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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枫“新世情”小说之“新”或许正在于小说的现代精神、现代气质和现代内核，这种现代也赋予他的作品以“新京味”。在精彩、曲折甚至荒诞的故事背后，是有关精英话语与平民本色、启蒙与反启蒙、主体性的发现与失去这些严肃话题，这也是石一枫的创作有别于故事会式类型小说的根本所在。 在教育内卷掀起网络舆论声浪的今天，石一枫的长篇新作《逍遥仙儿》无疑是对这种社会现象深具当下性的回应。小说以北京海淀“牛小”周边学区为空间背景，描绘出一幅现代北京的浮世绘。在这片炙手可热的“教育高地”上，“鸡娃”家长们因“都是为了孩子”齐聚一堂，而这一切真的是为了孩子吗？随着拆迁暴发户王大莲、中产知识精英苏雅纹与北京土著庄博益夫妇卷入自办补习班风波，一台台围绕子女教育的好戏轮番登场，有关教育的真谛也在故事的跌宕起伏中得以揭示。 《逍遥仙儿》是教育题材，突出反映了焦虑驱使下教育内卷化的时代症候。这种时代症候又以三位一体的形式在小说中被集中书写。教育资源不均衡导致学区房畸形发展，拥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中产群体在此定居，形成“鸡娃”共同体，家长群是其联系的纽带之一。而上了“牛小”还不够，作为义务教育课堂竞争的延伸，大量课外补习班成为孩子另一个竞争赛道。随着“双减”政策落地，课外补习班停办，在苏雅纹的诱导下，王大莲在自家拆迁取得的豪宅中开起“地下补习班”，又一次填满了孩子们的“课外剩余时间”。学区房、家长群、补习班成为观察当下教育症候的有力窗口，但小说不是论文，不能通过理性分析来揭示问题、说明道理，而要用人物故事使其义自见。石一枫是讲故事的高手，向来追求“把精彩的故事讲精彩”，在《逍遥仙儿》中，他塑造了一位当代版的“刘姥姥”——王大莲，也即小说的主人公。这个人物一出场就闹起了笑话，因游泳班暴雷索赔无果，她把泳池中的黄鸭子“偷”走作为抵价赔偿，不巧被抓，在一众妈妈面前栽了跟头。她再次登场时，已经通过拆迁成为穿着打扮浮夸的富婆新贵。尽管家里有了“半扇楼”和小半条街的门面房，经济地位早已远超“牛小”家长们，但她依然不被家长们接纳。她在家长群发问，什么是管乐，什么是弦乐，遭到大家明里暗里的冷嘲热讽；在家长会上不合时宜地提问谁是苏格拉底，什么是“启发式谈话法”，洛克、杜威、皮亚杰又是干什么的，被博士班主任教育了一通；连给两个孩子取名“大”和“二”，也让家长们觉得粗俗不堪，纷纷提醒自己的孩子不要与王大莲的孩子来往。通过这个格格不入，被家长群体排挤的人物，我们得以反观城市中产的灵魂画像。王大莲菜农的朴素出身，让她骨子里的率真、坦荡、未曾修饰，与精明世故的妈妈们装腔作势的行事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她的提问如同小孩戳破皇帝的新衣一样，揭开了后者的假面。 文化的一种含义是“使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显得与众不同的符号的创造与使用”。（见阿雷恩·鲍尔德温 等《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由于在衣着打扮、言谈话语、形象气质、文化水平诸多方面，王大莲没有像多数中产精英家长一样共享这些“符号”，她被孤立、被嘲弄和被排挤的命运也就顺理成章。王大莲抱怨说：“‘他们’成天把‘爱’呀‘同情’呀挂在嘴边，家里死条狗都像死了亲爹一样，恨不得老少三代披麻戴孝，怎么就学不会把‘我们’当人呀？”小说想说明的是，决定中产身份的不仅是经济条件，更多是对某种地位群体的文化和身份认同。这与如下的社会学观点不谋而合：“中产阶级内部存在诸多的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同一地位群体拥有大致相似的职业声望、生活方式和品味格调，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未必有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却更认同自己所属的地位群体，他们往往赋予这种地位群体以阶层的意义。”（见熊易寒《精细分层社会与中产焦虑症》《文化纵横》2020年第5期）《逍遥仙儿》里的地位群体，通俗讲就是“鸡娃圈”，圈里的“妈妈头”是出版社副主编苏雅纹。她妆容精致，谈吐优雅，常穿一条英伦风大衣，说话总是“悠悠的”，由于儿子“斯坦利”学习拔尖，她也母以子贵，成为家长们的召集人。小说巧妙地栓了一个扣，将苏雅纹与王大莲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系在了一起。原来，在王大莲还是商场保洁工时，苏雅纹为她“偷”黄鸭子说过话，在众家长中，对她也比较友好。尤其是，随着“双减”政策落地，补习班关停，王大莲家宽敞的房子正可用来私下办一个小班，苏雅纹想借王大莲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惯于遭人白眼的王大莲，也想借此机会出把力，获得家长们尊重。更重要的是，办班也有她的心气儿——让孩子脱离原生阶层，成为她所羡慕的知识精英。两人于是一拍即合。但王大莲为办班得罪了自己的老父亲“道爷”。得知要砌墙办班，让孩子免受乡下人习气影响时，道爷生气了：“像我们一样怎么啦？”王大莲答：“被人看不起。”由此，经过痛苦的蜕变，王大莲终于从家长们口中的“他们”变成了“我们”，更深层次的隐患也由此埋下了种子。 评论家孟繁华把石一枫的小说命名为“新世情”小说，这个“新”或许正在于小说的现代精神、现代气质和现代内核，这种现代也赋予他的作品以“新京味”。