如小说中公园里的“相亲角”,各类打印出来的男女情况简介被挂在大树之间的绳子上,大爷大妈们守着“脚下的帖子,就像菜市场的大妈守着那一筐青菜”,(7)“像我这样的情况,拿到这里来连‘上市’的资格都没有”。(8)“资格”是小说文本中频繁出现的词语,许晶晶曾许多次不无伤感地叹息道:“我没有资格向世界要求什么。”(9)资本流通的世界仿若一个巨大的招聘市场,以强有力的对抗性力量横贯在主体面前。在这铁笼般的压迫下,主体被抛入物的真空,被物的强大力量分裂、拆散,异化为被凝视、被明码标价的他者,并被置于展览的位置。于是,在越来越多的规则和标准中败下阵来的许晶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落之中。在理性的宰制下,她丧失了对自我生命意义的确证能力,在被物化的过程中陷入不断自我否定的循环困境。
    许晶晶生于20世纪90年代,成长于21世纪,她的生命历程也是21世纪中国景观的一个微观缩写。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激情岁月,如今的中国呈现出现代性、后现代性并存的复杂面貌。在以工具理性为重要元素的环境下,多元的、解体的、无中心的后现代内容也或多或少被嵌入当下的生活图景中,生活既被理性霸权支配,失去了丰沛的生命力,又被变动不居的随意性干扰,远离了纯粹简单的旧有主题。人们似乎生存在一种飘忽不定的状态之中,经受着敏感不安的精神痛楚的侵扰。《如何是好》中,许晶晶便长期处于这种风雨飘摇的生存处境中。“我才二十六岁,就要去想象职场的退出,这又是怎样的残酷和悲凉。”(10)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我”内心的摇撼,暗示着外部生存环境的复杂。保研失败、就职学校关闭、考公失败,接连不断的挫折和打击使许晶晶陷入焦虑、纷乱的精神状态,陷入不断自我怀疑和“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想要”(11)的循环内耗之中。外界残酷的竞争压力将个人理性片面化为功利性,人沦为社会运行中的机器部件,面临着失去生命质感的危机。尽管如此,主体的外在身体经受着工具理性的操控,内心依然怀揣着激动不安的自我。“我是理性的人,这个道理我懂。但是,这种理性对我没有多大意义。内心的情感实在是太强大了。”(12)也正是如此,许晶晶的内心始终是阻止她跳进理性囚笼的最后一丝防线。例如在选择伴侣时,她并未选择家境优渥的小沈,而是听从内心的召唤选择了经济条件欠佳的小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一次属于人的尊严的艰难挣扎。在主体意识与客体理性这场暗无天日、永无止境的斗争中,许晶晶对价值主体的尊崇和强调,是她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所在。
    
    生存共同体的虚无化
    共同体作为承接社会关系的载体,是人类一切关系的产床。马克思曾言:“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3)“共同体”这一概念,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分析人类社会时提出的“礼俗社会”(community)。它与“法理社会”(society)相对应,意指一种感性的,具有熟人特质、人情温度的有机团体。这一团体的和睦性,“不是源于外部的社会逻辑,也不是源于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这恰恰是使得这一圈子变得温馨的东西”。(14)传统共同体带有人类原始的生命脉动和血肉相连的依存感,给予人们温暖的庇护。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个体独立被重视,人们从群体的怀抱中挣脱而出,陌生化、契约化的社会共同体渐渐取代生机盎然的传统共同体。在此现代共同体语境下,新的异化状况随之产生。商品经济中,资本市场的机械逻辑决定社会文化与人物行为的逻辑。离开了群居生活的人,看似拥有了自主权,实则深陷于冰冷的数字游戏中,成为维系机器运行的简单一环。人与人的交往也不复曾经的淳朴,成为一场交换砝码的对赌博弈。真正的人掩埋在缜密周严的公式和数值之下,人所遭受的折磨隐而不现。
