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多年前，昆明萨尔瓦多酒吧发生爆炸，嫌疑人死亡，无其余伤亡报告。 我很早就想为此写个小说，一年前终于动笔。当年我还是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就跑到医院，想从垂死的嫌疑人口中撬出点猛料来，却未能如愿。此案令人唏嘘，谁会对一个酒吧下手？为什么下手？据说炸弹也是嫌疑人自制的，他包着它从滇南某小城来到昆明，一头扎进萨尔瓦多。据说他本人和昆明关系不大，自杀是因为恋爱失败、工作无望——与众多报复社会的坏蛋如出一辙。 多可恨啊，自己寻死也就罢了，何必让无辜者陪你们一起死？ 人人都能从道德的角度谴责暴行，但柔软的小说家们就该避实就虚——看一看坏蛋们身后的深渊，找一找他们求死的软肋，或许，才是一部虚构作品的职责所在。唾骂，挞伐，太简单了。对现实非黑即白的判定，不就因为这些不容置疑的“简单”？ 小说写成，算是弥补了当年采访落空的遗憾。 另一条线上的社会学家童瑶则纯属虚构，尽管昆明也的确出现过几起UFO事件且轰动一时，但研究者是一位老人，与美女童瑶相去甚远。如何找到李严和童谣之间的隐秘联系是这个小说最重要的东西。大学时代是其一，两人共有的某种东西是其二，也才是小说勘测的重点。是的，在我看来，苦哈哈的诗人和追逐UFO的专家本质上没什么不同，都沉迷于“热爱”无法自拔。如果沉迷是人类最不可救药的品质之一种，如果伟大的堂吉诃德也无法从除暴安良的幻象中抽身而出，那么，这种沉迷或可称之为“理想主义”。李严、童瑶和堂吉诃德一样，都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现在说某某是理想主义者已经有戏谑嘲讽的意思了，但正因为理想主义的稀缺，正因为这些偏执者的罕见，我们才逐渐变成了我们最讨厌的一分子，也深知我们永远成为不了我们戏谑嘲讽的一分子。 但我反感理想主义者随随便便就死——死多么容易，坚持就太难了。容易的事情谁都会做，难的事情你做一个试试？眼下，以理想之名赴死，哪怕是意外之死已经很难在小视频横行的时代激起滔天浪花了，既无法撼动现实，又不能助你不朽，是为死而不得其所哉。还不如赖活着，不如干下去，像个二百五一样傻呵呵地干下去（当然，极度的偏执抑郁不在我们讨论之列）。所谓意义，不就存在于知难而上、向死而生的坚持之中？草草结束，何谈意义？ 我自信这是一个迷人的小说。 文本没什么可说的——小说已然如此，怎么理解，怎么阐释是读者的功课，不该由作者再多说什么了。生活本身倒有的说，它神秘而破碎，任何想抓住其秘密的家伙注定徒劳。存在的本质，在我看来正是很大程度的“不可说”。我想，《萨尔瓦多爆炸》多少包含了那些说而不可说的东西——细节、瞬间、刹那、感受、神秘，它们往往构成存在的全部；当我们试图抓住，它反而从指尖溜走了，而心怀敬畏小心翼翼地凝视那些一鳞半爪，也许有惊人的发现。虽然，你根本说不清楚你到底发现了什么，找到了什么。 是啊，就像诗。很多优秀的诗，到底是什么，意味着什么？诗人李严，能给我答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