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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舒的“生命两部曲”《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原作名《远去的人》）及《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原作《太阳透过玻璃》）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单读联合推出。前者以个人视角记录了父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后的家庭“初期”境遇，是对生活痛点的钝击和生命困局的剖视，不啻为大胆的生死叩问和人性探险。承受父亲不可逆转的疾患带来的压力和痛苦已经殊为不易，而诉诸文字，予以真实还原和深度思考，若没有超越的理性与勇气，怕是万不能做到！ 我们可以把薛舒的写作理解为一种对情感宣泄的需求，但显然她超越了私人情绪，抵达了普遍的社会学抽样考察和哲学的“思”的高度。她承担起父亲病痛和家庭变故带来的重压，更以一种宽广深厚的人文关怀，直面并包容了人类生老病死的荒诞与宿命，从而替自己的父亲也替人类挽回了些许尊严。当她把一部沉甸甸的家族断代史以“非虚构”之名呈现给读者的时候，读者该回应的不只是审美共情，更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敬意。 比较而言，《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则把视角扩展至公共场域，记录和描述了“临终病房”里病患和家属的“中晚期”境遇，透视了一个老龄化问题愈益凸显的社会无法忽视和回避的当代困境，人事的矛盾变得更加开放复杂，其中不乏生死疲劳的坦然观照、生命真相的噬心逼视，更不乏直面困境的冷峻发问和思考。 薛舒依旧以第一人称叙事，阿尔茨海默病父亲在病程晚期的生命困境被逐帧呈现，以及更多在“终点线”苦苦挣扎，等待“升天”的卑微灵魂，更有“临终病房”这个生死“中转站”里为了生存而疲于一份职责的其他庸凡生命：医生、护工和家属们。可谓死也疲劳，生也疲劳。 如果说第一人称给读者以直击“临终病房”的现场感，那些只知其姓不知其名的女性护工作为第二视角，则为读者提供了更独特的观照生死疲劳的角度。护工们以卑微之身给予深陷绝境的生命以不乏人性、人情的陪伴和关怀，尽管这一切都建立在雇佣关系之上，难免布满人世的庸俗和粗粝，但终究不能抹去那层人性、人情的柔软和暖意。比起亲情中某些令人绝望的冷漠、算计和沉沦，在护工身上反倒能看到更多救赎的神圣之光，尽管很多时候它是以每小时68元来标价的。 非虚构文本很重要的审美指标之一，是在对人事的忠实记录和情感的高度还原上，更在对生命窘境的大胆揭示和社会实相的理性去蔽上。对“临终病房”的书写，薛舒几无避讳：病患在几无尊严的生命状态中，家属在面对亲人苦痛境遇时的情感心理，护工在人性与条规之间挣扎的尴尬窘迫，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薛舒的“非虚构”书写从对父亲的“私”记录延伸到了更广泛的人事观察：外公、愤怒的九号床、肖老头、病患家属，以及“没有名字”的护工，作为时代的缩影和细节部分，在作者非虚构之眼的犀利“透视”下纤毫毕现。 我们无法确知薛舒在写作过程中是否经历过困难的选择：写，或者不写；我们所能确知的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排泄物，不为博取猎奇的眼光，甚至不为博取同情，而是为揭示生命的真相——虽然是部分的真相，却也是残酷的真相，这无疑又潜藏着作者直面命运的“史传”勇气和不屑伪饰的生命关怀。 薛舒显而易见是一个宏大叙事背景中的“细节控”。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往往成为窥探人性、透视社会的显微镜下的“组织切片”。比如七个子女在处理外公遗产时的诸多事端，即见勇气和用心，令人印象深刻。一个迁户口的“小动作”，牵动的何止家族成员在共同的伦理压力下各自蓬勃的人性和异常敏感的利益“神经”。难能可贵的是，薛舒没有让自己站在一个自设的道德高地作俯瞰式评判，而是置身其中。作为避无可避的“当事人”之一，她始终是清醒的。她是遗产之争的被动参与者，同时也是事件的观察者、记录者和反思者；她既是现实的“剧中人”，又是精神的“局外人”，抱着深刻的同理心和平而视之的悲悯态度，既有剖视他者的勇气，也有剖视自我的自觉。对“人”之为“人”的秘密，薛舒显然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和“恢恢乎游刃有余”的解剖之术。 还有什么比爱更能赋予人生以意义？薛舒的“生命两部曲”像一道爱的暖光，照耀着那些残老的躯体和不堪的生命，给予他们最后的温暖，更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道热肠，表达了对生命的关怀、悲悯，以及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