    伴随法理社会的健全完善,在愈渐精细化、程序化的科层制规则下,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新的权威力量被施加在人们身上。“人们普遍陷入‘人的独立性’与对‘物的依赖性’并存的生存悖论。”(15)这一悖论的吊诡之处在于,个人的独立离不开物的价值证明,而物的过分突显造成个人的解构和分裂,现代人的生命意义已然被物蛮横地侵蚀了。人与物之间的这种生存悖论,构成现代共同体的分裂困境,首先表现为人际关系缺乏信任、冲突频发,其次体现在个人内心世界的惶恐和分裂。我们不难发现《如何是好》中的人际关系均笼罩在惶急不安的阴影中。小说开篇便是一个突发事件,即许晶晶因同学举报失去了珍贵的保研名额。作者笔触细腻地表现了她在面对未知噩耗时跼蹐不安的心理状况,“突然发现自己眼前有一块苍白的东西在蠕动,心中惊了一下,头皮一麻,头发有往上蹿的感觉。我再瞥一眼,朦胧中发现那其实是自己的右手”。(16)这段带有一些诡异和惊惧效果的文字,实则是现代人心灵景观的真实呈现。现代生产方式促成原子式的个人主体性的极度张扬,如此必然会挤占他人的生存空间。在愈加紧张的竞争状态下,人与人的情感联系岌岌可危,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许晶晶的内心世界正是外部生活碎片化的透射,“右手”与本体的分离体现着女主角内心的分裂感。这一段位于开篇的心灵摹写,如同一个楔子具有象征的作用,暗示着作为现代人的许晶晶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同共同体、同他人的分裂之中,并将在这一过程中走向自我的分裂。在小说后半阶段,许晶晶在休产假期间面临着岗位被“抢”的风险,于是只休了一个月便决定继续上班。她的内心显得复杂纠结:“我一点都不想害人,可也一点也不想跳坑呀!”(17)狭窄的生存空间给人带来非此即彼的心理压力,人际关系被切割为相互对立的两面。在严酷的裁决面前,只有独生,没有共存。自我与他人之间,沟壑清晰,难以逾越。由此可见,现代共同体只是一种浮于表面的共同生活,表层之下的人们各怀鬼胎,甚至连人际交往中最亲密的关系都要被放置于算计之中。男朋友章伟为了自己的前途选择回家乡工作,朋友劝许晶晶不要主动去找他,因为一主动就被动了。古时受父母之命的婚姻并无自由可言,现代恋爱虽然得到了自由,却面临着物的考量。在工具理性的语境下,主体情感的退让,似乎必然会导致主体在物质利益层面的受损。人际交往成为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人活于共存的假象之中,真诚友善的共同体有所消弭。
    费孝通曾指出:“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18)陌生人社会作为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是相对于传统熟人社会而言,破除了血缘、地缘、亲缘等关系羁绊的现代社会。在中国古代,大部分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在贴近自然的群居生活中,人们对彼此有着贴切深厚的理解和依赖。如今,现代社会成员早已远离了袅袅炊烟式的恬静乡野,每个人被框在恒定的四堵围墙之内,面对的是日渐高耸的楼房和愈难揣测的人心。相比依靠人事纽带维系的熟人社会,法律规范下的陌生人关系更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换言之,陌生人关系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潮流带来的合理结果。然而,陌生人关系有其正反两面,它在促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当下的人际关系带来了隔膜与不确定性,削弱了共同体曾有的忠诚度和认同感。当代中国因国情与社会制度的特殊性,与西方现代社会不能完全等同,其尚处于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熟人关系与陌生人关系共存,人情交往与公平竞争机制并行。这点在《如何是好》中有着具体的表现。许晶晶刚毕业时一无所有,是熟人关系外的陌生人,被排斥在严丝合缝的熟人体制外。但当她逐渐成长并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后,也建立了自己的人脉网,因此得以保护了自己的利益。“这个结局对小洪有点残酷,如果不是令总,结局的承受者大概就是我了。”(19)许晶晶的这段独白,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中熟人关系的重要性。然而,现代的熟人关系没有传统式的亲切和谐感,这份人脉的利用所指是完全利己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小范围的熟人圈子。它的目的是保护和维系私人利益,将不属于圈层的陌生人排斥并边缘化。共同体作为人最根本的栖身之所,本应是人的主体性的证验方式,在当下文化中却成为人们彼此猜忌、相互抵牾的囹圄之地,成为人的本质的异化程式。
