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写作《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讨论的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现代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但当时我主要面对的却是自己对于前途的迷茫和选择，是指向当下的。因此，1993年我思考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既有当代性，也有实践性，从知识分子形成时期的“源头”中辨析三种价值取向，以知识分子的实践经验与教训来检验其在当下社会的意义。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中国乃至世界都发生了变化，国家权力依然是国家权力，世界霸权依然是世界霸权，但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人群的思想感情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经济、互联网、数码时代、人工智能、以及虚虚实实建构起来的元宇宙，云遮雾障弥漫在天地之间，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难度。知识分子个人所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加艰难。当然，不选择也是一种态度，如今青年中流行的“佛系”“躺平”等现象，正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消极抵制情绪。我在三十年后重新捡拾起这个题目，虽然谈的依然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陈年旧事，但我的思考里也融入了自己近三十年来社会实践的切实体会。我对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是自觉的，对于知识分子岗位的理解和实践也是一贯的，三十年来我对此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尤其是对其艰难性的感受。
在这次写作的过程中，我的思路越来越偏离原来的设想，基本放弃了对传统士人庙堂意识的讨论，用更多篇幅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理由也很简单：我所讨论的主要对象，是指晚清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其中庙堂型的价值取向，作为传统体制下的士人价值取向，随着废除科举制度、推翻帝国、大批青年出国学习新的专业知识等一系列变化，应该逐渐被废弃和淘汰。尤其在现代社会，如果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国家公务员以及行政管理系统，属于社会职能部门的岗位，而不是高居社会之上的“庙堂”。两者有本质的区别。[1]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知识分子最先接受世界新知识新思想的洗礼，成为具有新价值取向的新人，代表了最鲜活的社会进步力量。他们在长期追求民主政治理想中凝聚起来的广场意识，以及在专业训练下服务于社会人群的岗位意识，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价值导向作用，应该成为多数青年人蓬勃发展的主流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受制于社会发展，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的发展趋势。我们研究社会流行的价值取向，大致可以判断社会发展的倾向性。而对于一个现代文史研究者来说，我更关心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如何在现代社会进步中发挥健康作用，更好地呈现其价值所在。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我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先驱者社会实践的教训方面，从他们的人生道路总结经验，探寻走向未来的方向。我反复地描述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和岗位意识两者的关系，反复地说，在广场意识高涨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会受到压抑；然而广场意识受到挫败时，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却会进入新的高涨时期。但这种现象不能倒过来理解：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兴衰不是由岗位意识所决定的，自然是另有原因。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虽然看似是一种平稳的选择，却往往承载了广场意识所不能完成的使命，坚守岗位与超越岗位，才能真正做到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这同时也包含了下面一层意思：健全的社会形态由单一性价值取向朝着多元共存的价值取向发展，有赖于社会各类专业岗位共同建构、集体作用才能完成。庙堂型的价值取向适应于一元化的社会建制，广场型的价值取向适应于二元对立的社会形态，而岗位型的价值取向强调的是社会的多元共存及其发展，知识分子在各类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并且能超越岗位，对社会公共事务有所担当，有所贡献，现代社会才能朝着理性的方向、理想的方向慢慢地发展和不断自我完善。
尤尔根·哈贝马斯有一次在回答记者提出的“介入型知识分子”（the committed intellectual）衰落原因时指出：“以法国为例，从左拉到萨特，再到布迪厄，公共领域对于知识分子至关重要，尽管这一脆弱的结构正在经历日益堕落的过程。‘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这种怀旧意味的问题没有说到点子上。如果没有与之对话的受众，就不可能有坚定虔诚的知识分子。” 哈贝马斯指的是，欧洲社会在互联网效应下正在发生改变，对公众产生巨大吸引力的商业化引发了传统公共领域的解体。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形象是与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古典结构共命运的：“这有赖于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社会和文化的假设，主要是警醒世人的新闻界的存在，报纸、大众传媒有引导社会大众将兴趣转向那些与政治舆论有关的话题，也有赖于一个读者群的存在——这个读者群对政治感兴趣，受过良好教育，对于舆论形成中的冲突习以为常，也肯花时间去阅读高质量的、独立的报道。”