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上已具备属于他个人的辨识度。新近出版的《凉山叙事》中有关昭觉县低矮无窗的土坯房、屋里烟熏火燎的气息、人畜混居的方式、彝族人认为自己的灵魂偷偷从排烟洞中跑出去打架等细节（第27-28页），初看与其他乡村题材写作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但结合整体行文建构来看，个中的独具一格就能凸显出来。这部非虚构文学作品吸引笔者的地方，就是在宏大的主流叙事之外，字里行间使读者通过无窗黑屋看到来自古老彝族的某种神秘气息，而萤火虫之光却让人看到希望。或可言，全篇就是围绕无窗黑屋等几个核心意象来罗织铺陈文本寓意，令人印象深刻。
    一、无窗黑屋
    早在1982年，胡耀邦视察凉山时就已注意到彝族人的住宅问题，其时的昭觉南坪乡根据指示修建了新村，不过群众搬进新居后又把窗子堵上，同时将牛羊猪鸡鸭兔统统关进屋里，他们相信墙上的窗子会放跑灵魂，还笃信牲畜必须要闻到人的气味和锅庄的烟火味才能茁壮成长，这是一种朴素原始的生命观和平等意识。作品中部分区域彝族群众的认知水平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当修苏巴姑电站的风声传来时，与支尔莫乡接壤的雷波县莫红乡彝族轻而易举就把悬崖村彝族的土地弄到手，等到领土地赔偿款时，成千上万的人民币都被一河之隔的雷波人领走。后知后觉的悬崖村人找到阿皮几体书记打算推翻协议，把钱要回来，阿皮几体只是感到悲哀，“仅仅隔一条河……这不能怪人家狡猾，只能怪自己原始。你在讲亲戚，讲家支，而人家，早就迈过那一步了。幸好还知道人民币现实，还晓得后悔，不然更没希望”（第169-170页）。这条并不宽敞的河，成为现代、前现代的分界线。
    叙事者颇为讲究地表示，相较于物质的短缺，以前的昭觉不缺梦想，只是梦想太短小，时光对昭觉人来说既存在又不存在，因为人们跳不出“西北放羊娃”的生存逻辑，后代和前辈的生活只是一种简单的循环，以至于很多孩子的梦想就是当贫困户。梦想的贫瘠和精神的荒凉，如此触目惊心。作品还从身份认同、服饰文化、婚姻观念、彝汉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论证，正如身具黑彝血统的某省艺术团副团长关于黑彝、白彝的郑重回答：“嘴上不讲，心里讲，心里比太阳还亮。”（第20页）作品呈现了很多生动案例，如从昭觉县去上海发展得很不错的一个黑彝男演员，到了婚配年纪就跑回故乡找了个黑彝姑娘，他承认这与爱情无关，只是按祖制行事。此类情况很普遍，叙事者曾咨询过41个男女青年，他们都表示自己的婚姻须由家支做主，一位中学女教师深受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家支。由家支操持包办的婚姻是否像女教师说的那般美好？雷波县的彝族诗人鲁娟观察到很多彝族女性渴望爱情，但爱情却常常被门第、彩礼等多种因素消解。她们没有追求爱情的权利，甚至不能心情不好、愁眉苦脸，因为女性的本分是服从。她们一旦出路被堵死，就很可能走上堕落和犯罪的道路。也有少数叛逆的女性对家支安排的婚姻感到不情不愿，沙马子果和另一个与当地汉族谈恋爱的女子，以及吉木子石那个和南充仪陇县汉族结了婚的堂妹都属于此类。在凉山的一些彝族人看来，与汉族结婚是一场灾难，这些坚持自由婚恋的女性都因冒犯祖制而被迫与家庭断绝往来。
    文中凉山彝族的前行步伐如此沉缓，族中少数敢为人先者毋庸置疑地成为他们眼中的莠民。向大众普及性病和艾滋病知识的吉木子石，名声曾无可挽回地“坏透了”，对此她深有感触：“在彝族聚居区移风易俗，真是难哪，单单一个安全套的推广，就花了二十年。”（第265页）吉木子石承认大家受传统束缚太多，张不了嘴，迈不开腿，本来有路却自己把路堵死，追根究底是对自我能力的不自信，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无法把控未来的不安。电视台记者海来呷呷表示他们的上辈人突然遭遇现代化的冲击，很不适应，精神上很苦恼。当初新居不修锅庄，非但普通民众，就是干部也深感不安，他们害怕改变，试图在陈规中寻找安全感和往昔荣光。俄比解放是昭觉文化界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学问渊博，但他也很守旧，认为彝族什么都好，一切都不能动，不动就一切顺当，动就要出事，他骄傲地说：“啥子汉族的书、西方的书，你通通不用读，你就读彝经，你把彝经读通了，你就是最厉害的！”（第34页）其实任何文化成果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阶段特征和时代局限，遗憾的是少有彝族人去思考，在某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获得的精神资源会因世易时移而过时和有欠缺。存在相同问题的还有家支现象，长时间以来，家支把成员搂在怀里，为加强家支凝聚力，“打冤家”是一种在彝族文化中发挥枢纽作用的常见手段。“通常认为，这是彝人培养勇武精神的自然选择，而事实上，其中并不缺乏‘政治选择’，它是让成员知道，离了家支，你就只有被打死的命。以此强化对家支成员的精神扼控。”（第158页）后来，当“打冤家”这样的方法也不能使用时，让思维停留在大半个世纪以前的“男人要干大事”这句不合时宜的话就只能沦为空谈，现在一部分人不外乎像孔乙己那样抄着手闲聊，靠着墙根晒太阳，坐着或站着喝酒。
