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和情节来看，叶弥的长篇小说《不老》（2022）延续了《风流图卷》（2018）中某些未完结的故事，又赋予了人物新的际遇和人生。小说以1978年改革开放“前夜”的25天“倒计时”为时间结构，讲述35岁的孔燕妮在等待恋人张风毅出狱的同时毫不耽误地谈恋爱。关于这部作品，研究者多从女主人公的情感生活以及特殊历史时间带来的社会思潮进行了评说。我更倾向于将这部小说视为叶弥创作序列中的一个“界标”，标示着其叙事理想的成熟度与完成度。
一 “理想人格”的生成
要深度解析《不老》，需要将其纳入叶弥的整体创作中进行考察。从1994年发表《名厨》以来，叶弥的作品广泛涉及现实、城乡、历史、女性等题材，历来被认为难以归类。在我看来，叙事范畴虽然不同，但其追求大体是一致的，那就是着力锻造既“在”又“不在”世俗生活中的人物，他们身处现实之中但精神总是超拔或者说悖离现实。用姜文的话来说，这些人物“未被格式化”，这也是叶弥小说总是予人以“陌生化”和“游离感”的原因。
在《风流图卷》和《不老》中，叶弥选取了1958年、1968年、1978年等特殊年份构建“微观史学”，通过“革命”与“人性”的颉颃来展现时代和人物命运的变迁。如果说《风流图卷》书写的是孔燕妮性格“发展史”的话，那么《不老》则是其“成熟史”。女主人公性情的凝聚成型与时代潮流并不同步，而是具有强烈的逆反性。虽然被性侵且亲眼见证了一场场可怕的毁灭，但她依然持守着对于自由意志、个体主义、精神解放等美好之物的向往。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是叶弥创作生涯中不同人物的理想主义光芒的“结晶”。
作为苏州作家，叶弥并不拘泥于地域和风土，她敏慧、善悟而多思，往往能在历史潮流中捕捉到意蕴丰沛的命题，那就是“人”在其所处的时代、社会、变革、道德体系中经受挫败和规训而逃离或反抗，《成长如蜕》（1997）中“弟弟”的遭遇就相当典型。再如，《闲来无事》（2000）中的彭建明用戴墨镜看电影以及将手伸进电影光束里和“拉电”等行为来凸现自己的“非农民”特质；《“崔记”火车》（2008）中的秋媛对火车的向往包含着逃避无聊生活的意愿；《风流图卷》中的柳家骥用享乐主义抵御“改造”，常宝用女性美学反抗那些把生活弄得毫无美感的粗糙简陋，这两位对孔燕妮影响至深的人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结果导向来看，这些人物的反抗并不成功，但他们从来没有将自己降维至庸俗和溃败，甚至始终保持了强力主体意志。当他们发现反抗无果并且可能招致更大的侮辱时，宁愿一死了之。如果说他们的命运还搀杂着灰暗和悲剧色彩的话，那么孔燕妮则标示着一种明亮自洽的理想人格的高度完成。
在生命伦理上，孔燕妮体现了叶弥一以贯之的对“情感”的重视。《不老》以分量相当的笔墨讲述了女主人公的两种爱情生活：一是她与张风毅的爱。这份感情发轫于少年时代，共同经历了“革命”带来的残酷变故而心意不改，携带着毫无保留的信任和人格生成的互嵌，是处于“完成时”的成熟之爱。二是她与俞华南的邂逅。他们的交往过程伴随着对于激变时代的认知分歧与争吵，最后走向了体恤和理解，是“正在进行时”的爱。孔燕妮与一般女性的迥异之处在于，她与张风毅、俞华南“谈”的不是“恋爱”而是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国家未来、人性善恶等命题。在情感生活之外，她关于“精神/物质”的思考、“空心汤团”演说、发动学生开展的“为他人行动”均有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最为“非女性”的是，她不会因张风毅入狱、俞华南“失踪”而自怜自伤——这是女作家和女性人物很容易陷入的情绪窠臼。一言以蔽之，她的爱和精神是“中和”的、“雌雄同体”的。
从《风流图卷》到《不老》，孔燕妮经历了人格的成长与进化，成为了一个情感的人、行动的人、勇敢而真诚的人，这些特质在讲求实利主义的中国社会中并不多见。对于这个人物，叶弥有着明确的塑造倾向和性别赞叹。在与舒晋瑜的访谈《希望有“越轨的笔致”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她说自己想塑造一个“来源于生活，又不给生活压倒的女性”，“她必须是有知识有境界的女性”。叶弥的写作是独特的，也是孤独的，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追求思想、意义、精神什么的太过奢侈，也相当累人，除了史铁生、张承志、残雪等少数作家外，鲜有对此持续进行书写者。好在叶弥已经过了惧怕孤独的年龄，她通过孔燕妮这个形象表明：思索者最强大，孤独者最有力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世俗尘埃和时代风暴落在她身上，甚至把她卷到半空又摔到地上，都不能扰动她一丝一毫。在叶弥笔下，这个人物跨越了性别和时代的局限，作为一个接近“纯粹的人”“理想的人”而成为当代文学谱系中的独异存在。