在精彩、曲折甚至荒诞的故事背后，是有关精英话语与平民本色、启蒙与反启蒙、主体性的发现与失去这些严肃话题，这也是石一枫的创作有别于故事会式类型小说的根本所在。一开始，王大莲试图在苏雅纹的帮助下洗刷掉自己身上菜农、暴发户的影子，在启蒙与被启蒙的话语中，她的平民本色被附加上了一层中产标签。她不仅穿上了流行品牌“露露柠檬”，打扮成了一个户外爱好者，连神色、谈吐、嗓门、气质都变了。更深层次的是，她的价值观向“他们”靠拢了。王大莲向精英中产靠拢的过程中，与原生家庭父亲道爷、丈夫六子的割裂，亦成为她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作者借对“伪启蒙”的揭示与嘲讽，批判了中产精英拉大旗扯虎皮的虚伪。 当王大莲成为家长们的召集人，成为“他们”、获得尊重以后，她却一时间迷失了自我，“天哪，我是怎么了，我过去看着我爸爸的眼色活着，现在却看着苏雅纹的眼色活着了……不不，我是先变成了苏雅纹又用苏雅纹的眼色看着我……我能对我的房子、孩子做主，但到底没能做了自己的主。我从旧的我活成了新的我，但究竟哪个才是真的我？”苏雅纹的“启蒙”让王大莲有了主体性意识，可这种意识又如空中楼阁那样缥缈，宛如给一个精神贫瘠的人穿上华丽的外衣，总透露着蹩脚的尴尬。王大莲主体性的困惑，又何尝不是一种今天十分普遍的身份认同危机。 在此，小说触到人文主义的一个古老命题——何为文化？苏雅纹以及她所代表的“伪文化精英主义”从本质上说只是将文化当作一种功利性手段，借以实现中产地位的代际延续。按照马修·阿诺德的观点，“文化是甜美，是光明，它是我们思想过和言说过的最好的东西，它从根本上说是非功利的，它是对完善的研究，它内在于人类的心灵，又为整个社群所共享，它是美和人性的一切构造力量的一种和谐。”（见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第三版）》）显然，小说中城市中产妈妈们的立场、态度和方法与此背道而驰。这也就难免让他们在苏雅纹的孩子“斯坦利”患上躁郁症后，对其群起而攻之，勒令其转学。而这时，因地下培训班取缔对苏雅纹心生芥蒂的王大莲却站了出来，不仅坚决不在起诉苏雅纹的律师函上签字，还用她朴素的办法——陪读，化解了“斯坦利”的转学危机。作者写道：“但再一细想，除了王大莲，似乎别人也很难想到这个办法，因为那还关乎到了‘思维习惯’和‘底层逻辑’——不仅需要闲暇，需要行动先于思考的本能，还需要一种别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一种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就是朴素的世道人心——仁义。王大莲的父亲道爷当年在村子里当村长时对村民仁义，六子在王大莲通烟道时守着，防着别人欺负她是仁义，王大莲自己倒贴钱给孩子们办补习班是仁义……正是这种朴素的价值观，在关键时刻，战胜了现代理性给人带来的文明矫饰，不仅解决了实际问题，也令其拥有者获得了大众尊敬。 小说至此，对内卷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疑问：“我又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放了学就满院子疯跑，钥匙拴在脖子上都能弄丢了，等到炊烟升起，还要和大人展开一场气急败坏的追逐战……童年的模样不是本该如此吗？也没耽误我们成长为坚忍、奋进的一代人。怎么我们的常态反而成了下一辈的奢侈？倘若如此，我们的辛苦究竟是给他们积福还是造孽呢？”由孩子的卷，上升到家长的卷，再上升到整个社会的卷，其中又有多少对人本性的扭曲？“斯坦利”的悲剧不正源于此？他想抓住那只童年的黄鸭子，却多么难！小说结尾处，道爷回了农村种菜，王大莲的违规办班得到豁免，爷俩的关系也修复如初，而苏雅纹亦随丈夫到外地工作，这个看似大团圆的结局，实则说明了作者的核心观点——各安其位，才能成为“逍遥仙儿”。 以上是从故事层面分析，从空间层面看，《逍遥仙儿》是石一枫书写北京的又一力作。他想象北京的方式历来是去中心化的，不论是《恋恋北京》《世间已无陈金芳》，还是《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漂洋过海来送你》《入魂枪》，北京在石一枫笔下都是一个平民世界。《逍遥仙儿》也一样。小说中的“道爷”一改拆迁暴发户的传统形象，他身上留存着老北京人讲礼、好面儿、轴等性格特质。庄博益与道爷合作，拍摄吃播纪录片，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将互联网短视频风潮与老北京美食巧妙嫁接。从流量巅峰到为次馆子代言被网暴，作者将道爷“事业”的潮起潮落与跟女儿王大莲斗法融为一体，为小说植入了一重本土视角。道爷与三儿的兄弟情深，与六子的亦父亦兄，与大莲子的血浓于水，刻画出这位以失去土地为代价而一夜暴富的老村长、老北京的心灵画像。他的江湖已远，与在家庭中话语权的丧失，构成了一曲旧时人物的挽歌，是作者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京味小说传统的致敬。而伴随着互联网创业热潮来去匆匆的苏雅纹夫妇，也赋予北京这座城市以移民视角。 说句题外话，以我之见，道爷的原型有现实生活中短视频主播@牛道的影子，那个标志性的单臂大回环配上一句“地道”很可能取材于此。有人开玩笑说，短视频中的北京与现实中的北京区别在哪？恐怕是前者没有“道”，全是“地道”。老北京形象的娱乐化，让“京味”在互联网短视频时代以找乐子、逗闷子的形式得以流传，殊不知是可喜还是可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