    二、黑色烟洞
    对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凉山彝族人而言，当社会的现代化需求和他们本身的知识能力产生抵牾时，尽管他们小心谨慎地闭门封窗，却还是无法阻止灵魂从黑色排烟洞跑出去打架——现代化浪潮劈头盖脸，他们背负着各种沉重传统，走上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等歧路。“四治专员的任务，就是治毒、治艾、治超、治愚。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全面管，而是根据专长，各有分工。”（第209页）这句话言简意赅地揭示出凉山彝族在当下遭受的困厄。
    据说毒品比黄金还贵的身价让凉山彝族人觉得拥有和吸食毒品都是一种脸面。可这张脸面代价不菲，因文化水平和劳动能力都普遍低下，偷便成为凉山彝族成本低廉的生财之道。彝族原就私有观念淡漠，还希望以偷、抢的方式保持和培育勇武精神，他们认为冤家和敌人可偷可抢，陌生人可偷，牛可以偷，偷牛值钱而且有难度。事实上，在彝族的古老法令《夜郎君法规》里，偷盗是第一项被严厉禁止的行为，惩罚措施是砍手指；彝族的教育经典《玛牧特依》也明确反对偷盗，认为偷盗者无尊严，应对其予以割肉惩罚。其实，彝族的有关人士一直试图让社群成员变得更加依法行事，只是他们的策略与措施有些不合时宜，结果多是抛开国家法制，按自定的社会律例、观念习俗行事。自行其是的不良后果相当严重，去外地偷盗的行为给凉山彝族带来了巨大伤害，导致他们一出彝族聚居区就被普遍排斥。昭觉有个局长说，他因私去成都，连宾馆都住不上，人家看过他的身份证，见是彝族，就说客满无房了。全国模范教师高维荣2017年带学生回重庆老家，路上连跑多家旅店遭拒，后在一家小旅馆费尽口舌才得以入住，还须保证退房前不出大门。这些故事都能说明偷盗给彝族这一族群带来的严重伤害。作品认为凉山彝族的偷盗行为源于肚子和脑子的饥荒，解决之道是政府着力解决肚子的饥荒，文化人着力解决脑子的饥荒。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和鲁迅“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①的观点，都强调解决饥荒的迫切性。诚如作者所言，对社会政治地位一直不高、生存物质条件匮乏的凉山彝族大众而言，为了钱他们可以连命也不要。凉山州吸毒者遍布全域，毒品市场庞大，从而引起盗窃、抢劫、卖淫等不法行为，因贫涉毒、因毒致病、毒病致贫、毒病致孤现象严重。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患者对医生的极度不信任，患者会盲目地怀疑医生所做的一切，也会瞒天过海地用酒下药，一如叙事者的困惑，这种行为确实让人颇为费解。
    教育也是凉山彝族前进道路中的一大难题。据《凉山叙事》可知，昭觉人均受教育时间仅4.4年，教育已成为昭觉县脱贫攻坚短板中的短板。缺少教育是比毒品、艾滋病危害更大的拦路虎，而凉山州的11个深度贫困县基本如此。作品直言沉疴痼疾之重，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叙事者大胆触及更深一层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我早提到，而且还要不厌其烦地提到：要移风易俗，首先得从领导做起。有句话说：百姓看干部，干部看领导。还有句话是：领导带头，万事不愁。……可生于斯长于斯的领导干部，同样深深地浸染其中。尽管多数人去外地读过大学，受过较高的汉文化教育，本来已经接受的先进理念，一回到彝族聚居区，很可能就又回到传统，并形成对传统的依赖，觉得还是穿旧鞋子舒服。帮扶干部提想法，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否定：这咋行呢？这咋能做呢？我们是深度国贫县，条件不允许。”（第131页）叙事者直言不讳地问：初心是什么？使命是什么？很多领导习惯于被服务，要他们改变自己的角色定位，对身份、地位和权力进行重新理解，会比普通百姓做出改变更难。事实上，甚至有人埋怨帮扶干部抢了他们的民心。叙事者相当机智巧妙地写道，家支头人包括村干部都敏锐地感觉到，谁对民好，民心就向谁，并强调顺应民心是最好的出路。身为副县长的彝族人王凉萍指出，“交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昭觉，实在是大有深意，昭代表光明，觉指觉悟，改名意味着希望这个民族从蒙昧中看到光明，走向觉悟。她这话就跟副州长蒋明清对彝族的看法一样，特别有分量。
