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亮女士的长篇小说《大洛河》，是一部兼容了家族史与社会史，同时又映射出了陕北风俗史的文学作品。在长达一百四十年的漫长历史叙写中，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沉浮，将中国社会的百年动荡与安定、落后与发展侧面展示了出来，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亡有机结合。它继承了陕西现当代小说的朴实、厚重和一贯写实的优良传统，以史志的形式，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将中国社会的历史风貌完全呈现在读者面前，读之令人震撼不已。
    在陕西境内，有两条以洛河命名的河流。北洛河源于白于山南麓，是渭河一级支流，全长680公里，为陕西境内长度最长的河流。南洛河古称“洛水”或“雒水”，发源于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洛源镇，向东南于河南省巩义市注入黄河。李亮所着眼的是北洛河上游流域的陕北地区。这条日夜奔腾不息的河流，承载着的是一部陕北人的苦难史与欢欣史，同时也可视为中国社会重要的转型史。由清末至民国至共和，由专制至民主和改革开放，奔腾不息的大洛河默默无语，小说的文本却通过这条河流的记忆将这段百年历史展现于眼前。这一百多年里，一个家族由壮大到残破，由聚集到分散，其根脉深深地扎入泥土中，成为民族之本。小说通过宗姓家族五代人的悲喜沉浮，以切片的形式集中叙写了三代人，这三代人是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典型范式。本文将试图对这一文本进行粗略解读，从中梳理出《大洛河》所传达出的文化底蕴。
    一、家族史、社会史、风俗史
    小说从清末同治年间起笔，写了宗家五代百年发生的纷扰之事。在这漫长的历史镜像中，作者只撷取了三个片段。
    片段一：宗家弟兄三人，因为土匪与乱世的搅扰，老大老二离家避难，只留下体弱多病的老三一人于老家娑婆镇。老三安来子在漂泊流离中遇到新寡的蝉女，二人结合先后生下四儿一女，此前还收养了一个义子。因为父子几人的同心协力不断奋斗，让本已破败的家族又恢复了元气，逐渐强大起来，并使子孙不断绵延，成为当地有名的富裕人家。只因一场匪患，宗家的男子除义子永明外，悉数被杀，留下一群寡妇支撑着家庭，钱财多数赎了家人，粮食也尽数被人抢光。由是乎，宗家又一次破落了。
    片段二：九丸作为宗家的大儿子宗永志的外孙女，因为当地贫穷娶不到媳妇，九丸被父亲田水荣以换亲的形式嫁给了杨问余，她的哥哥则娶了杨问余的姐姐。杨问余是个粗蛮的人，从小不爱学习，也不懂所谓的人情世故，所以九丸不喜欢他。她一直拖着不想嫁，到县城学了缝纫技术，并想以此突破家庭的束缚，但最终还是没有斗过家庭包办婚姻的羁困最终嫁给了杨问余，完成了父亲田水荣对杨家的承诺。婚后九丸受尽了婆婆的责怪和丈夫的打骂，在生了一子后去做了一名洛河畔上的女石匠，成了当地生产建设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与灵魂波动后，她毅然选择了离婚之路，后嫁给了一名丧偶的乡镇干部，开始了她的新生活。二婚后她孝敬公婆，关爱夫家的孩子，自己开办了缝纫部挣钱补贴家用。可自己的孩子重生却因为脑膜炎而致一眼失明。重生也因此自卑并最后选择了说书之路。
    片段三：宗谦润是宗永惠的儿子，在那次匪患中受了伤，自己父辈中的几人都在那次事件中死了，于是感觉万念俱灰，跑到洛河边的无事湾村给沙家做了上门女婿。宗谦润的孙子孙女名叫宝童、宝女，在无事湾长大，在遂宁镇上学。宝童很小就由爷爷做主定了娃娃亲，对象叫绣球。他不爱读书，初二就辍学进城学厨师了。只因不谙世事，想去北京发财，结果路费用光后，在太原被人骗进了黑砖窑做了苦力。被救出后他懂得了上进，经过一番努力考上了市立师范学校音乐班，并与张小睿恋爱，选择与绣球退婚。师范毕业后，宝童与张小睿分手，到遂宁镇当了名中学教师，后来被调到县文化局工作。宝女也发奋考上了师范学校美术班，在经历恋爱的挫折后，又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本科，成了一名服装设计师。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经历的丰富，兄妹二人也快速成长起来，对人生有了深刻理解。尤其是宝女，在服装设计中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足，感觉到了自己以前所学的知识只是“技”。而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师，必须要有“道”。于是她回到大洛河，想从家族、社会、风俗中找寻属于自己的根脉所在。开始了对大洛河的考察。