如果以更简洁的表述来概括叶弥的叙事主题，那就是“立人”。中国近现代以来，从龚自珍、梁启超到胡适、李大钊、鲁迅都对这一命题孜孜以求。在《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提出了“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等“立人”方法，用来形容孔燕妮这一形象的生成路径倒是相当恰切。我毫不掩饰我对孔燕妮的喜爱，有时甚至充满了欣羡。她那自由翱翔的强健与平稳落地的安详，不但极大地反叛了儒家文化和非常年代对于中国人几近残酷的身心虐杀，更代表了一种高远广袤、毋须借助他者照耀也能自体明亮的“性别乌托邦”“精神乌托邦”。从这个意义来说，叶弥的写作构成了对百年前“启蒙者说”的遥远而笃定的回应。
二 爱与自由
从广泛意义来看，爱与自由当然也是人格追求的构成部分，这两者及其关系在《不老》中有着重要和独特的体现，不妨单列出来一说。孔燕妮最耀眼也最被人诟病的就是不停地谈恋爱，她很容易爱上别人，自称是“敞开情感的人”“多情里的多情种”。叶弥为何如此设置呢？我想这可能是作家关于性别身份及其边界与内涵的一种认知，那就是对于女性来说，最重要、最大限度彰显自我的“战场”就是爱情，或许也是唯一的“战场”。
在《不老》中，孔燕妮的情感经历堪称丰富。张风毅入狱三年，她谈了三场恋爱，还不包括对学生冯春霖爱慕的回应和与诗人江红旗的肌肤之亲。张风毅也不缺暗恋者，就连在狱中也吸引了年轻的曲小珍。需要注意的是，孔燕妮虽然多情但从不滥情，借用赵园先生在《想象与叙述》中的话来说，吸引她的是“光明俊伟的人格”。俞华南和张风毅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爱读书、爱思考、有勇气、有责任感，关怀公共事务和贫弱底层。对孔燕妮来说，这两位男士都值得她去爱。在吴郭人民的集体“围观”和“关怀”下，她不慌不忙、有滋有味地爱着与被爱着，即使受挫也不屈不挠、屡败屡战。对此，叙述者转换视角予以了褒扬：“孔燕妮，你又成功了。你在爱情这个领域，是百战百胜哪。你真是个有能力的人。”显然，叶弥欣赏并赞同她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爱情旅程，希望她能超越世俗眼光和庸常伦理，去度过光明宽阔、生机勃勃的一生。
“爱与自由”本为悖论，一个排斥他者，一个宽容他者，对这个悖论的处理方式构成了《不老》爱情话语的核心。从对于“爱”的理解力与执行力来看，这三个人的气质是相同的，他们从不将对方视为附属物而是完全独立的个体。张风毅与孔燕妮彼此深爱，约定对方永远“自由”。孔燕妮与俞华南的爱也是自由的，他们相遇伊始便知道对方都在等待自己的爱人，一个在狱中，一个去缅甸参加了缅共人民军。这两个“不在场”的形象总是让我想到葛兰西和切·格瓦拉，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还是说回主题。既然张风毅比爱自己还要爱孔燕妮，那为什么要放她去体验不同的情感呢？在给女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极端忠贞的爱情背后都有着对自由灵魂的操控，是不正常的。”因此他不喜欢梁祝、罗朱之恋。孔燕妮也发表过类似的关于“自由”与文化/文明关系的观点：“我和张风毅约好的，什么事也不要互相隐瞒。我们中国人含蓄，什么话也不说透，互相是不透光的。”对他们来说，“互不隐瞒”是对抗“互相欺瞒”的最好方法。这意味着“爱”是“自由”追求的体现之一，其目的是让彼此的生命走向丰富和辽阔，而不是封闭或萎缩。
用弗罗姆在《爱的艺术》中的话来说，三位主人公都深谙“爱的艺术”或更准确地说是“爱的技艺”（The Art of Loving），这需要爱者具备约束感、专注感、忍耐性等爱的“能力”。这样的人拥有宽仁、坦荡、磊落、无畏的人格，即弗罗姆所说的“创造倾向型性格”，这种性格的人总是在“给予”：“给予要比索取和接纳快乐，这并不是因为它是某种东西的丧失，而是我的活力在给予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因此，孔燕妮对“付出”毫不在意，甚至以此为乐。在她的“账本”里，“付账”远远大于“进账”。
