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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彬教授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文学的基层力量》，聚焦基层作家创作，视野宽阔，见解精湛，诵读之下，获益良多，感触尤深。因为杨彬教授在湖北省作协参与的系列文学活动，比如“农民作家扶持计划”“工人作家扶持计划”“长篇小说重点作品扶持计划”“青年作家扶持计划”等等，我也同样参与过，因此读起来感到格外亲切。多少往事注上心头，恍然间十八年岁月已匆匆度过。 按照杨彬教授自己的说法，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教学和科研才是她的本色当行，而在这个本行专职之外，她其实还长期从事着两种不同角色的工作，一个是“参加基层作家的辅导和活动”，另外一个是“为基层作家撰写评论文章”。这种三位一体的职业结构，一方面让学者走出象牙塔，直接面临火热的创作现场；另一方面能够很好地将学理提升与创作实践相结合，从而有效避免了学院派教授最易见到的“理论空转”。湖北省作家协会在方方、朱训集、李修文、文坤斗、梁必文、高晓晖、钱道波、韩永明等历届领导的热切关心和热情支持下，先后组织了一系列创作扶持计划，成果令人瞩目。让作家与评论家“结对子”，就是湖北省作协一个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的重要举措，事实证明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在此过程中，基层作家的创作水平和理论思维得到了提升，评论家也因为亲临创作第一线从而直接导致其研究成果更加“及物”更加具有针对性。在我的记忆中，参加“结对子”（我个人更加愿意称自己的角色为“陪练”）的评论家还有於可训、王又平、周百义、刘川鄂、蔚蓝、晓苏、曹军庆、何子英、喻向午等人。在每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省作协都会阶段性地安排数次集中改稿会，面对面地集中探讨，提问题、想办法，的确能够有效解决一些作家创作实践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在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之外，其实更重要的还是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的心理安慰。我们知道，长篇小说创作是一项寂寞漫长而艰难曲折的旅程，每一个作家在此过程中几乎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畏难、放弃、怀疑、否定的“心理崩溃期”，此时就格外需要有个“同情”的心理陪伴者和不倦的同路人。事实上，在每一次项目完成，作家顺利出版了长篇小说的时候，不仅结对子的评论家和作家，而且几乎全体评论家和作家，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心心相印的朋友。此种情形，极像体育赛事中团队项目获奖后运动员和陪练的关系，一路陪伴至关重要。英山大别山、五峰渔洋河铭记下了这个团队曾经的泪水和欢笑。山河不老，见证我们执迷文学以情感沟通天人的初心。 在杨彬教授看来，“当代文学生态和文学现场实际上是金字塔形的，当代基层作家是金字塔厚重的基座”。“文学评论应该关注基层作家作品，这是文学评论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基层之所以是基层，离不开作家们处在相对原始的、蓬勃的底层世界，因而充溢着顽强的生命活力。正如作家陈应松所说：“一个作家突然靠近了那些卑微的、从未听说过的生命；靠近了那些在当下残酷的丛林法则肉搏之外的，像野生动植物一样的伟大的人，聆听他们的心跳；靠近了那些底层带着滚烫热血求生的人；靠近了那个与鸟语花香在一起的生机勃勃的世界。”《文学的基层力量》收入研究作家徐晓华、谢伦、温新阶、马竹、陈旭红、杨秀武、赵丽、文昌格、肖鸿、韩永明、颜英、董祖斌、郭海燕、李鲁平、吴小林、周春兰、吴仕民、梅卓、叶梅、李传锋、牛维佳、刘醒龙、田苹等人创作的文章，文体上不拘一格，形式上自由灵活，表达上形象生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非常高。 杨彬教授擅长从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的视角研究基层作家的创作。比如她研究获得过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徐晓华长篇散文《那条叫清江的河》，就以清江文化基因作为阐释的重点，认为这部作品就是作家“写给土家族母亲河——清江的深情之歌。作者以儿子的情怀描写清江，将土家儿女与清江的关系描写得深刻而丰厚。作品展示了清江的壮怀激烈和历史悠久，描写了生活在清江边的土家儿女向死而生、长歌当哭的生死观，天人合一、举重若轻的天地观，尊重自然、人和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生态观。作者浓墨重彩塑造清江边的父老乡亲，他们承载着土家文化，在遥远的鄂西山村心系祖国，和汉、苗各族人民和谐共处。清江岸边的土家风情风俗在人物塑造中得以展示，作品不仅是外在的风情描写，而是通过人物、事件提示出浸润在土家儿女基因里的文化内核”“以子女的情怀书写土家族的母亲河，在对历史、风物、父老乡亲的深长注视中，体认着中华民族的家国江山”。基层作家总是距离乡土最近，他们自身作为乡民的一份子，喜怒哀乐莫不与乡民们产生巨大的“同情”和“共振”。