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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变》是我耗时最长的一部小说，从开笔到定稿，前后凡七年。对于一部文本体量并不很大（全书约三十万字）的作品而言，过于漫长的创作时间并不值得炫耀，毕竟时长不代表品质，写得久不等于写得好。它只能证明两件事：要么是写作条件有限，不能进行持续而有效的创作；要么是作者懒惰，没有全身心扑到写作上。我显然属于后者，写得慢只是因为懒。作家中不乏劳模，一天不写个三五千字便觉罪孽深重，倘若三天不动笔，简直会要了命。我对这些作家充满敬意，他（她）们是怀着使命来到人间的，活着就为了写作。相比之下，似我这般疏懒之人，无异是虚掷光明，苟且于世，想想也怪不好意思。 但用较长的时间来创作一部作品，也未必全无好处。有些作家心灵性巧、眼明手快，能够迅速捕捉适宜的题材和故事，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创作。这种“赢粮跃马，唯恐后时”的写作，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强大的执行力，令人望而起敬。如若没有这种速成的本领，就不妨以时间来交换，老老实实去做笨功夫。灵光一闪即成佳作的例子诚然不少，但更多的作品还是需要花费时间去经营，从命题立意到谋篇布局，乃至语言、腔调、节奏、修辞，无不需要着体打量。对于小说创作来讲，天然偶得的题材和灵感催生的创意固然美好，但却往往不够成熟，也因此而不太可靠，遽然成文，未必是明智之选。思维需要沉淀，素材需要发酵，思想需要升华，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充分的时间来完成。尤其是长篇文本，人物之众多，故事之繁杂，皆非中短篇可比，且其承载的主题与价值也更宏阔和深远，即非宏大叙事，亦自有其规模。这就更需要深思熟虑，善作准备。如果思之未熟，便草率下手，一旦发现不对，再要改弦更张，就没那么容易了。 《窑变》之所以耗了这么久，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当我确定以钧瓷为主题元素写一部长篇小说后，自恃对钧瓷文化与行业状况比较了解，即便放笔写去了。彼时虽有酝酿和构思，却仅着眼于人性叙事与现实表达，没有向纵深之境作思考。大概写了三万多字，我意识到出了问题，太单薄，不是我想要的。小说不必然追求宏大叙事，但若原本可以承载更多，使文本趋向自己理想的状态，又有什么理由不做呢？况且它是一个长篇，钧瓷又是一个足够厚重与博大的文化符号，以钧瓷之名和偌大篇幅，只是写了一个相对轻薄的东西，既不值得，也暴殄天物。此念既起，越写越不安，写到五万多字时，终于写不下去，于是搁笔止损，将它废掉了。 在写作中推倒重构，对我来说不是难事，常常写了几千上万乃至更多字，感觉不好，就废掉重来。有时候一篇写完了，觉得不满意，也会废掉重写。并非标榜自我要求高，实是水平有限，做不到出手皆佳句，行文自天成，只好改来改去，如若改无可改，那就再写一遍。《窑变》第二稿写得还算顺手，但感觉仍然不对，有一股气始终提不上来。第一部分（十七万字）完成后，我暂停下来，把稿子发给几个朋友审阅，征询他们意见。反馈大多正面，还有人觉得很棒，鼓励我尽快写完。此时回想，他们那样回应，并非他们不专业，也不是他们虚伪，而是因于私情：我是他们的好友，好友的东西当然是好的，正如邹忌的亲友团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比城北徐公美。我又把稿子发给责编石一枫，请他批评。一枫读后，提了一些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我深以为然，打算在人民大学学习期间修改一下，然后再把后面的写完。然而每次打开文档，看上一会儿，便觉沮丧，横竖掂量，无从下手，遂废然而罢。一次如此，次次如此，信心本就不足，耐心又逐渐消磨殆尽，索性也废掉不要了。 之后几年没有再写。期间虽有补充素材，也会思考如何重新经营，但却不再急于下手。我觉得以前写得太多，想得太少，或者说写得不多，想得更少，每当开启一个新文本，往往是埋头赶路，而不曾抬头观望天际的星辰。且在方法上，我更倾向于文本自治，让人物和故事在特定的内生秩序和事理逻辑之下自由成长。对于中短篇创作，这诚然是可行之道，但对于长篇，就可能是灾难。长途跋涉不同于短程旅行，它需要通盘考量，谋定而后动，而不可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否则中道铩羽，半途而废，就呜呼哀哉，吐血撞墙了。我前两稿的失败，固其宜也。 第三稿就顺畅多了。主题立意和人物故事思之已熟，皆无疑虑，然而对于新的文本结构，我却不甚笃定。小说叙事跨越一百二十余年，倘若采用惯常的直线叙事，以时间流为向导平铺直叙，在形式上未免等而下。且以如此漫长的历史跨度，不可避免要面对许多鸡肋时空和冗余事物，铺陈之则无益，忽略之又不可。史传类文本有时冗长而乏味，实有以也。这是我要规避的。所以我使用要年纪事的方式，把重要故事放在几个特定的年份，而将其他时间发生的事情以补叙、插叙等形式补充进去；在时间线上，从现在切入，经由清末、民国和解放初，再回到现在，最终使叙事完整闭合。或许是受前两稿失败的影响，写作之初，我对这种要年纪事和环形结构一直不太有信心，深恐重蹈覆辙，半道而废。只是忐忑归忐忑，写作的问题只能在写作中去解决，此种形式适用与否，也只能在实践中去验证。还好，写到一半后，我确定这种方法是对的。 年代叙事必然要体现变迁。文学作品里的变迁，往往是指时代风貌和社会形态，以及由此揭橥的文明嬗替。在《窑变》文本里，我还希望呈现语言的变迁，不同时代采用不同的语态，清季半文半白，民国偏白，现代全白。这也有点冒险，所以这一稿的第一个版本并没有做。后来与人文社的责编付如初老师谈及，她认为可以尝试，我便又重新捋了一下。主要是把晚清的部分做了半文处理，使三个不同时代的语言在文本中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层次。至于成功与否，就交由读者评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