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罗伟章已创作出版了10余部长篇小说和100余篇中短篇小说，逐步建构了属于他自己并具有辨识度的精神谱系。刚来成都专事写作的第一个十年，罗伟章选取的题材大都直接针对某类社会问题，这使他迅速取得小说家声望。但他拒绝被归类、贴标签，把渴望突破的本能化为自觉。从第二个十年到现在，他求新求变，文体上不断进行形式革命；修辞上追求轻逸、迅捷、确切的小说诗学；风格由粗粝转向精细，叙事从现实主义转向现实、魔幻、悬疑、心理的融合，尝试“对时空进行倒错切割、重叠并置的处理”（1），消弭现实与幻想、真实与虚构的区隔。当然，相对于上述种种变化而言，更为深刻的、更为显著的变化还在于：罗伟章逐渐调适创作方向，从急迫地为变革时代诊病变、指问题，转变为更加注重为渺小个体写心灵、抒情绪，从而使他的小说刻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
    一、转向：
    从为变革时代诊病转向为个体心灵写史
    实际交往中，罗伟章乐观幽默，人未到，笑先闻。但他的作品却是沉重的，几乎都隐现着绕不开的痛。早年他的作品喜欢下“诊断书”，但他很快发现，持续的诊断和言说虽然能够发现和阐释变革时代的社会问题，但提出具体的治疗方案并不是小说家的职责和义务，他也并不擅长，更何况即便开出的药方可能有奇效，也不一定能实施，反而消解了作家持续介入的激情。到成都十年，特别是2012年之后，罗伟章的创作转变为更加关注向内的心灵困境，抒发大时代中小人物的个体情绪，此后，无能、无用、无助、无力、无聊、无趣、无奈、无望、孤独、悲哀、寂寥、怜悯、怀念、愧疚、卑怯、空、痛、恨等词语在其作品中俯拾即是。他甚至一度想把“三史”合集命名为“孤独三部曲”。
    这一时期，罗伟章关注的社会问题涉及教育腐败、底层苦难、生态污染、伦理失序、文化失传、农村空心化、过度开发、超速城镇化等。如《奸细》《磨尖掐尖》揭示教育管理者的唯利是图；《我们的成长》写到应试重压对人才的毁灭；《考场》中，家长们违背道德的利益交换行为严重危害子女身心健康，误导其人生抉择；《变脸》《回家》《我们的路》里，农民工朝不保夕、居无定所，被老板大声呵斥、克扣薪酬、拖欠工资皆为常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揭伤疤”为要务的罗伟章是一个问题导向的作家。这段时期，罗伟章满怀责任感、使命感，觉得写作是非常神圣的职业，作家具有超人的力量。他坚定地表示，自己“心目中的小说，到底不是玩物，而是必须有所担当”（2）。其最重要的担当是通过揭露和批判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直到2009年发表的《马上生活》，其中考上研究生、到南方去、走进大城市、成为文化学者都依然是其笔下主人公令人艳羡的身份设定，作品中一位女教师还为那位才华横溢的文人而终身不嫁，为得到其书法作品而尊严尽失。但罗伟章逐渐悲哀地发现，怀揣使命感、责任感但没有话语权的文人学者的努力和梦想要付诸实践，其实困难重重。《寂静史》中的何先文与《谁在敲门》中的周宣的身份、使命、经历、遭遇非常相似，可以互文见义。《寂静史》中，何先文肩负使命，满腔热忱地探询非遗传承人林安平的传奇故事，其策划富有文化创意和审美价值。可当权者为迎合市场，选择了陈婷婷罔顾事实、庸俗不堪的方案。何先文试图改变土家祭司林安平的凄苦处境，林安平甚至还在痛苦挣扎后改变了信仰，然而何先文、林安平除了陷入流言的旋涡，其他一切毫无改变。《谁在敲门》中的周宣何尝不是如此？
    文化学者、非遗传承人如此，罗伟章曾经寄予厚望的“写作者”也好不到哪里去。《声音史》中，东升在重要刊物发表组诗，并引起广泛共鸣，算得上有点影响的“打工诗人”。可无钱无权、无妻无子的漂泊状态，使其在母亲心中竟然连劳改犯李奎也比不上。回到家乡，东升根本不敢提到自己在写诗，因为“强大的物质标准，碾轧着他，使他卑怯如初”（3）。《谁在敲门》中，省城某画报社编辑、“非著名”诗人许春明处于城、乡双重边缘，不仅对社会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最终还遭遇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鄙夷。看到故乡被各种“规划”“行动”反复折腾，自己费心劳神提出来的建议只能变作废纸；听到亲人们的各种求助，自己使出浑身解数做出的种种努力却最终都于事无补。《从第一句开始》（4）的叙事者陈小康，也痛历了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生活窘迫、身份尴尬，尽管深切地渴望“融入时代”，却“悲哀地发现，自己离时代越来越远”，不得不“改变或者说转型”，迫不得已地进行自我调适。