归根结底，豁达地面对“爱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并宽容地看待爱的存在与否，最终是为了达到精神的圆满，一如女主人公的领悟：“精神上有了枷锁，就失去了自由。失去自由的灵魂，是衰老腐朽的灵魂。一个衰老腐朽的灵魂，养不出年轻的肉身。”在这个循环中，“精神”←→“灵魂”←→“身体”互动同构。这就不难理解孔燕妮的手因何而冷又因何而暖。小说将她的手设置为“身体”的表征，自15岁被性侵后就一直冰冷，这意味着她的身体/精神遭受了双重戕害。张风毅和俞华南都无法温暖，最后是她与江红旗的肌肤之亲解决了这个难题。在此，手之冷暖与精神“枷锁”之解除和“自由”之获得之间互为因果。而把这个“爱人”无法完成的任务交给一位“诗人”，这里头可能包含着叶弥从少年时代起就有的对诗的一份深爱与寄情。
叶弥以往的作品也有关于“爱”的书写，但那是不自由、不对等的爱，甚至是病态和残缺的。比如《司马的绳子》（2002）里的司马与邢无双，《猛虎》（2003）里的崔家媚和老刘，《混沌年代》（2008）里的父亲和母亲。虽然也有如《明月寺》（2003）里罗师傅和薄师傅纯净得令人落泪的爱，但他们携带的秘密却“封印”了正常生活而令人叹惋。在2008年隐居乡间后，叶弥的叙事题材与意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爱、身体、欲望的探索走向了松弛宽阔。《香炉山》（2010）中，苏表达暗恋的方式与大自然的气息相谐一致，清淡美好；《桃花渡》（2009）中，“我”对清定居士/崔先生很有好感，虽然无果，但“我”在爱中的领悟比“得到”本身重要得多。到了《对岸》（2020），变化更加明显，柴云妹有过不堪回首甚至耻辱的婚恋经历，时过境迁，她不再纠结，取而代之的是自我宽宥的平静与淡然。而讲述/倾听柴云妹故事的五个中年女性也各有所悟，释然开怀，一如那夜的月白风清。
说起来，“爱与自由”在文学中并非新命题，但多拘囿于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人们以为借“爱”之名就可以任意宰割“自由”，或以为防范“自由”就是在“保卫”爱情，这其实是将人性的多元面向进行了窄化和浅表化处理。在叶弥看来，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人的情感和精神波涛都在涌动起伏，充满了层次感和生命力。在《局部》（2011）中，艾老师虽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丈夫又爱玩上吊的游戏，但她并不忧愁，最擅长的就是想入非非。《逃票》（2013）中的孔觉民是“臭老九”，但“姑娘们找对象都愿意找‘臭老九’”，因为他们有知识又爱卫生讲道理。在《文家的帽子》（2016）、《雪花禅》（2016）等小说中，主题涉及“破四旧”和“战争”，但叶弥的关注重心依然是极限环境中的人性博弈与情感走向。她认为所谓的不可思议、意料之外实为“常识”，她笔下的“人”也因此丰沛饱满。在《不老》中，三位主人公的“爱”不断地突破悖论，超克局限，具有强大的内驱力。就像武兆雨在《诗性“不老”，“风流”自流》一文中所说，他们在追求“个体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同时，也帮助别人获得“生命的自由”和“生命的幸福”。自由主义的辉光可以“渡己”，也能“渡人”。
三 “情不情”与泛灵观
阅读《不老》，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孔燕妮纯粹真切的爱情观和情感实践。她对“爱”进行了精神性和超越性擢升，在爱中被爱，在情中用情，使之清澈而透明。从这一点来说，《不老》是一部写给“爱者”的“情书”。
孔燕妮爱自己和亲人，也爱那些爱着自己的人。而对于害人害己者，她从不记恨，甚至原谅了性侵者体育老师赵大伟，在她看来这是一个“病人”。什么病？时代之病。当时代风潮裹挟着人们将之推向癫狂时，极少有人能保持理性。对于“道不同”者，她亦无所怨，比如谢燕兵和潘小根。当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谢燕兵拖家带口回来霸占母亲的房产时，她毫不介意，还在工作和经济上尽力施以帮助。邻居潘小根是个“投机倒把分子”，不停地对她进行骚扰、偷窥、造谣，她都一笑了之。再如她少女时代暗恋过的杜克，这是一个政治狂热分子，他赞成“均贫富”，担忧欲望的“洪水猛兽”，反对历史前进的车轮，种种愚行蠢言让孔燕妮纳罕自己当初怎么会爱上他，但她依然毫无芥蒂地带着俞华南参加杜克家的文化沙龙，邀请他及其女友还有前妻去青云岛赴宴。