    个体对自身欲望的过分强调,代价便是对共同利益的抛弃和对公共生活的漠视。当愈来愈多的人走向私欲的浊流,恪守传统道德的人因其稀少而显得无比珍贵。《如何是好》中,在行业寒冬时,许多员工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公司利益,而许晶晶怀揣着感念之心,依然全心全意为公司做事,最终因对公司的忠诚得到了事业的上升机会。这一情节设置,事实上体现了阎真素来在创作中坚持表达的理念:即使身处冰冷的陌生人社会,在各种价值观“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流俗之中,以忠诚、无私等为代表的人类社会的古老价值观,依然具有朴素而恒远的意义。道德良知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既是文明社会永不褪色的底色,又是冲破现代理性牢笼、守护精神原乡的强大感性力量。即使是在工具理性发生作用的时代背景下,无法被估价也难以被置换的人间真情,仍然是现代社会最为宝贵的通行证。
    
    “畏”视域下的个人决断
    纵观《如何是好》,许晶晶的整个生命历程充满坎坷。她始终处于和他人共存又掣肘的复杂情态中,如同身不由己的提线木偶,徒劳无功地四处奔忙着。俗世生活中这种纠缠不清的冗繁状态即为“烦”。海德格尔认为:“‘在世’的存在,就存在而言刻有‘操心’(烦)的印记。”(20)此在与世界是个浑然一体、不分轩轾的整体。人自被不明所以地抛入世界,便始终处于万物之中,处于不断与他人(物)发生关系、彼此消磨的过程之中。这意味着人在世间蹉跎时,会不断产生焦虑、烦恼、操心等复杂情绪,经受无止息的焦躁。在小说结尾的同学聚会上,班长问起每个人的经历,轮到许晶晶时只有一句话:“难,很难,太难了。”(21)第一人称视角的言说方式,直接披露了女主角所面临的生活真相,精要地概括了一个普通人在城市立足的生存体验。“烦”是许晶晶无法回避的情绪,也是她所处大杂烩世界混沌状态的表征。现代社会重视功利,主体身处其间,不得不直面过劳式的成就需求,进而走向超载的积极性。长此以往,主体原先充满热忱的内心渐渐燃尽,破碎的社会共同体亦无法为其提供精神皈依之所。在内外失衡的情形下,以“烦”“倦怠”为核心情绪的精神梗阻,如同一片经年不散的乌云,将主体深深笼罩其下。
    相比前期社会封闭式的、只能被迫服从的训令,当今技术化的世界对人的控制手段更为隐秘、深入和彻底。现代主体往往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抛入茫茫无涯的荒芜之境,全身心陷入被剥夺的处境之中。海德格尔曾探讨俗世生活之所以苦恼庸碌的根源所在,认为:“这种倾向的根据就在于:共处同在本身为平均状态而操劳。平均状态是常人的一种生存论性质。”(22)当代社会,现代性如同势不可挡的巨轮,轰鸣着从人的精神上空碾过。个人内核的丰富性就此隐没于尘土,留下的只是平均状态下的人形空壳。小说里,许晶晶不可避免地面对身处既定规范体系,并被所谓规范促逼的命运。“一个女孩,总想通过男人来证明自己,我也不例外。”(23)许晶晶作为女性的价值通过男人来体现,但她并没有感到不妥,甚至对此产生期待。此时,世俗功利不再仅仅来自外界压迫,而是逐渐内化为个人的主动追求。如同韩炳哲所言:“这里没有作为剥削者的他者,而是自我心甘情愿地压榨自身,基于一种完善自我的信念。”(24)弥散在各处的他人和判断,既是许晶晶无法躲避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又是给予她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傀儡法官。她是被迫的,又是主动的,她主动跳进自我剥削的圈套,又被无所不在的他人所困扰,被数不胜数的准则所挟持。在沦为他者的过程中,许晶晶原初的自我消失不见。由此,她不禁在同学会上感慨道:“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敌人,或者潜在的敌人。”(25)无所不在的敌人,构成一股顽固而始源的庞大力量,带给许晶晶浩繁而又无处追问的紧张感和压迫感。