    当然罗伟章的自我调适并不是为了适应市场并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所谓成功，而是把为变革时代社会诸领域诊病的精力部分转移去抒发时代洪流中渺小个体细微、复杂的生命体验。例如《世事如常》中，小春对爱情、女人和其他一切世事都毫无兴趣；主人公谢明也老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意思”，那位固守文化馆的馆长和那位杂家的生活方式更没有意思。《声音史》中，杨浪悲悯于佛头被盗、佛像被深草淹没，怀念着小时候有亲戚往来的温暖亲情，心痛于同学钱云的背叛，愧疚于小时候因背叛承诺而给哥哥造成的身心巨创。《隐秘史》中，备受欺辱的桂平昌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最终发现此前对恶邻苟军的问心无愧全都建立在自我辩解之上，而深层的嫉恨心、报复心甚至仇杀心才是自己的隐秘。《寂静史》中，林安平从出生开始，一辈子活在恶毒的流言中，除了叙事者何先文和亲人及师父，似乎很难再找出有谁在乎过她凄凉的身世和内心的孤独。
    深化对文学、作家的使命及局限的认识是他“向内转”的内在动因。在散文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中，罗伟章真诚地记录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和生命经验，也部分呈现了“向内转”的复杂性和渐进性。
    其实，所谓转向，实质是问题切入角度、主题呈现策略的变化。“向内转”并不是不再关心社会，不再关注时代，而是从以前着重写社会问题，通过社会问题反映人心的变化，转变为着重写心灵困境，通过人心变化折射社会转型。不管是转向之前的《白天黑夜》，还是转向之后的《月光边境》《世事如常》《隐秘史》，都把极富传奇色彩的越狱题材、凶杀事件处理成叙事节奏极缓、考验阅读耐力的心理小说。“向内转”并不只是因为介入无力就退而求其次，更是因为只有持续建设心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罗伟章认为，只有认知到局限，把握住本质，理解社会生活与人心人性，才可能做出有效想象。正因如此，他的《声音史》才被誉为“乡村心灵史的绝妙隐喻”（5），而《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分别对心灵、信仰、人性做了深刻的揭示（6），罗伟章也自认为“心灵史、信仰史、人性史，在三部小说中都会涉及到。当然各有侧重”（7）。而且，罗伟章早已突破单一主题的思维定式，越来越倾向于全方位挖掘、立体化呈现，所以，其《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和《谁在敲门》等近作，将生活经验、人物情感及叙述的“情绪容量”“智慧容量”有机融合（8），越来越“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极广的涵盖度”（9），主题内涵和美学意蕴就更加丰厚。《谁在敲门》更是将世态人情铺写得跟纷繁琐碎但处处勾连的现实生活图景一样，既烛照人心之幽微玄妙，也折射社会之斑斓繁复。因此，罗伟章从为变革时代社会各领域诊病向为个体心灵写史的转变虽然是显著的，但在这种由外向内的转向之中一直有三个“坚守”的核心主题。
    二、坚守之一：
    反思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随着城镇化、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人际的、生态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矛盾不断凸显出来。人们发现不加辨识地一味模仿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信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现代性理论，并不能直接阐明和解决中国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反而激化了更多的矛盾。所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文学界又逐渐兴起了一股批判、反思现代性的思潮，这一动向就是“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10）。