对孔燕妮来说，所有的伤害和污蔑都去留无痕，唯有“情”字是一生所执。借用脂评《红楼梦》的“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之语，孔燕妮的“无分别心”类似于宝玉的“情不情”。在旁人看来，宝玉爱所有姐妹，对他人怜爱体谅，还喜欢跟燕子鱼儿嘟嘟哝哝，实在痴极傻极，但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所谓“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孔燕妮也有这样的“痴”气，电灯泡裂了她跟灯说话，打扫地上的玻璃屑时她跟玻璃屑说话，拾捡泡桐叶子时她跟泡桐叶子说话。
这种“齐观”万物的做派中外皆有，《庄子·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地同呼共息，在物我相融中陶然忘机。西方宗教的“万物有灵观”“泛灵论”（animism）认为一切物体都有感觉和思维，是和人一样的生命存在。在《不老》中，除孔燕妮外，叶弥还设置了两个人物，通过他们的视角来传递“万物平等观”：一个是张柔和的智障儿子小葫芦，一个是有精神疾病的老隐。他们看到的世界与“常人”迥然有别。在小葫芦眼里，发病倒地的俞华南“安静得像一片掉在地上的叶子”，蚂蚁在他身上爬来爬去很“正常”，因为“泥土不是脏物，大地很亲切，叶子最干净，蚂蚁挺可爱”；老隐家里的大黄狗名叫水根，在老隐的讲述中，它“脾气很大，喜欢生气”，但水根见到客人很亲，“满心喜悦地拖着舌头，眼睛忽闪忽闪地和人对着眼光”。在叶弥笔下，“人”没有“正常”和“不正常”之分，“人”与“物”都是“齐一”的，《独自升起》（2013）里的阿当就集中体现了这一观念。如陈鼓应先生在《庄子今注今译》中所说，所谓“齐物论”包括“齐、物论（即人物之论平等观）与齐物、论（即申论万物平等观）”。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叶弥创造出了一个辽阔有趣的世界，山川湖泊、日月星辰、鸟兽虫鱼都有呼吸和情绪，而人也不过是它们中的一小分子。
喜爱叶弥的读者对这种泛灵观并不陌生，这在“花码头镇”系列中是常态化的存在，这也是她隐居乡下终日与猫狗花木相伴的结果。在与周新民的对话《我崇尚朴素喜爱自然》中，她说自己十几年前开始对吴地文化产生了兴趣，为了便于在小说中容纳吴地文化，她虚构了吴郭城，在其中配置了花码头镇、香炉山、拈花桥等。叶弥不但详实地绘制出了“地理图”，还将人、植物、动物、鬼神等量齐观。在《向一棵桃树致敬》（2007）中，谭海五把桃树当儿子养，经常跟它说话，桃树在知道自己可能被卖掉时一夜落花；《桃花渡》里，女主人公评价小猫“友善而不阿谀，敏感但克制”。她自己则有足够的耐心在黄瓜边一坐就是三小时，看它长了半根手指那么长；《你的世界之外》（2011）中，大道观的看门人老邬答应了萤神，以牺牲自己来帮助被脏污环境逼得无路可走的萤火虫，“人性”中的“神性”自有一抹温暾暖意；在《另类报告》（2010）中，小胖鬼喜欢花亚，想着法儿哄她开心，又是变成洋娃娃又是变成八哥又是变成豹子，忙个不停，呆萌可爱……
需要注意的是，叶弥并非要建设一个理想世界，她清楚地知道花码头镇和其他地方一样，在现代性发展中已经变得污浊不堪，人类贪欲腐蚀了一切。农田成了房子和水泥路，水泽被工厂征用，豆娘和萤火虫所剩无几。村长吃喝嫖赌，镇长草菅人命，医生没有医德，裁缝当起了小偷。人们不但对他人心怀算计，就连对鬼也下手残忍。邢大舅配制了成分复杂的灭鬼药洒向蓝湖边的土里，他“惊奇地看到有一个鬼从土里痛苦地跳了出来，化成黑烟冒到半空，然后在半空中闪亮地炸成一朵白花”，鬼们胆小如鸡鸭，竟无一幸免。镇长向看热闹的人收取人头费，观众则开心得阵阵喝彩。如此种种，可以看到叶弥对于自然生态和伦理的被破坏有着深重忧虑，就像《拈花桥》里客居此地的女主人公所说，“我已知道，这里不是桃花源”。
在以往的作品中，“泛灵论”是叶弥批判经济发展恶果和暗黑人性的“标准”，寺庙、道观、佛堂施行的多是叙事空间功能而非文化功能。到了《风流图卷》和《不老》，她减少了反抗和批判色彩而增加了论辩与思考的内容，文风也从怀疑峻厉走向了明澈平和。同时，佛道元素的功能有所变化，不老和尚的悲悯念叨、如明的和善与威严，都在帮助人们减轻戾气，平息怨憎，脱离苦难。在止水庵中，年轻的住持如明给孔燕妮算命，说她的魂儿在一棵桃树下，需要洒米酒放出来。当找到桃树时，孔燕妮分明感到“爱情的绳索不知不觉地脱落”。在她为数不多的“进账”中，有了这么一笔：“如明的慈悲指导。”这些叙事元素和情节未必与宗教信仰相关，但可见出叶弥叙事观念的变化。她和笔下人物一样，从“情情”逐渐抵达了“情不情”。“情”不再是价值评判，而是一种生活美学和生命的底色。