任由她撞得头破血流,依然无法寻得自我解脱的出路。她生命体验中的“敌人”,即为海德格尔所言的“常人”,“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倒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26)无形中围绕着主体的常人,作为指定日常存在方式的罪魁祸首,剥夺了主体自我确证的方式,将自我拖入一种盲目劳碌、昏暗无光的沉沦状态,拉扯并磨灭着自我的个性与自由。常人社会乃所有人存在的社会,因此许晶晶的困境同时也是所有人的困境。每个人都只能位于他人凝视的囚笼中,处于自身无法窥探的敌群中,忍受被未名之物蹉跎的苦痛。
    对于这份俗世中庸扰的苦痛,只能通过此在的基本情绪“畏”来领会。海德格尔认为,“畏”不同于对象确定的“怕”,“畏”的对象是不定的、未知的。“畏”同“烦”一样,是与生俱来、天生固有的情绪。他认为:“畏所为而畏者,就是在世的存在本身。”(27)“畏”将在世的存在揭示为此在,消解了对象,揭示了白茫茫的原初的虚无。也就是说,人通过彻底的“畏”,能看到生命的真相,因而能够摆脱日常生活中他人的束缚,从沉沦的泥沼中挣脱而出,获得自我生命的本真。通观《如何是好》,我们可以发现许晶晶始终沉浮于“烦”和“畏”之间,历经多次领会自身和做出决断的时刻。考公失败后,许晶晶在床上迷茫地平躺了三天。挫败后无依无靠的状态反而使她摆脱了他物的制约。此时她是自由的,处于全然可靠自我谋划的状态中,同时也是茫然的,感受到对未知人生的巨大迷惘和恐惧,即海德格尔所言“茫然失其所在”。(28)这种心理状态类似无家可归之感,是一种失去庇护后的孤独状态。人在这种情形下会想要逃离,想要放弃生命的真相,回到被常人支配的“温暖”的日常生活中。小说中,许晶晶在考公失败、就业困难的情况下,接受了一份电信诈骗的工作。这份工作收入颇高,能够给她带来物质层面的安全感,但良知和道德的压力却使她时刻处于惶恐不安中,始终无法逃离内心深层的恐惧。可见,盲目地重回常人之中,并不能平息许晶晶的担忧和焦虑,“畏”紧紧追逼着她,她心中的暴风雨如影随形地激荡着。
    重返常人世界无法摆脱惶惶不可终日的宿命,唯有直面死的深穴,才能求得生之真义。“本真的存在之本体论的结构,须待把先行到死中去之具体结构找出来了才弄得明白。”(29)人只有先行到死中去,领会到死的意义,意识到“死”是存在的极限,是最本己的、超验的和不可纠结的可能,才能超脱外物,真正领会到生的意蕴和本真的存在,从而发现真实的自己。许晶晶就职的违法公司组织过一次团建:“那强烈的音乐打在我身上,我的胸口像一个共鸣箱,里面嗡嗡地响。”(30)胸口的轰鸣仿佛某种警笛,突然间令许晶晶闻到了类似毒品的异香,对危险的感知促使她立马离开。那一刻,危险尖锐地威胁着她的生命安全,是对看似遥远的“死”的一次呼应。在感受到灭顶的恐惧的同时,她抵达了从未到达的、战栗的心灵深处,从而深入地理解了生命,在迷途中醒悟过来。海德格尔把此在从日常沉沦状态中抽拔出来成为本我状态的动作称为决断,他这样界定:“这种缄默的、时刻准备畏的、向着最本己的罪责存在的自身筹划,我们称之为决心。”(31)这一决断看似缄默,实则为主体的纵身一跃,意味着告别过往沉疴,充满勇气和力量的一次诀别。只有当人坚决地迈出这关键的一步,才能将混沌的曾经彻底抛掷脑后,本真的世界由此在眼前敞开。许晶晶经历了长时间的内心煎熬,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毅然辞掉了高薪的违法工作。辞职的这一举动,即为她主体意义上的一次决断,它使许晶晶从昏暗的日常颓落中超拔而出,从沉沦和被异化的状态下苏醒过来,不再执着于过去外物的牵连,而以一种更为松弛的状态进行自我筹划。之后她接受了之前不屑一顾的房地产销售工作,从而打开了新生命的一扇大门。
    海德格尔说:“当人把世界作为对象,用技术加以建设之际,人就把自己通向敞开者的本来已经封闭的道路,蓄意的而且完完全全地堵塞了。”(32)因此,面对已被对象化的世界,唯有做出本己的、属于人的决断,才能强有力地突破技术世界对人的平整化,从既定程序中抽拔出来,获得对个人命运的自主权。小说中,妹妹许莹莹一直力劝许晶晶同有钱人结婚。然而即使身陷困顿之中,许晶晶的心底始终怀揣着对理想的追求。这份追求使得她在面临诱惑时,依然能够抱持原始的孤勇,听从主体本真的想法,做出独立清醒的决断。许晶晶的经历证明了,唯有奋力破除他人偏见和诱劝,自我才能拥有对自我的命名权,人的价值才能从物的意义上解脱,获得敞亮的本体性的解蔽。在某种程度上,许晶晶对本心的坚守,恰恰是她破开外物壁垒、寻得自身出路的动力源泉。她的不屈服和不妥协,也体现了处于物欲吞吐日常、主体隐而不现的日常生活中,属于人的挣扎和决断。这是属于普通人的微乎其微的撑持,也是人性主体的核心所在。