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罗伟章正式步入文坛，他对现代化悖论中农村凋敝、身份尴尬、权势威压、人性异化等许多方面均有深刻反思和精彩呈现。早期长篇小说《妻子与情人》开篇就是关于时代与个人关系的思考。主人公姚江河被时代裹挟和左右，他的生活被简化和拧干，在这一变革时代不断上演着人生的悲剧。他的着力点在于“质疑、追问、审视和批判现代化（现代性）、城市化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畸变”，吟唱“乡土文明、传统文化、人间温情和田园生活的挽歌”。（11）罗伟章痛感故乡生态环境、伦理道德以及人际关系的变异，对“把城市化进程当作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现代社会”进行反思。（12）他发现走南闯北的农民工把普通话和各地方言带回老家，连“故乡的语言也被颠覆了”（13），从此开始的故乡书写也才更多地告别记忆中的诗意回想，走进令人痛心的残酷真实。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背井离乡，抛妻别子，穿梭于天南地北、大城小镇去寻找“活路”，致使农业荒废、田园荒芜、屋舍坍塌。很长一段时间，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者更多关注农民工经济收入在总体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以罗伟章、胡学文、孙惠芬、刘庆邦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却更敏感于现代化、城市化的疑难杂症，更关注民生疾苦，关心文化传承，关爱弱势群体。
    如留守儿童长期得不到父爱的滋养。《故乡在远方》中的小丫、《我们的路》中的银花、《幸福的火车》中的加加等孩子甚至连见父亲一面都是难以实现的奢望。实际上，罗伟章对留守儿童问题是一直关注着的，不过在后来的作品中只是偶有涉及，他还为自己对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逐渐见怪不惊，难以再次点燃创作渴望而感到警觉和自责，并特别担心一定会“大面积显现”的“整体的危机”。再如留守妇女只能靠无休止的劳作转移内心的煎熬。《幸福的火车》中，腰杆累断也翻不了身的小娥扯心扯肝地想念丈夫。《声音史》中的夏青一个人扛着生活的重担，艰难地把病弱的孩子拉扯大，还忍受着丈夫无情的背叛。又如留守老人无人照顾，“死活不明”地熬着寂寞深长的单调日子。《声音史》中，老人死了抬棺的人都很难凑齐。梁春被丁老婆婆的孤单镇住，患上诡异的“多话症”，需要不断讲话才能暂时觉得不孤单，后来甚至靠搜集“豁拉子”，用其令人又痛又痒的毒液来抵御不疼不痒的日日夜夜。苦恼的杨浪，深夜独自用面团演绎父母、哥哥与自己就是天上星辰的幻想。千河口持续不断地做着减法，最后只剩下杨浪和夏青两个人。《谁在敲门》中，父亲生病和逝世的最大价值，也不过终于给漂泊在天南地北的儿孙们创设一个短暂的团聚机会而已。
    留守的人如此孤单寂寞，如此艰难，那漂泊在繁华都市的农民工呢？天地如此广阔，而农民工只能“钻进逼仄的深巷”；城市四通八达，但农民工只有“规定的方向：出卖与身份相符的苦力”。（14）在城市的工地上、工厂中、角落里，他们只能干着最重、最苦、最脏的“活路”，并且随时被老板欺骗、侮辱、压榨或者开除。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问题意识强源于作家的责任感强，但是从小说艺术上讲，过于直露的问题意识也未必就是好事。为此，小说家鬼子和评论家贺绍俊都曾善意地提醒过罗伟章，他自己也意识到，“写小说时，‘问题意识'不能过强，更不能用'问题'去推动情节的发展”（15）。尤其在揭示问题、介入社会没有实际成效之后，他更在乎深渊之下的人性、人心，不断“往下走，往幽暗乃至幽冥处走”（16）。例如，历史小说《空白之页》中反复出现的“废墟”，就不只是指现实的城市和家园变成了废墟，还隐喻了“人性、人心也变得荒芜破碎，如废墟一般，急需重新开始修补或建设”（17）。
    三、坚守之二：
    揭示深渊下的人心隐秘
    罗伟章一直试图呈现深渊下的人心隐秘，并以此重建日益荒芜的人性和正在畸变的道德。在这个“利益喧嚣、精神低迷、道德模糊的时代”，每个人均面临着“道德自我之心灵秩序的纷争、分裂乃至失坠”。（18）在《世事如常》中，大山深处的回龙镇也在悄悄发生价值体系的崩塌。马婆婆一辈子行善却遭受质疑；她资助过的覃中安骗色骗钱，坏了回龙镇的规矩；李兴从富有爱心、勤读善思、受人尊重的街坊长辈堕落为奸杀藏尸的嫌犯。