    三、墙上开窗
    索玛花天然燕麦酒公司董事长阿尔拉莫对自己民族的困境一语中的：“让他们穿上好衣服就是脱贫了吗？不是。让他们住上新房子就是脱贫了吗？不是。唯有把思想上的新房子建起来，唯有观念、文化和精神脱贫，才是真正的脱贫。光明不是坐在墙根下等出来的，不是成天抱着个酒瓶子喝出来的，光明是做出来的。”（第111页）
    如今的凉山彝族新居有窗子，人畜分开，屋里也不再熏腊肉。有的村子引进藏式炉子取代传统锅庄，更多的地方修了灶，烟囱直通屋顶。彝族人欣喜于过上整洁的生活，但其内心的阵痛也是外人无法体会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必定带来观念的改变，他们可能不愿承认，在个体内心既有对传统的依赖，是实实在在感觉到依赖的好处，同时也有对违背传统的惧怕，因此即使违背了也不敢承认。这又让人想起鲁迅的“墙上开窗”：“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②凉山彝族的改变，是现代和传统相互协商的结果。这和那些投身脱贫攻坚事业的工作人员关系密切，扶贫干部们的工作都是事无巨细，按徐振宇的说法，他就是一只萤火虫，在黑暗中用微弱之光照亮前行之路。前言提到沙马子果为爱离家，一度中断与家庭的往来，可喜的是不久前父母让她回家来过彝族年，也承认了她的男友，原因是她的长辈和众多亲人从扶贫干部徐振宇身上发现汉族人实在太好了。换句话说，徐振宇等汉族扶贫干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了凉山彝族对汉族一贯的不良印象。加上彝族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他们衣着打扮顺应潮流，还说着成都普通话、西安普通话、广州普通话，这些年轻人“睁眼看世界”后也大力促成凉山彝族人改变观念和行为。身上有着昭觉并不多见的现代气质的贾莉，这个对自己的族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女人，对本民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反思。“凡是愿意反思、且有反思能力的彝族人，对自己民族热爱的深度，是那些听不得说彝族半句‘坏话’的人无可比拟的。当然这话也不只是适合于彝族。”（第272页）
    反思能力和美好梦想都不会凭空产生，它往往来自良好的教育程度和扎实的知识积累。就凉山彝族整体情况来看，如果说脱贫攻坚的山头是移风易俗，那么教育就是山头的旗帜，能否把这面旗帜插上去，意味着能不能真正占领这个山头。凉山彝族对读书的轻视以及教育水平的低下，除前面说到的各种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症结就是语言难通。古往今来的众多事实证明，一个社群要跟上时代步伐，不会法定的通用语言将寸步难行。假使某种语言没有多少人使用，或者使用这种语言的年轻人和孩子越来越少，它亦将失去对更多人发挥交流沟通作用的机会。洪堡特认为：“语言对人的主要影响施及他的思维力量，施及他的思维过程中进行创造的力量，因此，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说，语言的作用是内在的（immanent）和构建性的（constitutive）。”③语言文字、风俗伦理和传统模式都需要在时代浪潮中得到重新审视和修正，进而助力社群发展。
    如今，“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话”已成普遍共识，并取得很大成效。那些代表未来的凉山彝族孩子，后来有人再问他们长大了要干什么时，给出的答案已是出去打工，想当老师或医生。在《北京到马边有多远》中亦有类似情节，住在雪鹤村黑松林的小男孩阿尔布，深受爷爷惹革儿“放羊赚钱娶媳妇”生活哲学的影响，不愿上学。雪鹤村第一书记林修给孩子们讲《万物的签名》，小男孩阿尔布因对书中亨利及其女儿阿尔玛有强烈兴趣，不知不觉开始学习。知识和现代化的吸引力，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改变阿尔布。惹革儿最终默许孙子去上学，并坦然接受孩子们搬迁新址、自己居住老屋的事实。④这个并不陌生的情节，是历史与现代、他乡与故乡协商的结果。接受力强、可塑性强的小孩的艰难转变，说明人们认知系统转型和移风易俗的艰辛。