    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始终是文学作品重要的书写对象。知识分子因其更高的学识眼界和信仰使命,往往能比常人更敏锐地察觉到时代的弊病,因此能够充当时代的瞭望塔。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生命体验为重点的个人叙事代替宏大叙事,叙事视角由辽阔的外部世界向内转,重点摹写有血有肉的私密内部。与此同时,市民文化的兴起冲击着传统文学的神圣感,知识分子叙事表现出一味关注表象化欲望的趋向,对自身所处的“喧嚣的现代孤独”“存在的深渊”等核心问题则轻轻掠过甚至避而不谈。阎真作为一名经历过时代变革的学者型作家,自1996年开始创作以来,以其丰富深刻的知识经验和真切的思想体悟,已完成了五部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上,既承接、融合前人经验,又深入挖掘知识分子行为背后的精神历程,主动接过沉重的哲学叩问,镜像式地反映出社会转型中主人公无所适从的精神困惑和尴尬的现实处境。《如何是好》作为一部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人物形象不同于以往的几部,在人物设置上具有平民立场的代表性和个体性格的独创性。小说对普通女大学生所处社会环境和自身精神世界的关注,既是对时代转型中社会文本的实录,又起到了“精神存档”的作用。阎真通过生动鲜活的个体,展现人类的现代性痛苦和痛苦之下的希望所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和思想,更好地找到走出困境之径,提供了写真式的现实材料和思想借鉴。
    注释:
    (1)杨春时:《文学性质的结构分析》,《艺术广角》2023年第1期。
    (2)〔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5页,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德〕西美尔:《货币哲学》,第358页,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5)(7)(8)(9)(10)(11)(12)(16)(17)(19)(21)(23)(25)(30)阎真:《如何是好》,第112、80、275、275、271、261、135、286、1、356、358、393、117、393、244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
    (6)〔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7页,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3)〔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第571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第6页,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5)苏醒、赵坤:《现代共同体的分裂困境及其矫治》,《理论探讨》2017年第4期。
    (1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0)(22)(26)(27)(28)(29)(31)〔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29、147、147、215、218、302、339页,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4)〔德〕韩炳哲:《倦怠社会》,第94页,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32)〔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第300页,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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