    不过，所谓道德，在功利主义哲学中，大都是以利己为前提的，正如罗伟章讽刺的那样，“既然宇宙间有了太阳，就应该让她为高傲的人类服务”（19）。《变脸》中的包工头陈太学不断为自己越来越狠心、越来越势利、越来越无情进行自我辩解。《世事如常》中，谢明不断审问和折磨自己的妻子，对回龙镇人残害女婴和对自己舍不得捐钱行善都进行难以自圆其说的狡辩。镇委书记本来希望杜同宽副镇长、专业打捞队帮助藏尸匿迹，却理直气壮地责骂他们。
    罗伟章对道德利己主义始终保持批判态度，笔下人物经常进行灵魂的自我拷问。《世事如常》中的李兴，虽然没有谁发现他的罪恶，但是他无法宽恕自己，最终选择自杀，并留下遗书自我揭露。李兴主动赴死谢罪的结局，表明叙事者对人的道德自觉还抱有一线希望。《大河之舞》中严重败坏了半岛人规矩的罗建放，即便自认为是鬼使神差才犯下大错，仍一直渴望被严厉惩罚来赎罪，甚至在面对儿子挥刀劈来身首异处的瞬间，竟然面带微笑并竖大拇指。《现实生活》中，阅读《安娜·卡列尼娜》时，胡坚在笔记中写道：“安娜竭力回避罪恶，证明她还有救，她后来卧轨自杀，正是走上得救的道路；要是对罪恶无所谓，甚至欣赏，就无可救药了。”（20）也许正是发现了杨小红的背叛，但杨小红从未反思自己的罪恶，所以胡坚才会有逃生时不愿顾及妻女的举动。当然，他自己这种选择又何尝不是罪恶？与此同时，他也背弃了精神追求，完全沦为追名逐利之徒。在罗建放、胡坚、李兴、杨小红等人物塑造上，的确看得出托尔斯泰在精神上对罗伟章的深刻影响。
    罗伟章认为，“作家在探索道德的时候，骨子里是一种美学判断”（21）。他往往选择用不对称的道德格局营造审美张力，其笔下的道德觉醒者不少是处于人生逆境的小人物。地位卑微的弱者因为道德自觉而显出精神的高贵与充实，身居高位的强者因为道德眩晕而暴露精神的贫弱和空虚。例如，《现实生活》中，作家戏剧性地写道，利用特权吃喝玩乐的马晓丹博士与别有所图的万书记和陈院长高谈信仰，还到处做讲座，专门讲“知识分子如何建构自己的精神生活”。这些现实生活的强者没有时间去反思自己，他们高唱道德与信仰，不过是为了“让别人去遵守”而已。（22）在成长小说《半岛上的白蝴蝶》中，叙事者让年龄小、地位低、问题少、责任轻的弱者主动陷入自责自咎的精神困境，而让问题多、责任重、毛病深沉、身居高位的强者轻松自如地过活。李校长和班主任对他们所称“品德败坏”的学生何光光等人绝不会网开一面，而对师德失序、管理失职、教育失策等问题，却从未反思。施教者坦然地违背道德良知，比如李校长公然欺男霸女，张副校长以权压人，班主任把“好学生”当作“硬通货”，而对成绩差的“坏学生”极尽羞辱之能事。受教者刘晓，一个13岁的男孩子，却在道德自责中备受煎熬，被无数个不眠之夜折磨着，“自个儿已经无法承受心灵的重压了”（23）。他被恋母情结、与同学打架、渴慕少妇、偷窥私情这些没人知道、没人告发的错误压得喘不过气来，并对自己变坏使哥哥的声誉受到影响感到痛心极了。
    罗伟章笔下的小人物常常因内省意识折射出别样的人格光辉。《声音史》中，杨浪其实也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连亲哥哥都觉得他丢脸，即便年龄大、辈分高也不能为自己赢得些许尊严。哥哥对杨浪不管不顾，可杨浪不但不责怪哥哥，还陷入深深的自责。因为只有杨浪本人知道，哥哥之所以变得如此心硬和冷漠，主要是因为自己小时候背叛承诺，向母亲告状，使哥哥遭受毒打。他病态地模拟出卖哥哥后母亲毒打哥哥的声音；用“痛楚，来鞭笞自己”，让“内心自欺欺人地通向安详与平静”。（24）杨浪深深地理解哥哥的异常之举。因为内省，杨浪变得宽容博大，不但原谅了哥哥，也在一定程度上原谅了曾经背叛自己的同学钱云。杨浪不过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而且是理解力最差的学生，但是其道德反思其实与儒家“三省吾身”“推己及人”已经相差无几。在被誉为“当代版《罪与罚》”的《隐秘史》中，桂平昌和老婆备受苟军欺辱，而且对苟军的仇杀并未真正付诸实施，但他反复拷问自己的灵魂之后，把意念之恶当作了现实之罪，并不断经受源于自身的精神折磨。这些小人物正如罗伟章所言：“当人类的罪与罚不由别人判定，而是自我审视，人性就进化了一步。”（25）
    四、坚守之三：
    书写小人物的命运抗争
    罗伟章是一个相信命运但绝不认命的作家。他认为，人和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命是一生一世的境遇，运是一时一地的遭际”（26）。他的不少小说书写性别秩序和权力格局，体现小人物的命运抗争。
    在性别秩序中，女性至今处于弱势。在生存条件较为艰难的川东北地区，几千年来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回龙镇上，女婴被长辈处死或者宰掉一根手指以逃避超生罚款的陋习很难消除。《世事如常》中，断指女孩们隐忍而顽强地活了下来，并努力去接受与生俱来的不公命运，想方设法去谅解和热爱亲人。