    这三个切片，呈现的是宗家几代人对于家风的传承和命运的抗争。一二代先是为了生存和家族繁荣而奋斗，因此把土地与粮食看得格外重要。第四代是为了爱情与美满婚姻而挣扎。第五代人则是为自由而生活。黄土地、大洛河，让这里与世隔绝，他们的后人在尽一切办法改变自己世代为土地束缚的宿命，追求人间的至真至美。作为游牧与农耕的拉锯之地，历史上陕北大地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它的纷争袭扰。先有羌狄戎等少数民族的占据，后有匈奴的侵害，再后则是党项、蒙古的盘割。明末的李自成起事，清末的回乱，加上连绵不断的兵事匪患，让这块土地饱经苦难。直到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才算有了安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改”、“大炼钢铁”、“文革”，让它一次又一次处在喧嚣躁动中。小说选取的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正是中国大变革的时代。虽然作者并未正面叙写历史，但历史却时时与人相伴，社会如网，人恰似那张网上粘着的虫子，每一次跃动都会感觉到这网的共振。从这一意义来看，《大洛河》表面上看是一部家族史，实际上却是一部社会史。家族实写，社会虚写。家族正面写，社会侧面写。家族由聚合到分散，正是农耕社会瓦解的标志，是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变革的一个缩影。作者就是通过三组小人物的悲喜与沉浮，将历史巧妙地融入其中，让我们时时感觉到时代的律动，感觉到社会似眼前的河流，人则是这河流上的漂浮物。反过来说，作家为了揭示历史真相，又虚构了一个个人物与事件。从这一意义来看，历史又是真实的，人物反而是虚拟的。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是农耕文化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家族的沿革与发展，都是与社会紧密相关联的。一部家族史，就是一部社会史。
    作为以陕北为背景的小说，《大洛河》无疑又是一部风俗史。许多的民谚民谣自不必说，仅从民俗学的角度看，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民俗文化以夯实其文本的乡土性。作者作为一名县文化联干部，显然对于陕北文化是熟稔的，而大量的民俗文化的呈现，又使小说有了很强的带入感。这一点我们放在本文的后面讨论。
    二、自然人、社会人、独立人
    小说虽然是讲故事的艺术，却更是写人的艺术。人是事件的发生者，是主体。一部历时百年的小说，人物必然众多，性格必然各异，命运必然多舛，其互相牵缠，才能构成小说情节的波澜壮阔与色彩缤纷。作为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在人物的经营与刻画上，李亮也是下了相当功夫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都是自然人。然而正如前文所说，他们都生活在其当时的社会里，又都是社会人。这些人，一个个都想成为独立的个体，却因家庭与社会的羁束，很难达到完全独立。只有到了第五代，才有可能完成这一使命。
    《大洛河》因时间的跨度较长，其有名有姓的人物大大小小不下百人，但集中表现的为数并不多。以宗家的五代人看，第一代有保川子、连顺子、安来子、蝉女，其中安来子和蝉女是主要人物。第二代有永明、永志、永华、永祥、永惠，香果儿，主要人物是永志和永华。第三代有宗谦润、宗谦朋、包梅等，都不是文本的主要人物。第四代有九丸、宗建立、宗建设，其中九丸是主要人物。第五代的主要人物是宝童、宝女。小说的三个片段，其中第一段主要写宗家一二代的事，尤其是表现第二代的永志和永华。永志作为宗家的大儿子，毅然担负起重振家业的责任。他头脑灵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责任意识强，不仅是宗家的大掌柜，还是十里八乡的主事人与矛盾调解人。永华是宗家的读书人，前清秀才，饱读诗书，通情达理，在家乡办起了义塾。如果不是社会动荡，如果没有匪患，这个家族将会空前壮大下去，成为娑婆镇最有势力的一家。然而社会人就得面对社会的变化，宗家败落，留下一群寡妇。第二处片段主要写宗家的外孙女，第四代人九丸。这是一个有着强烈反叛意识，初步具有新思想的女性。她聪明好学，又乖巧听话。很早家里就给她定了亲，用自己与嫂子换亲。可她又极端厌恶自己的对象杨问余，不想与他成亲。从懂事起，她就沉浸在痛苦之中。为了摆脱这段无爱的婚姻，她久拖不嫁，后来又跑去县城学裁缝，可最终还是为了家庭的颜面嫁到了杨家。为了摆脱婚姻的不幸，她又跑到洛河拦坝工程上做了名石匠，承受着男人都无法承受的苦力。一次次的家暴，让她不得不做出最后抉择，离婚。二婚后的她虽然也感觉到了丝丝幸福，但在自己的孩子重生结婚时，她还是向堂弟宗建设借了钱。这足以说明她在新夫家的地位并不高。这个贤淑、孝顺、隐忍、坚强的女性，虽然结局还算不错，却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独立的人。她与当时中国社会中千千万万的广大劳动妇女一样，最终也摆脱不了家庭、父母、丈夫和孩子的束缚，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小说的第三个片段，是宗家的第五代人宝童、宝女。也只有这一代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他们聪明懂事，在不断变幻的现代社会中，能够适时调整自己适应当代社会的变化，领悟社会潮流并能深刻感知作为人的意义所在。求学方面，宝女能够始终发奋并如愿考取自己心仪的学校，宝童却受了很大挫折，不小心被卖进了黑砖窑，但最终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师范学校并彻底跳出农门。爱情方面，二人均不如意。宝女受骗献出了自己的童贞之身，并从此懂得了爱情的意义。宝童则更加艰辛。从小就由爷爷做主定了娃娃亲，对象绣球也是个贤淑懂事的孩子，终因两人无法交流退了婚。宝童与张小睿有过肌肤之亲，但其霸道、刁蛮，凭借家庭条件想裹挟宝童，最后不得不分手。他最后娶妻生子，也有诸多的不如意。事业方面，两人都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并有大文化的观念，开始了他们的问祖寻根之行。