杨彬教授注意到有些作家与传统乡土文化存在着血脉相通的情感意义关联，比如：“和一般描写乡村生活小说不同的是，韩永明的乡村书写，既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也不是底层写作中充满苦难、了无生趣的乡村。而是用悲悯善良的人道主义情怀，真挚平和的笔调，书写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展现他们的善良和高贵”，小说“描写了普通人在不同时期所遭遇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生活。说平凡，在于这是不同时期人们大都经历过的事情，时代性尤为鲜明；说不平凡，在于作者用敏锐的笔力描写各个时代各具特色的不平凡的人们。同时，作家描写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但作家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些普通人的外在行为，而是运用人道主义情怀观照这些人的精神和心灵的世界”。而谢伦的散文集《一些被风吹过的事物》则“继续沿着谢伦描写故乡的人和物、抒发浓浓乡愁的写作路径，对自己的故乡采取回望的方法，将生活了20多年的故乡的人和事，将自己经历过的一些已成过去的事物，将那些随着时间流逝‘被风吹过的事物’用笔用心记录下来，用文字留住从前的村庄、生灵、河流和情感，将那些在生命中曾经鲜活地发生过但现在已经随风而逝的人和事物，用文字进行复活，折射那个年代的社会样貌和历史变迁。在淡淡的忧伤中悲天悯人，在浓浓的乡愁中留住沧桑岁月”。 杨彬教授富于学术理论家的深厚素养，这就决定了她在展开具体论证时，总是惯于从中国文学史、中西文学比较史的角度切入研究对象。比如她在论述马竹的小说《芦苇花》时，就认为其“洋溢着浓郁的楚地水乡情结。它在故事情节、自然描写、文化内涵、意象意韵等方面蕴含着浓郁的楚地水乡文化特色”。甚至直接与勃兰兑斯的相关浪漫主义文学论述联系起来，“一种混合着诗人心灵变化多端的想象和轻快、洒脱、飘逸的幻想，在同一部作品中将近处和远方、今天和远古、真实存在和虚无缥缈结合在一起，合并了人和神、民间传说和深意寓言，把它们塑造成为一个伟大的象征的整体”。再如读完陈旭红的《白莲浦》，“我首先想到的是这部小说很像湖北黄梅著名作家废名小说的风格，黄梅离浠水相距不远，那种鄂东水乡的风格渗透在创作风格之中，不仅具有共同的地域特点，还有相似的创作风格”，“叙述笔调诗性与禅意并存，审美情感内敛节制，审美形象含蓄蕴藉”。同样地，域外成长小说等文类，也成为杨彬教授观照基层作家的理论资源。何谓成长小说？艾布拉姆斯说过：“这类小说的主题是关于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教育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是艺术家成长小说，表现小说家或艺术家在成长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艺术使命，并把握他的艺术技巧的经历。”在书写新时代新农村建设的长篇小说中，一批年轻的新型主人公形象正在逐渐成长，而又具有与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迥乎其趣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杨彬教授认为，“《白虎寨》用现实主义笔触描写了土家山寨的新农村建设图景，塑造了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血有肉、丰富生动的土家人形象，为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画廊增添了土家族文学新人形象。同时该小说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特色，将新农村建设故事设置在土家山寨，将现实性和民族特色结合起来，奏响一支充满现实性和民族特色的土家山寨的新农村建设之歌”。接着论述田苹的长篇小说《花开如海》“是一部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以文学力量为新时代山村铸魂，聚焦新时代中国山乡巨变的优秀长篇小说。该小说艺术地展现当今乡村的时代变迁，生动讲述脱贫攻坚战役中感天动地的山乡故事，塑造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歌颂和祖国伟大历程一同成长的青年的美好品德，是一部思想艺术俱佳的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文学精品”。于此不难见出杨彬教授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 作为土家族女儿，杨彬教授擅长从少数民族和女性视角切入研究文本，进而开拓出一片诗意的论述天地。“叶梅小说蕴含着独特的文化音韵，那是土家文化特有的浪漫主义内涵。那土家山寨的传奇故事，那土家山水的自然情韵，都深深包含着土家的文化意韵和文化氛围，包含着叶梅对故乡深深热爱之情。在她小说的很多地方，都表现了土家文化和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浪漫主义音韵。”吉狄马加曾经为叶梅的小说集《五月飞蛾》作序：“土家族女作家叶梅便是这样一位有着强烈本民族文学意识的作家。她以本民族文学作为自己的支撑点，把创作思想和文化价值取向指向土家族文化传统所蕴含的美德，通过对土家人生活的挖掘和人生意义的揭示，讴歌新时代新生活，展现民族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也传达着土家人在同社会命运、个人命运搏斗中的力量和坚强。”