    不管处境怎样恶劣，罗伟章笔下的绝大部分女性都保存着向善尚美、抗争命运的人性美质。《大河之舞》里张云梅体现出的“爱”“疼痛”“坚韧、执着和勇于担当”，很好地诠释了罗伟章为什么喜欢歌颂女性。（27）她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设法保存了外孙女巴艳的性命，后来还不断寻找其下落。关于巴艳的那个传说中，极富象征意味和传奇色彩的大河之舞更是对突破命运枷锁的女性的生命赞颂。《河风》中，家住山顶的独生女王小英因羡慕姐妹们纷纷走出大山而十分落寞。但是姐妹们或者在有毒的环境中超负荷劳作，或者沦为被人消费的玩物，她们的命运并没因为闯荡世界而真正改变。不愿意认命的王小英通过学做卤菜并自主创业而实现自立，后来还收获了城里人身份的大学毕业生田茂的爱情。但是，罗伟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未因此简单地画定王小英的人生轨迹。他让痴情、自卑、善良的弃儿张铁匠望见那个“脸上挂着泪水”“很像王小英”的人，暗示了命运的复杂性，女性似乎并不仅仅因为从山顶嫁到山腰、从山腰嫁到平坝、从乡下嫁到镇上或县城就一定能获得幸福。
    在权力格局中，下层民众难以享有生的尊严和死的自由。但是他锲而不舍地用宽恕、逃离、抗争、控诉等各种方式，呈现弱者的努力和不屈。罗伟章曾借看韩剧《可疑的三兄弟》的经历告诉笔者，胡学文为什么评价他的作品具有“温情的底色”“沉重却不绝望”，那就是故事中的人物个个那么难，但是人人不放弃，都为了“爱”，“在生活里扑腾”。（28）《半岛上的白蝴蝶》中，妻子被校长霸占的敲钟人文师傅，只能用博大的胸襟去强迫自己包容和谅解妻子周华。《声音史》中，不堪丈夫虐待的山村妇女选择的是离家出走，成为“跑跑女”，可惜的是，她们往往因为丢不下对孩子和庄稼的念想，被重新领回去。《红瓦房》中，遭受了村长欺辱的老农民鼓起勇气来镇上反映情况，谁知因为胆怯而显得猥琐，遭到何开勋副镇长的怀疑、冤枉和刑讯逼供，落下残疾。因为丈夫和儿子冤死煤窑，三妹天天找山河镇领导讨要公道，想不到镇领导才是煤窑的真正老板，所以三妹不但控诉无效，还被强行送入疯人院。后来她流落到沙湾镇，想挣扎着活下去，却又落入沙湾镇副镇长何开勋的魔爪，遭其霸占、消遣、毒打、恐吓。好人陶志强打算把何开勋告倒，可他孤立无援。最后，陶志强带着三妹走上了漂泊之路，逃离了欺负好人、欺负弱者的所谓秩序。作者试图给人物逼仄的命运划开一条缝，让阳光照进来。《世事如常》选择临死前的灵魂叙事，更具真实感地控诉了身居高位的当权者对生命的漠视。为了掩盖一次性死亡超标的真相，官员在组织打捞的名义下隐藏尸体。《谁在敲门》里，一些镇、村领导也组织了类似的水下匿尸。这些葬身河底的人，连“死亡权”都被剥夺了，哭闹的家人也遭到“地头蛇”的威胁。
    罗伟章书写权力格局对弱者的命运钳制时，还注意到了强弱的相对性和权力对人性的扭曲。《变脸》中，农民出身的包工头陈太学一步步恶变为社会的毒瘤。他为了摆脱穷困，主动巴结建设局官员，下贱到自己都恶心。拿到工程、赚到钱之后，他转嫁屈辱和修复自尊的方式竟然是刁难、羞辱恩人的女儿，在乡亲面前炫富，克扣农民工的工资。靠山倒台之后，他继续勾兑和腐蚀其他官员。《潜伏期》中，杨同光虽为数学天才并深谙教育本质，但为保住饭碗，也不得不跟所有无权无势的教师一起拼命创造领导心中的所谓价值。赵新华以为让丈夫免费为权贵的子女辅导功课就可以得到关照，但最终无济于事。
    结语
    在专事写作的二十多年里，罗伟章前十年急迫地为变革时代社会诸领域诊病变、指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但他逐渐发现，由于文学家的身份局限，这种反响很难产生直接的、实质的推动作用，过于明确的问题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叙事艺术的精进。为此，第二个十年以及近期作品在题材、文体、修辞、风格、叙事和创作方向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显著、最深刻的变化是创作方向整体上呈现出“向内转”的趋势，即越来越聚焦于时代洪流中渺小个体的歌哭悲欣，从为社会指呈问题转向为个体抒发情绪。但是，“向内转”只是相对而言的一种趋势，罗伟章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坚守着三个恒定不变的核心主题：一是持续反思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可能出路；二是不断揭示深渊下的人心隐秘，力图用爱来修复人性和道德中扭曲变形的地方；三是对小人物，尤其是对女性和弱者的命运抗争表达深切的理解和真挚的同情。在这些“转向”与坚守中，罗伟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
    
    
