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锋的蝙蝠把我们引向黑暗
    愚昧的灯蛾把我们引向火焰
    我们没有第三种选择在黑暗与火焰之间
    在祖国遥远的大西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稀疏的绿洲中，我们看见这些燃烧的麦穗，跳荡在火一般的土地上，在夏夜的阵阵暖风中，发散着耀目的信念与精神之光，辉映着收获日的满月，以及一切生存的喜悦与悲伤。
    这是帕尔哈提·吐尔逊的《木乃伊》中的诗句，它让我感到亲切而又陌生，震撼而又似乎颇有些茫然。作为一个只能通过汉语来感知他们的读者，我世居中原，即便蓄了黑白掺杂的须髯，也只是这些维吾尔人遥远的异族兄弟，对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向往而又陌生。甚至在50余年的人生中我也只是去过一次北疆，而对天山南麓的那片壮美而辽阔的土地，只是远远地投去了一瞥。还有一次是访问阿拉伯世界的途中，从万米高空的掠过。飞机从北京起飞，在将近五个小时之后才飞出了冰雪覆盖的帕米尔高原，飞出了祖国遥远的疆界。我知道，其中有很长的一段是经过南疆，那时我俯瞰到的，是白、黄、赭三种的交错的颜色，白当然是雪山和冰川，黄无疑是沙漠，而赭石色的，大约就是无边的荒凉山峰与戈壁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新疆，在一生的大多数经验里，我只能在地图上来抚摸这片神奇的土地，去想象那里的人们的生活。
    但是，书本和地图上的知识告诉我们，这里并非是想象中一味的干燥与蛮荒之地，而是有来自雪峰融水的一条条河流，有河水孕育出的一个个绿洲，有高大的白杨树林和葱绿的葡萄架，有金黄的麦地和各色瓜果……新疆之美，其物产之丰，文化之多姿多彩，远超人们的想象。特别是，这里还有古老的宗教与艺术、诗歌与乐舞的传统，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他们长达千年的文学流脉中，断续产生了大量的史诗、抒情诗、宗教文学与民间故事，涌现了诸如喀拉汗时期的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尤素甫·哈斯·哈吉甫、艾哈买提·尤格纳克、艾哈买提·雅萨惟，以及察合台王朝的拉布乌孜、阿塔依、赛喀克、鲁提菲和纳瓦依等作家与诗人。在当代，则又有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等众多老一辈的诗人，其影响可谓广远而重要。
    就有限的知识而言，我大体知道维吾尔这个古老的民族，其文学中有很多元素：比如崇尚正直和谦逊，比如喜爱幽默与智慧，比如在叙事中喜欢渲染的道德训诫与惩恶扬善之类的主题，还有在抒情中常常刻意注入的华美修辞和语势的一唱三叹……这些当然都是固有的西域风尚，有很多来自阿拉伯文学和古波斯文学的影响痕迹，并不是我个人的什么独到的认识。但当我读到这些作品——这些以“当代维族先锋诗歌”自认的作品的时候，可谓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新生”，因为其视野已经远不止于本土、地域，自身的古老传统，而是以世界，以当代的诗歌思维与广阔的文化视野来展开其写作的。而且这个群体是如此之大，其写作的视野与水准，风格的陌生与新奇，内容上的深度与广度，都可以与任何一个当代族群的写作媲美和争雄。
    二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首先看到了其古老和内在的东西。这是西域固有的广阔的自然神性的所在，即它与生俱来的精神性，信仰与宗教感。作为世代的伊斯兰信徒，我发现他们的兴趣其实并不只是限于本族教义，而对于基督教、佛教、世界各地的文化也十分关注。在他们的诗歌中常引用大量的佛学掌故，或是与《圣经》有关的内容。像开篇诗人艾尔肯的《蛇颂》，便引用了撒旦化身为蛇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来讲述人性之罪与罚、世界的善与恶，讲述这一切的纠结与共生、混杂而互悖的关系。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哲学性的命题，但诗人没有将之处理为一个简单的善恶二元道德命题，而是还原了其固有的复杂性，甚至将蛇的处境以无意识的方式给予了悲悯的理解——