于此不难见出，杨彬与吉狄马加对叶梅小说所包涵的民族文化的意蕴解读存在着视角的差异，这也正是评论家独特个性的具体体现。再比如她评论苗族诗人杨秀武的长篇叙事诗《东方战神陈连升》，认为其“运用少数民族意象、多种动物意象来表达作品的主题，歌颂陈连升的英勇善战，歌颂土家族民族英雄的爱国情怀，同时将土家族意象和中华民族意象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作品深入地描写了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的深刻内涵，土家族为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自豪感。也鲜明地表达了‘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颜英的诗歌主要通过对恩施农村和土家山寨的描写，表达出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故土的深情，诗歌采用田园牧歌式的意象，赞美美丽的大自然，讴歌故乡的人和事，通过对大自然的抒情写意，表达对故乡山村的现实观照”。颜英的诗作《垂钓者》写道：“老人坐在门槛上/每天，用时间的长杆/把线抛出去/沉入院落里阳光荡起的涟漪/他的目光呆滞般专注/脸膛像一捅即破的窗纸/和老得掉渣的土屋/一起孤独，一起寂寞”。的确是致敬故乡的情深意长的精美诗篇。而“赵丽中短篇小说在城乡对照中设置情节、塑造人物，表达乡情。一方面描写从农村走入城市的人们对家乡对乡亲的关爱和牵挂，表达基于乡村浓浓的乡情；另一方面描写乡村弱势人群的不幸的、艰难的遭际，饱含人道主义关怀。尤其是作品中对女性的描写颇具特色，赵丽站在女性心灵深处描写她们的喜怒哀乐以及生理心理的独特感受，具有女性主义特色。同时，她的作品不是从理念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描写细节活色生香，描写人物生动形象，设置情节自然顺畅”。而在辩证法视域中，女性视角并非单一的层次，并非单一的色调。如：“女性视角在肖鸿散文中有两个层次表达，第一，是以女性视觉来进行描写。她以一个女孩儿、女儿、妻子、孙女、外甥女的视角去看，去观察，这种女性视角很温婉、细腻，读起来有一种清风拂面的感觉；她以女儿的角度描写父亲，以外甥女的角度描写舅舅和舅母，这些人在她人生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她无穷的爱。因此，当她用文字继续描写的时候，女性的视角使得文字细腻清新，充满温婉的气质。文字犹如苏州的丝绸，光滑而有弹性。第二，是女性主义视角，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这种意识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对男女平等社会的追求。这种女性意识在《赤赤烈花、萧萧落红》中有鲜明的表达。”同样地，在评论郭海燕小说集《单双》时，杨彬教授说：“即使郭海燕在作品中将女性的欲望、弱点甚至不堪描写出来，但郭海燕一直是站在女性一边的。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从本质来说，开始都是单纯的、痴情的，是希望‘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但是由于男权的压迫，由于几千年来深入在男性骨髓里的男尊女卑的基因，在爱情中，往往是男性一方先背叛、先出轨，女性被伤害后常常是不知所措。在做了很多努力都无法回到最初相爱的状态中以后，她们才开始采取和男性相同的方法进行自救，抑或是自毁？柳卡如此，喻言如此，琴如此，但是这些女性和男性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比男性多些善良、少些无耻。当柳卡在那种尴尬的状态下依然选择救助方杰、在方杰反复出轨后还是精心照顾公公；当喻言和刘思有了一夜情后选择独自远去。既不同于方杰无耻到极点的不断出轨，也不同于方理背叛喻言后的无所谓。更不用说王国强利用金钱玩弄女性，付加因为对方不能生育就抛弃平多。因此郭海燕的这部爱情小说集是特色鲜明的女性小说，只不过郭海燕比张洁、林白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复杂性看得更加清楚，或者说，郭海燕对两性关系描写更加客观”。这就在比较视域中拓展了女性作家创作的阐释空间。 在辅导农民作家周春兰创作的过程中，杨彬教授深深地体认到了“文学的力量不仅仅改变周春兰一个人的命运，也带动村里周围人的文化素养的改变。周春兰以自己的文学追求找到生活的方向，得到人们的尊重，找到人生的尊严，也改变着她家乡的文化生态。这，就是文学的基层力量。”我想，这也正是《文学的基层力量》这本书的意义之所在。杨彬教授以持续18年的热情参与和艰辛研究，凝炼出这枚学术硕果，亦正是她持续关注基层作家，建构文学共同体的“野心”或“雄心”的证明。 当然，金无足赤，如果一定要作吹毛求疵地批评的话，我个人觉得该著的学术史回顾中尚缺少作者关于1982—1986年大学时期文学生活的回忆，这就让我们对那个火热的文学的20世纪80年代缺少了一次来自“亲历者”的贴近性靠近。同时，可能是出于对基层作家创作艰难的“体贴”和“同情”，杨彬教授在衡文评说时，总是鼓舞得多，批评得少，对他们的创作缺失，甚至某些较为明显的思想意识的落后之处，也总是点到为止，因此显得批评性不太充分。但瑕不掩瑜，《文学的基层力量》是一部有温度、有高度、有宽度、有深度的批评文集，值得学术研究界和创作实践界的双重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