    但是，关系到社群前途的转变终究会降临。昭觉返乡创业大学生陈阳的买卖观念就与传统有天壤之别：“我以前做事大大咧咧的，发出去的货，我用电子秤称，人家是用更精准的克度秤，这样就有误差，比如电子秤称50克，克度秤称就只有四十六七克，你就少人家3到4克，尽管不是故意，但也是不讲诚信。我从中学会了，诚信不是你认为你是诚信的，是在讲科学、讲精确的前提下，不短斤少两，才是真诚信。”（第145页）现代化教育和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了很多彝族青年，他们为古老的彝族带去新的希望。
    四、萤火之光
    《凉山叙事》中的徐振宇、张军和肖晗等扶贫干部身体力行，和众多作品中的优秀基层干部一起，如《一片叶子的重量》中的盛阿伟、《在路上》中的曾为民等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役。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乐于奉献，又个性鲜明，在新时代乡村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扶贫干部关心和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关注大家的精神文明建设，以“萤火之光”照亮群众的心灵，打开人们的眼界，改变他们的行为习惯。《凉山叙事》中那些久居山上，缓慢行进，离“昨天”太近而迫切需要移风易俗的彝族人，在徐振宇、戴自弦等既扶贫也扶智与志的努力下，通过“五洗革命”、理鲁博超市、推广普通话等实现移风易俗、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走向小康的当下和美好的明天。广大扶贫干部情理交融、智性思辨和深刻反省令人起敬，其萤火之光不仅辉映了凉山彝族的精神世界，也照亮了成果丰硕的乡村文学。
    在大量的乡村作品中，作家依据生活经验和个人体验，用心塑造各民族的中心人群与边缘群体、精英人物和平民百姓：《海雀，海雀》中的李淑彬、《经山海》中的万玉凤、《几世花红》中的于丽等农村创业者，有执着的创业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和扶贫干部的扶智、扶志措施下进一步发展事业，主动克服困难，代表着新农村的发展方向。以《海边春秋》中的大依公、《战国红》中的柳奎、《天大地大》中的贺世银、《一湖丘壑》中的驼表叔、《几世花红》中的爷爷、《猪嗷嗷叫》中的玉旺、《酒是个鬼》中的石头等为代表的群体各有脱贫诉求，占脱贫人口的大多数，是需要重点关注和帮扶的对象。
    众多作品的介入角度和经验表达各有所长，对贫困人群乃至人类关怀的宏大命题，对人类心灵和思想问题的讨论都值得肯定，因为“生命的富饶和高贵，就是这样培育起来的”⑤。只是，这类题材作品的时代意义、艺术审美和叙事风格是否存在同质化倾向？
    铁凝曾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指出，深厚的乡村题材书写传统使得作家往往依靠过去的经验去想象和书写今天的中国乡村，这样的写作虽不完全失效，但起码也与时代有了不小距离。可见经验写作固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设若一种文学创作仅仅依靠经验，也有需要正视的缺憾。所以铁凝号召作家要更新知觉结构，“即使书写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你所面对的也是整个世界，这意味着，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科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各种各样的知识都要进入我们的视野，都要成为我们的有机养分，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⑥。她的意思大概是：当你刻画一个人的与众不同，你是在依据本能说他形影相吊的行为，还是客观、智性地触及他的内心和灵魂？当你描写一个族群的落后、保守、不文明，你是凭生活经验陈述他们有新衣服不穿、不讲卫生、逞勇斗狠，还是你已经不满足于浮光掠影的表面描写，而是通过严谨的设计掘进到这个族群的历史文化和社群精神的深处，去剖析他们行为表现的历史缘由和前因后果？