    蛇是肉体
    或者是一个器官——肉体的一部分
    而它不愿以无花果树叶为衣
    因此在阿丹前感到羞愧
    就离开他隐居起来
    阿丹即亚当，这样的处理使得问题变得晦暗和复杂起来，也就达到了其作为“先锋诗歌”所独具的意义，即，诗歌本不是呈现判断和结论，而是为了展开人性与生命世界内部的景观。
    我自然无法全面准确地把握住这部诗集中丰富的思想与内涵，只是朦胧地感到，他们是如此喜欢写黑夜、梦境、内心的纠结与斗争，写到文明的悖谬，固有人性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冲突。比如女诗人阿依库提的《飞蛾无火可扑》便是如此地感人：在被现代化笼罩一切的都市中，甚至没有给投火的飞蛾准备下牺牲的条件，因为人们所用的都是电灯。一个简单的物质化问题，居然被诗人升华到这样一种文明悖谬的高度，且将置于绝地的飞蛾的形象刻画得如此悲伤和感人。
    如同阿拉伯世界普遍崇尚的“新月”一样，维吾尔诗人也都喜爱且善写黑夜，猜想其中原因，或许是与这里白天过于炽烈酷虐的阳光有关。在历经白天的暴晒之后，夜晚的凉风与安谧会带来无限的慰藉；当然，也会有冬日漫长而寒冷的黑夜，他们也会因之对黑夜有本能的恐惧与厌弃。也正是因了这样复杂的缘由，他们赋予了黑夜太多东西，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似乎都与之有扯不清的瓜葛，这些最终又都化为了“梦”——我也注意到，维族诗人们是如此喜爱写梦。但他们并不沉湎于梦境的无意识或欲望的渲染之中，而是喜欢以哲理将之搁置。
    比如在夏依甫·沙拉木的《梦之叶》之中有这样的句子：
    凿出了一千个房屋，但没有凿出一个梦
    一千个王宫倒塌了，但没有一个梦倒塌
    足以成为万古传诵的格言了。虽说是虚幻的东西，却要比实在的东西还要难得；尽管容易消散，却比王权和一切实有的东西都更加坚韧。这便是精神的作用，与梦的力量。
    三
    崭新和宽广的世界视野，是每个民族的先锋诗人共有的属性。如同1980年代中国的汉语写作一样，我看到，当代维族先锋诗歌的原初实验也差不多始于同一个年代。他们在90年代所写下的作品，已然相当成熟。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会看到与博尔赫斯的对话，嗅到埃里蒂斯笔下的疯狂的石榴的气息，看到对卡夫卡的理解与冥想，甚至与中世纪法国神秘的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唱酬……可见这些与当代中国的汉语写作之间，并无丝毫的不同，从视野与方法的意义看，也已无限地接近当代世界诗歌的潮流。
    艾尔肯·努尔的《老虎进屋》中，诗人用了近乎博尔赫斯式的幻觉，来描述一位美女子富有“杀伤力”的容貌与眼神，从而生动地记下了这灾难性的一刻：“我的末日之交啊/你多么像美女子的贼眼/仿佛即使那眼睛多么恐怖/而一个男子被它们迷住/于是他祈求上帝让它们更加恐怖一样/但愿这恐惧更加凶猛/而你带来的恐惧/令我欣喜若狂……”这是被丘比特之箭射中的一刻，以近乎死定的预感，来设想这场将死去活来玉石俱焚的爱情。我无法不被这样的修辞所震撼，因为没有什么比“末日”和“恐怖”一类的字眼，比一只老虎闯进屋子这样的比喻，更能到位地形容爱情在主人公心里产生的震颤。甚至剩下的一切，都无须再写。
    还有帕尔哈提·吐尔逊，他的诗仿佛是一部维族诗歌与西方诗歌与文学的对话集。他写到了耶稣，写到了悉达多，从《圣经》到《吠陀》，从游方修士到苏菲教派，从预言家到苦修者，从卡夫卡到老博尔赫斯……读他的诗歌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代维族诗人已然完全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能力。甚至从他自己的角度看，都可以用卡夫卡式的镜像与幻觉来解释世界与自身处境的互为转换，或者说，他与卡夫卡就是互为镜像的一对：“我总能听到卡夫卡无声的呐喊……”在面对世界的荒诞与生命的痛苦之时，卡夫卡与佛祖一样，似乎都达到了相似的境界，对人间万象有了通透的认识。但我却在这最后一步上尚有距离，虽已“出家”却仍无法“摆脱诱惑”，还需要像“超越自身成道”的佛祖学习，与他和卡夫卡那样抵达最终“精神开悟”的境界。