    文学文本的创构，被纳入到了文化学的范畴。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为文化所影响和规范。美国当代人类学家、修辞家、符号人类学和释义人类学倡导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利福德·格尔茨说：“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文化，这类模式的集大成者，不只是一个人存在的装饰品，而是——就其特性的主要基础而言——人存在的基本条件。”[1]人一旦降生到这个世界，就脱离了生物意义上的自然属性，成为与家庭、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人，就要负起责任。然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有个性有思想，从这一意义来讲，他们又是相对独立的人。然而人的独立，又与时代与社会紧密相连。安来子在家中哥哥放弃了他之后，才算是一个独立的人。但他要工作，要吃饭，于是就达不到绝对独立。永志虽然是家族中的能人，却也因为其家庭与社会的责任而只能算是一个社会人。九丸前面已经说了很多，始终摆脱不了各种束缚。只有宗家的第五代之宝女，才是相对独立的。时代与社会之网，让人粘附其上，小说正是想通过这样三种人的角色，来充分彰显人之存在的意义。
    统观三组小说人物，笔者认为中段的九丸形象最丰富，性格最鲜明。前后两段，则前者因为离现世远而带有传奇色彩，后者因为太近而不能有效提炼出更典型的现实意义。在笔者看来，安来子被其兄长抛弃，多少有些不近人情。而宝童、宝女都考上同一所师范，其情节的安排也使得小说人物的丰富性和变化性稍显不足。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最生动奇幻的莫过于宝童被卖进黑砖窑一事。但其后的刻画就显得平淡了许多。当然，文本已经形成，我们只能就文本来评论。如果能够让宝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有所作为，则会让小说更加出彩，更符合艺术创造的逻辑性。作者为了映现改革开放的时代变化，让宝童的发小圆生当了老板，并染上毒瘾最后去了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试图从侧面写出当时的社会现实，但笔者以为，如果宗家的第五代人没有经历大风大浪的历练，没有要么在命运中沉沦要么在时代的浪潮中崛起，显然它的张力是不够的。同样的第五代人重生，刻画力度也有些不足。一个选择了以说书为业的青年，心灵的巨变与现实的落差，只能交给读者去体会了。
    三、流线型、乡土性、口语化
    在小说的其他艺术表现力上，《大洛河》也取得了较大突破，并探索出了属于作者自己的艺术构建。
    小说属于线性结构，但它又不是贯穿性的，只将百年历史截取了其中的三段，以点呈面，以小见大来表现作者的大历史观。线性结构本是数学概念，后来被人们用作小说结构类型。《大洛河》属于线性结构的串式构成，或者叫糖葫芦式结构。即以时间为串签，截取的三个片段为食料。从时间上看，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但彼此的串食又各自独立，自成单元。“三”是中国美学中最奇妙的数字之一，如中国武术中的三节棍，展开是一条链，收回一个锤，而折叠起来又是一面盾。以三个点来表现一个面，就有了三角形的稳定性，也让这个面显得丰富了许多。阅读小说《大洛河》，就像是在看一出折子戏。洛河就是戏台，而三场戏中出场的人物和演义的故事却都不一样。包括那些行头、道具、服装也都有了变化。这样截段式的线性结构，在以往我们所阅读过的小说中并不多见。作者的这种尝试非常大胆，将传统小说的经营模式做了新的改变，同时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上面我们谈到，小说叙写了大量的社会习俗场景，充分体现了它的乡土性，是一部陕北民俗史。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民俗学意义的场景描写非常丰富。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生产民俗有踩场、打梿枷、熟皮子、送粪等，居住民俗有打窑、安门窗、盘炕、戳烟囱、擀毡、贴炕围子等，生活民俗有庙会、集市、贩盐、驴驮水等，宗教民俗有跳神、求子、祈雨、祭土神、禳送等，饮食民俗有炸油糕、剁荞面、压饸饹、擦凉粉等，婚嫁习俗有领亲、亮箱、撅脸、并头、耍房、撒红枣花生等，丧葬习俗有堪穴、坐字、上祭、领牲、法事、插领魂幡等，民间艺术有民歌、说书、皮影、剪纸、唢呐、箱画等。如果说时代与社会是小说赖以演义的生长土壤的话，民风民俗就是能够使得小说人物活动成长的有机质，历史情节的延伸由此可以深深地扎进根去。每一种文学文本都是地域文化的表现，都是乡土表达的审美范型。在这一点上，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山东高密、贾平凹的商州，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美学印象。相信李亮的这一努力，也会收到好的效果。