    注释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1世纪中国文学史论”（skcb201401）、本科教学改革项目“创意写作理论与实践”阶段性成果。
    （1）周毅、陶晶雯：《从“事实”到“真实”的迷宫叙事——以罗伟章<太阳底下〉为例》，《当代文坛》2013年第5期。
    （2）罗伟章：《我心目中的小说》，《当代文坛》2008年第4期。
    （3）罗伟章：《声音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页。
    （4）罗伟章：《从第一句开始》，《芳草》2022年第2期。
    （5）雷达：《乡村心灵史的绝妙隐喻》，《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
    （6）丁帆：《丁帆的2022年度好书推荐·虚构类》，《南方周末》2022年12月23日。
    （7）舒晋瑜：《罗伟章：我在<隐秘史>中索取小说的深度》，《中华读书报》2022年8月31日。
    （8）白浩：《罗伟章新乡土三书的日常入史与艺术升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
    （9）刘小波：《个体叙事、时代描摹与精神探询——罗伟章小说的三个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
    （10）陶东风：《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二十一世纪》1999年第3期。
    （11）周毅、靳明全：《“反现代派”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以罗伟章为例》，《当代文坛》2011年第2期。
    （12）罗伟章：《农村永存》，《天涯》2004年第3期。
    （13）罗伟章：《我的“只有表面”的故乡》，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2/2012-12-19/149810.html
    （14）罗伟章：《声音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12页。
    （15）罗伟章：《路边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
    （16）罗伟章、余红艳：《往下走，往幽暗乃至幽冥处走》，罗伟章，《路边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页。
    （17）周毅、罗伟章：《最伟大的书是命运之书——对话罗伟章》，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
    （18）杨伟涛：《论道德自我的价值实现》，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1页。
    （19）罗伟章：《抢救对季节的感觉》，《天涯》2002年第5期。
    （20）罗伟章：《现实生活》，《江南》2012年第3期。
    （21）周毅、罗伟章：《最伟大的书是命运之书——对话罗伟章》，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
    （22）罗伟章：《路边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23）罗伟章：《半岛上的白蝴蝶》，《江南》2005年第1期。
    （24）罗伟章：《声音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页。
    （25）曾琦、张人杰：《罗伟章：以“史”命名三部曲，都在书写一种孤独》，百家号一红星新闻，h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2081286282314544&wfr=spider&for=pc.
    （26）罗伟章：《作品的命与运》，《时代文学（上半月）》2013年第7期。
    （27）罗伟章：《我为什么歌唱女性》，《红岩》2006年第4期。
    （28）周毅、罗伟章：《最伟大的书是命运之书——对话罗伟章》，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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