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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版社辞职后，我拾起了文学翻译的老本行。人做某些事纯粹出于热爱，例如写小说对于我。至于翻译，爱是爱的，报酬并不高，所以这份爱也有点受折损。不过，比起写小说极大的不稳定性——可能写不好，写好了也要等很久才有稿费——翻译文学书更像是一份职业，有计划，有期限，有相对可指望的入账时间。 我不是个效率高的译者。从2019年秋至今，译了樋口一叶的《青梅竹马》、武田百合子的《日日杂记》、武田泰淳的《眩晕的散步》。这些作者的跨度从明治时代到现代，他们之间有个共同点，国内大多数读者并不熟悉他们的作品，更不用说作者其人。我花了很多时间查资料和阅读，给每位作者写了小传。其实并非出版社方面的要求，只是觉得，有了作者的经历作为背景，一本书才显得完整。我以前没怎么写过非虚构，实际着手，感到其辛苦与满足感和写小说有所不同。完稿后意犹未尽，又用手边的材料打底，写起了小说，随之诞生的是《彼岸之夏》（待发表）和《梦城》（《湘江文艺》，2021年3月）。 2022年夏到今年夏天，我在东京旅居一年。旅居与旅游最大的不同是，我基本每天在工作，翻译武田百合子的《富士日记》。关于武田夫妻（泰淳和百合子），我已写过很多，似乎已不用再继续探究什么，只要每天对着电脑把译文敲进去即可。 意外来自偶然下单的一本传记。 早先读过濑户内寂听写的樋口一叶传记，以传记的标准，稍有煽情和想象过多之嫌。尽管如此，我又买了她写俄语译者汤浅芳子的《孤高的人》，原因很简单，濑户内寂听生得早，认识传主，还和芳子本人有不少交往。 闲读新买的书，一个名字从行间跳入视野。田村俊子。 田村俊子是活跃于二十世纪初的女作家，在她的时代风光无两，放在现在则没什么人知道。当时我还没看过她的小说，仅对这个名字有个模糊的印象，因为在另一位女作家的随笔中读过关于她的回忆，而且，武田百合子的《富士日记》曾获最后一届田村俊子文学奖。 她是谁？她写过什么？为什么会有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 怀着简单的好奇开始的阅读，未曾想，会变成一个给自己“挖坑”的工作，而且坑还在不断扩大。田村俊子的小说有她特别的味道，尽管不是我会喜欢的那一类。她写下最著名的《放弃》是在1910年，距今一百多年，放在现在看也毫不过时。我上网搜索，发现国内2021年出版了她的选集。托朋友寄来一看，选集对俊子的生平介绍得十分简略。 有的人，其经历比小说更像小说，俊子就是这样的人。如果用几句话概括，她是日本近代第一个能靠稿费生活的女作家；她抛下名声和工作，与恋人私奔到加拿大；在加拿大期间，她担任贤内助，帮投身于劳工运动的恋人（后来成为丈夫）办刊物；丈夫去世后，她回到日本，又惹出恋爱风波；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她来到中国，主持《女声》杂志的编辑工作，因心脏病发，在日本战败前猝然去世。 民国时期的《女声》杂志有两种。一种是中国的编辑创办的女性杂志，刊物中断期间，化名左俊芝的俊子办了另一部《女声》，背后出钱的是日本军方。可想而知，这是一份政治宣传刊物。俊子的中文程度无法实际参与编和写，案头工作由她的助手关露完成，而后者是地下党，杂志因此呈现出混杂的面目。为争取宣传的阵地，当时有些年轻的地下党员向《女声》投稿，并被刊用，具体可见涂晓华的《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14）。 我更关注的是俊子第一次出国前的经历，早在那时，她周围聚集了若干文艺女青年，其中有高村智惠子（高村光太郎《智惠子抄》的女主角）、后来成为俄语译者的汤浅芳子……年轻的女性们追寻着自己的道路，左右她们命运的，有家庭出身、性格、际遇，当然还有大时代的波涛。 这群人过于精彩，让我有种冲动，想要写出她们的故事，于是在翻译之余，我买了相关的二手书（旅居的好处），去图书馆查资料，吭哧吭哧继续“挖坑”。 2023年初，关于俊子和她的朋友们的非虚构终于完成。仍有某种意犹未尽，我想，关于一叶和武田夫妻，都写了小说，俊子她们也该有一篇。 由此诞生的就是《竹本无心》。由于上述种种，这是一篇人物先行的小说，我熟悉她们每个人的特质，借用虚构作为载体，让她们成为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在上海生活的文艺青年。写的时候我自己也感到讶异，还是这群人，换个活法，仍然成立。我甚至不觉得自己在写小说，更像是在转述一段过往。 离开日本前，我在网上和研究田村俊子的专家黑泽亚里子老师取得了联系。她曾在冲绳国际大学任教，现已退休，仍在继续俊子全集最后一本的编辑工作。我和黑泽老师说起自己写了俊子的非虚构，她发来1988年到上海实地调查后刊于报纸的文章《田村俊子与上海》，以及那时的照片。照片中二十来岁的黑泽老师，让我再一次感到时空之间莫测的联系。 回到上海，我走了与俊子有关的几个地点，承蒙朋友的好意，又到上图看了电子版的《女声》。我与她最接近的一刻，似乎还是在改《竹本无心》校样的时候。将来等关于俊子的非虚构刊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与小说对照着读，或许又会生发出另一层时空的跳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