    吴子林呼吁一种融通中国隐喻思维与西方逻辑思维、会通古今、圆融和谐的毕达哥拉斯文体，期待写作者应“努力研读文化原典，苦思、关心与自己有关的具体而特殊的问题。这种‘未可明言的知识’是否丰富、有效与‘支援意识’是否丰富、深邃直接相关，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人文研究是否有生机与活力”⑦。《凉山叙事》中的“支援意识”比较丰富，作者谈到创新时更理性、科学地剖析创新，也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承认自己对彝族的认知有限。作品中既有社会科学、文字学等研究方法的影子，也用到萨特《存在与虚无》中“锁孔窥人”类哲学思想，甚至还有科幻设置。叙事者一方面肯定人类凭借科学奋战到底的精神，却又担忧人类的灵魂跟不上躯体的前进步伐，甚至设想将来的人类可以通过电话或意念来实现握手、亲吻、拥抱等行为，或者依靠实验室来制造后代。尽管这类表达有需完善之处，但它的真气、生气、热气所触发的东西，让作品有了个体辨识度。
    作品整体建构中隐喻思维与逻辑思维积极互动，具有强烈的对话欲望，每个标题都洋溢着强烈的暗喻色彩和能指意味。第一章《他们是谁》，类似于“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终极发问，引出后面的一系列问题、解答及定义。第二章《川无停流》出自晋代郭璞的《幽思篇》：“林无静树，川无停流。”用自然规律来对比、说明任何社群都无法避开世事无常与更新迭代。接下来第三章到第十四章，纵论从古至今彝族历史发展变化的复杂性，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等内容，对彝族的问题从根源上做了追溯和省视，有些内容出人意料又触目惊心，展示出一个现代写作者的系统性思考。
    作品反复强调自省和改变不限于普罗大众，反思力度之强，对既有叙事方式的不满足令人难忘。它的萤火之光，是否会对受众产生不同层面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呢？
    结语
    叙事者以不惧他人“看不惯”的态度，营造出多个独特的叙事意象。他秉持着体贴和同情，冷静客观地对凉山彝族的族群文化和思想观念追根溯源，细致又不失温情地勾连起历史与现实，让读者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叙事者的眼光也因之越过面前的具体对象而投向阔大时空。作品辩证、立体的分析，让“生客”更清楚地知道，原来那些自己“看不惯”的事情都有来龙去脉，由此增加读者的同理心。凉山彝族和无窗黑屋给读者的生活提供了参照，作品的新风野趣，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乡村题材创作开了一扇窗，为当下乡村文学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某种有别于主流叙事的参考和烛照。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鲁迅：《忽然想到（六）》，《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②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三闲集》，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年版，第25-26页。
    ③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页。
    ④林雪儿：《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0-75、208-210、331-339、369-370、385-388、407页。
    ⑤罗伟章：《乡土文学的历史观（创作谈）》，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7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24页。
    ⑥铁凝：《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文艺报》2020年7月20日。
    ⑦吴子林：《自序：述学文体的革命，是时候了！》，《毕达哥拉斯文体：述学文体的革新与创造》，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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