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岁离开老家，离开乌江边上那个偏远落寞的乡间坝子，却又感觉从未离开，不仅仅因为亲人还在那里，也因为一草一木、一土一石都在心头刻下密纹，不用检索，不用翻阅，它们会自动跑出来抚慰心灵，对受伤的心灵进行清理和修补，并以此为原点，逐渐扩大关注圈层，从关注乡间坝子里的一切到关注乡镇里的一切，从乡镇里的一切到整个黔北的一切，从黔北的一切到贵州的一切。哪有一切，行文方便而已。 这一切中最核心的是人。活着的人，死去的人。他们大多是农民，我对他们的熟悉程度超过他们自己。死去的人在我的小说里复活，活着的人还在我小说里活着。文化人并非没有，只是比较少，了解他们远比了解农民困难，知识教会了他们如何隐身。最近几年，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他们身上。他们的故事不如其他身份的人精彩，但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意义更大。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龙家小学的创始人李光斗，一位活跃在晚清至民国年间的余庆籍诗人、散文家，民国《余庆县志》的编纂者。 我不止一次在写作中引用李光斗先生的诗文，对他的名字却很少提及。因为小说创作要避免引文繁琐。在最近发表的中篇小说《两座桥》中，行文不再避讳，直接以李光斗作小说人物名，并且极力想把这位晚清拔贡呈现给读者，借李光斗指认历代乡绅对乡土中国的塑造和意义，所形成的乡土性格优点和缺点。这种塑造因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已不再有，这无疑是乡土中国巨大的损失。 这种进程不是循序渐进，是拉闸，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即便如此，乡村先贤形成的文化余脉仍然在我们生活里发挥作用。而今人内在的文化心理亦将影响后人。 小说中两座桥并非虚构，其中一座确实是当年李光斗参与修建。有李先生的诗为证： 仙锋山下水东流，一线虹拖浪影浮。 气接余湄通鸟道，诗成风雪话驴头。 受书景仰兴王佐，题柱盱衡壮士游。 吾忆当年司事者，偶来凭眺数春秋。 对作者而言，这两座一座通向过去，一座通向未来。一座是昨天的序，一座是今天的序。不过，作为小说书写者，他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呈现什么文化，而是塑造人物。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作者的分身，包括真名实姓的李光斗先生。与其说我是在揣摩他们，不如说是在揣摩自己，把自己置于相关场景，看看有哪些所作所为和言行举止。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小说里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这既是小说写作的需要，也是人本来就复杂，而人生多姿多彩。读者有权不喜欢某个人物，作者不应如此，否则这个人物很难立得住。小说前后修改了七遍，历时三年，能得到《十月》垂青倍感荣幸，但愿也能得到读者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