四 强力主体谱系的余音或终曲
借用佛家术语，孔燕妮称得上是“本自具足”的人。在新时期文学中，这种强力主体形象也曾经出现过，如《祖母绿》中的曾令儿，《古船》中的隋抱朴，《北方的河》和《大坂》中的“他”。他们有过罪孽、欲求、胆怯、懦弱以及生命中的种种苦痛丧失，但通过精神世界的自我调适和反复校正，他们完成了自我认同，构成了当代文学中明亮有力的形象谱系。
从新时期的文化思潮来看，这种人物的信念指向与当时的人文观念同频共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潘晓讨论”和《人啊，人》《我爱每一片绿叶》《春之声》《在同一地平线上》等小说发出了对“人性”“个性”“自我”的强烈呼唤。“主体性”成为一种激动人心的精神召唤，如蔡翔所说“培养出一种英雄主义或者理想主义的创作倾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关注集中于“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等命题，希望通过引介从西马的“文化批判”到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等观念，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出的“人”的教育和成长等任务提供启喻。这可以用来解释新时期的作家之所以能塑造出有力量的人物，是因为他们自己对未来的允诺抱持乐观态度，相信“人”可以改变现实。
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此消彼长，文学作品先于社会变革而敏感捕捉到了“意义”“价值”的危机，“躲避崇高”最终压倒了“抵抗美学”，强力主体谱系的建构走向了弥散和消退。现代主义、先锋文学、新写实、晚生代都不再将塑造“总体性”“全面的人”视为叙事重心，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后现代解构意味的形式革新与琐屑无意义的生活流。“人”被裹挟进了欲望的平庸“黑洞”，丧失了个体主义的鲜明追求，“主体性的黄昏”（弗莱德·R·多尔迈语）已然降临。这也是为什么虽然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是长篇小说的美学高峰，但许三观、庄之蝶、王琦瑶、谭功达、吴为等主人公都不再具备面向未来的理想化色彩。
正是在这种变幻不定的价值序列中，孔燕妮的出现才别具意义。她越过了1990年代人物形象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而接续上了1980年代的主体形象谱系。无论是生活还是爱情，抑或面对精神与物质的选择，她对自己的行为都有着明确认知并有能力和勇气主动承担后果，真正彰显了将“个体与自我”作为价值核心的现代观念。这种无需外求的自性圆满使她如同光源，可以源源不断地给出而毫不减其亮度与内涵。就此而言，《不老》称得上是当代文学中的强力主体谱系的余音，或许也是终曲。因为从叶弥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验来看，孔燕妮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作家不断丰富和确证自己生活/生命价值的必然结果。随着世界走向网络化和数字化，人们的自我认同出现了严重危机，可以预见，如叶弥这样的精神型、沉思型写作会越来越少。
按照叶弥的设想，她会续写孔燕妮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故事和命运。这意味着作家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孔燕妮曾经用爱这种最根本的“人性”成功抵抗了“非人性”时代的话，那么，在身体获得解放的年代，她还能继续抵抗吗？换言之，当“风流”不再是个人的“武器”而是人人唾手可得的“自由”时，孔燕妮的“风流”还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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