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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也许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时代“共名”（陈思和认为，20世纪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概念来涵盖时代的主题。这些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深刻地涵盖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问题的制约，他将这样的文化状态称为“共名”）。文化多元背景下，很难有关键词真正成为涵盖整个时代的主题，但仍然会有一些话题，能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从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深刻影响着处在当下时代中的每一个人。 “乡村振兴”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极强涵盖性和影响力的时代主题。如“乡村振兴”这样的时代“共名”主题往往是既符合国家大政方针，又切合百姓实际需要的建设实践，其概念、事件、人物已经在政策文件、新闻广播、自媒体乃至大众口耳相传中被多角度解读、阐释。在对这些主题进行文学讲述时，必然要受到一些先置理念和既有表达的束缚，作家必须要寻找超越这些的新的切入点和讲述方式，以达到更深刻地触及这一主题中的社会本质和人性内涵的目的，更好地实现文学所特有的超越性和穿透力。 杨勇《野草疯长的冬天》的故事线索是元宝山村通过发展旅游、开发民宿，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但作品并没有将之简单演绎成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在一番曲折情节之后给出皆大欢喜的繁华结局。而是试图跳出一般叙事窠臼，直面乡村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深挖被裹挟其中的每一个人面临的人生困境与艰难挣扎。小说一方面以敏锐的现实感抓住疫情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旅游行业的影响，直面乡村民宿没有收益、返乡企业资金链断裂的真实困境；另一方面则以极强的先锋性，为被裹挟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村主任、驻村书记、返乡创业的企业家、民宿设计师等各色人等设置醉酒、发烧等非理性状态，借以呈现他们在意识与无意识交错中的独白、对话与互否，力图在“共名”的时代主题之下，建构不同主体以及主体自身之间杂语共生的复调文本。 小说一开始便营造了一个越出生活日常的非理性环境——主人公们在酒吧观看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式。尽管聚会的原因明确交代是彭天华为了争取贷款，但足球和酒精为彭天华等人越出日常秩序进入内心独白世界创造了条件。彭天华会发出“我不是那样的人，可我是什么样的人”的自我质疑，会“听得见鸡鸣听得见有人喊着我的名字”，个体从事件中凸显出来，人物从叙事工具变成表现对象。桑雨琪的独白与彭天华形成互文，二人因疫情发烧隔离，不得不共同面对疾病侵袭和企业危机，相对封闭的环境和事业困境并没有压垮他们，反而让爱情如野草般在狭小的空间内疯长。 李德林是驻村第一书记，承担着元宝山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展乡村经济的重任，但与一般驻村书记政治正确、道德崇高的形象不同，作者为他设置了失眠、病痛下近乎呓语的状态。飞到树上的大公鸡杰克作为象征工具为李德林的叙述提供了魔幻现实主义氛围。在李德林与村主任杜凯的对话中充满了偏执、荒诞的色彩：不知叫杰克还是Jack的上树的大公鸡,一跤跌得失去意识的杜凯，奔跑呼叫却并没有发出声音的李德林……一切都被魔幻的叙事迷雾深深笼罩着。但迷雾中的现实又是如此真切：李德林的行为中既有为老百姓做事的真诚愿望同时也有从四级调研员“转正”成副局长的个人欲望；民宿建设招商引资成功之后赢来各方赞誉、一旦彭天华资金链断裂又不得不承受多方责难，世态炎凉并不因为良好的主观愿望而改变。人性的复杂与事件的艰难就这样在个体的自我剖白过程中得到了深刻展现。 当下关于时代“共名”的文学表达似乎仍然没有摆脱“十七年”文学的叙事习惯，以《创业史》为代表的文学经典为今天的主旋律叙事提供了人物、情节甚至语言借鉴。由于主旋律叙事通常会内在地蕴含着意识形态的说服功能，作品主旨不容置疑，其情节发展也必然指向光明前景。因此，“十七年”期间的这类小说普遍主题明确，强调明朗和单纯的叙述，而很少暧昧的、感觉的叙述和描写。但随着时代变化，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今天，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诸多表现手法的普遍运用，原有创作手段在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背景下难免显得套路化，流于简单甚至浅显。《野草疯长的冬天》显然不满于停留在旧的主旋律叙事窠臼中，而是致力于在叙事手法、表现形式上进行新的探索。 巴赫金认为,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作品都是独白型小说，尤其以托尔斯泰的小说最为典型。独白型小说里只有一个声音，即作者的声音在说话，一切主人公的语言、心理和行为都被纳入作者的意识，都在作者全能全知的观点中得到外来说明。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世界中,主人公都是些意识相对独立的“思想家”,如拉斯柯尔尼科夫、“地下室人”、梅思金公爵、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他们处于对话的状态之中，并不融合或附属于某一个统一体之中,不受作者思想支配。主人公的每一想法、每一感受都拥有内在的对话性，或具有辩论的色彩，充满对立的斗争，或准备接受他人的影响。他们的每一个思想都仅仅只是一场未完成型对话中的一个话语，不同话语间的对话就形成了复调小说的结构。复调小说中并不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作者的统一意识,小说不是按照这种统一意识展开情节、人物命运、形象性格的,而是展现有相同价值的不同意识的世界。 《野草疯长的冬天》显然受到了复调小说的影响，彭天华、桑雨琪、李德林们在独白与对话中不断讲述着自己，讲述着事件的某个侧面，读者在这些不同意识世界的展现中拼凑出事件的整体面貌和人物的完整形象。受复调形式的影响，《野草疯长的冬天》取消了历时性的叙事逻辑，小说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开头,也没有明确的结尾，而是把主人公们各种不同角度的意识表达置于同一平面上，作共时性的呈现，而不作纵向顺序的排列。但他们的独白和对话多是讲述性的，人物仍然受到作者意识的控制。这也构成了作品自身的深层次矛盾：既要保证作品主题明确、叙述明朗，又试图抵达个体意识深处，表现人性的幽微驳杂，使得小说在众说纷纭的复调形式之下，仍然部分地受制于传统独白小说中统一的作者意识。这也体现出当代文学在主旋律叙事方面面临的复杂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