    在小说的第三部分，有关民俗风情的内容少了，但却并没有脱离文本的乡土性。如当地人所说的“吃车肉”。车是钢铁造的，哪里有肉可以吃呢？原来是采油车陷到了洛河里，当地人帮着把车推出来，每人就能得到50元的酬劳。后来因为修了桥，“车肉”吃不到了，当地人又开始盗偷原油，卖给当地的黑炼油厂。这里随手摘录一段：
    曾经矜持的农村女人们变成了泼辣的“孙二娘”，她们也像男人一样肩挑背扛，装着原油的特制编织袋如巨大的羊肚，伴着偷油人紧张的脚步发出阵阵声响。在月光下，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这样的声响摇碎了每个村子的夜晚，让从前的星光安谧、月色撩人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游击战”中的场景。
    这样的场景呈现，只有陕北洛河地区才有，只有石油队来到了洛河川上游才有。它所传达出来的，也是其独一无二的乡土性。
    写陕北，李亮是用陕北方言来写作的，方言又是最大的民俗。关于陕北方言，笔者一直认为它是一个泛文化的概念。陕北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理区块，所用方言并不一样。统而言之，陕北方言属于晋方言区，但不同的区块其语言风貌并不一样。东部区块，因为靠近内蒙山西，主要使用的是晋方言。靠南区块则主要使用关中方言。而西部区块则受陇东方言的影响，主要使用陇方言。洛河上游是甘肃与陕西的分界线，这里的人使用的方言基本是陇方言。但因为同属于陕北地区，因而陕北西部地区的方言又不是纯陇方言，其中又夹杂着关中方言与晋方言的发音成分，听上去更加柔和亲切。
    我们知道，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用北方方言写作，具有天然的节奏感与韵律美。窦文涛主持的“圆桌派”曾专门讨论过方言写作的问题，著名文化人马未都认为，用北方方言写作更容易被人阅读，更有亲和力。写陕北，使用陕北方言，让《大洛河》具有了更加生动的乡土性，也契合了创作背景的情境性。
    最后就语言问题还得说几句，就是它的口语化。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变化，写作语言的使用也趋于简单化、内涵却愈加丰富化。与口语相对应的，是书面语。那种试图以华丽词藻和标准句式来唬住读者的语言模式，正在逐渐遭到摈弃。当代作家正在热衷于使用平民化的口头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情感，以调动民众的激情和阅读兴趣。简洁、快速、流利是当下语言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口语写作，简单可以理解为怎么说就怎么写。它避免了过多的词藻堆砌与语汇修饰，显得干净利落，更有表达张力。读《大洛河》，让笔者感受到有一种海明威式的叙事风格。短句式、易词汇，以最简明的语言表达复杂内容，直观、含蓄、浅显。作者力图用高度清晰的视觉化语言，将视觉、嗅觉、听觉等感官印象付诸文本，显现出事件人物的情状、颜色、味道，以直接的物象表现宇宙与生命的律跳与搏动。这样的语言使用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文本不是作者在说话，而是小说中的一个人在说话。从六朝的志怪开始，到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其公案类、传奇类、武侠类、市井类，都沿着一条取之于民间、向民间语言学习的路子。百姓才是生动语言的创造者，他们的口语，是最直接最朴素也是最灵动的表达。李亮显然也是感受到了陕北口语的生动性与丰富性，在文本表达中大量使用口语写作，读起来分外流畅、明晰、铿锵，也使情节推进极其自然顺畅，有吸引力。
    命运的沉吟，只有河流能听得到，它是最大的摄像机，也是一台存储器，所有经过这里的人，都能听到它的倾诉。通过对《大洛河》小说的阅读，作者完全沉浸到了黄土地、洛河川的文本情境中，并为之深受感动。因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将阅读的一点体会呈现于此，以与诸位共享。当然，不同的读者从中体会到的情感与思想并不一样，愿以这样一篇文字与方家交流。
    注：
    [1]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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