    四
    然而，与上述的一切相比，我更看重的还是语言与修辞。思想的、精神的、信仰的、哲学的，一切观念的东西固然重要，但最终都要成为诗；无论是先锋的还是传统的，本土的还是世界性的，都必须在语言与修辞的层面上落到实处，成为有魅力的诗歌。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应该满怀着喜悦和钦敬，因为他们确乎为我们呈现了成熟的诗歌技艺，呈现了饱满的语势与荡激的意绪，传达了奔放的韵律与音乐的节律。尤其，当读到这样的诗句的时候，我不能不为它的简练和传神而感到由衷的折服——
    她在行走。停下片刻。
    宛如一棵正在燃烧的小树
    这是塔依尔·哈木提的《她》中的诗句。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译者也可谓是个十二分的高手，它将一个有情人眼中的她，其神态与情境，点染得淋漓尽致，活脱脱映现在读者的眼前。
    还有另一位吾吉麦麦提，他的一首《我的坟墓，让我挖得更深一些》，也可以看出类似的功夫，相比之下，他似乎更擅长世俗性主题的书写，日常生活的情态与人物的刻画显得精细而微妙。在这首表达内心忧郁与孤独的诗中，他用了至为简练的笔法，呈现了一个充满自虐冲动的形象：“我的坟墓，让我挖得更深一些/以免我的幽灵逃走……”还有另一首《我的心》，也同样具有格言式的精炼与结实：“如果要被钉死，我的心会被钉在太阳上/如果要萌芽，我的心会生根在黑暗中//在我的头骨饮酒者，会成为帝王/披上我的皮肤者，会变成奴隶……”这种诗句往往比长篇大论的抒情或者说理更有效力，更能够精确地传达出内心的观念与真实。
    当然，我还要避免因为喜欢上述短诗而忽略数量更为客观的长诗的成就。或许是古老的游吟与歌唱传统的作用，维族诗人喜欢写长诗，或是形制与体量稍大的抒情诗，这在现代诗中并不多见。通常汉语新诗中，写作者要么写长诗，要么写短诗，很少有百行以上的抒情诗的体制，但在维族先锋诗人的笔下，我们却看到了非常之多的“长抒情诗”，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在诗歌文体上的一个特色和贡献。我必须说，这些长篇抒情诗的笔力大都是饱满而酣畅的，是如同海子所说的出于“不得已”，而不是刻意的注水与拉长。
    五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太多，虽然不得要领且游移不定，但该说和能够说得话，差不多也尽在其中了。在最后我想说，我之所以不揣浅陋和无知，冒着风险答应青年诗人麦麦提敏来作这个序，是要表达一种态度，即对自我作为一个汉语书写者的“中心主义幻觉”的反省，通常我们会更多注意到国外的诗歌写作，但对兄弟民族语言的诗歌写作却缺少应有的关注，这是不应该的。这不止是一个事关“民族团结”的政治，更是一个文学内部的命题，如果不能在各民族语言之间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借鉴关系，我们所说的“中国诗歌”、“当代新诗”等等，充其量也只能是“汉语写作”而已，而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广泛代表性。因此，我希望对于自己而言这是一个机会，通过研读维族先锋诗人的作品，可以稍稍打开一下我这方面过于封闭窄狭的视野。
    最后，我想以帕尔哈提·吐尔逊的那首《燃烧的麦穗》中的诗句来结尾，因为它似乎是某种标志性的符号与象征，可以代表这个民族的一种期许，在语言与诗歌，在精神与情感上的一种沟通的渴望：
    我就是那个麦穗，天堂里也会痛苦地燃烧
    在酷暑中也会冰冷地发抖
    爱我吧，就像受虐狂
    非理性的人群中对理性的渴望……
    这也有似梵高笔下的五月的麦地，像海子的高居于他的头顶的“绝望的麦子”，如不死的灵魂徘徊于他的墓地的麦子，都是对生命的歌赞和对世界的祈愿。
    所有的诗人灵魂都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