[2]知识分子不可能孤立地展开活动，他的活动总是与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当代社会连这样一种构成公共领域的环境都不能具备，那么，何来“介入型知识分子”？对此，哈贝马斯也感到无可奈何。但是“介入型知识分子”不存在了，不等于知识分子都不存在。知识分子会有另外一些展开自我的方法。联系到我们讨论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也面对着哈贝马斯同样面对过的问题。古代士人阶层之所以遵循庙堂型的价值取向，正源于传统社会结构中庙堂一统天下；现代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广场意识，正是诞生于整个中华民族追求民主、解放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如果社会实践的环境发生变化，那么大多数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取向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但是，作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及其价值取向总是存在的。我这是指一般的情况，至于少数知识精英凭着坚强意志与崇高理想介入社会运动，不挠不折，影响周围的人群，吸引部分先觉者一起来投入，也会形成可观的价值取向。这样的例子永远不会缺少。所以，我们要讨论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当代性，并不限于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广场意识也同样具有当代性。
但是我更愿意强调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当代社会发展需要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在各自岗位上坚持专业原则，实践科学与人文的理念，并能够直接在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在一个文化普及相对贫瘠的落后国家里，有文化的人显然比普通人（靠体力劳动谋生的人）具有更高的公信力，但是当社会进步与教育普及，一般的社会成员大都受过一点教育，脑力劳动在整个社会劳动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所谓“受过教育的人”“有专门知识的人”“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人群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他们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一部分，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邓小平断然指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3]的事实依据。知识就是力量，新知识的掌握者就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这种“新的知识”当然也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的思想和发现。作为知识分子精英而存在的、比较接近intellectual原义的知识分子虽然相对于社会大多数受过教育、有专门知识的脑力劳动者来说是少数，但也无可讳言，他们属于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可能是其中更拥有博爱能力、最富有正义感，同时也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一部分，不能说，他们与一般的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完全没有关系。在中国的语境下，精英知识分子是广大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即社会劳动主体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知识分子从这个社会体制中完全剥离开去，使其成为孤立的社会存在。即使在西方社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作为intellectual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恢复到左拉的反犹时代，更不可能恢复到拉赫美托夫[4]的俄罗斯沙皇时代。米歇尔·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讨论法国知识分子状况时，分析过这样一种情况：
知识分子现已不再以“普遍性代表”、“榜样”、“为普天下大众求正义与真理”的方式出现，而是习惯于在具体的部门——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把他们置于其中的那些地方（寓所、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和性关系）进行工作。无疑这赋予他们一种更为直接和具体的斗争意识。而他们再次碰到的问题是专门的、“非普遍性的”、往往有别于无产阶级或大众的问题。然而我认为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和大众的关系实际上变得更为密切，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它成了一个真实的、物质的、日常的斗争问题；其次，因为他们经常同无产阶级面临同样的对手（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即跨国公司、司法和警察机器、财产投机商等等，这就是我要称做的专家性知识分子(specipic intellectua），相对于普遍性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5]
请注意福柯的表述：他把知识分子的“普遍性代表”“为普天下大众求正义与真理”的属性视为一种存在方式，而不是天赋的特质，它是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演变而变化的斗争形式。福柯所说的现代西方社会的“专家性知识分子”和“普遍性知识分子”，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理解，有点接近岗位型知识分子和广场型知识分子，如果可以用符号来指称，也就是说“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普遍性知识分子”是主流，广场也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但发展到现在的环境，知识分子的岗位型价值取向要比广场型的价值取向重要得多，广泛得多，福柯所说的“专家性知识分子”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我注意到福柯在这里分析的正是专家性知识分子的斗争方式和意义，他并没有把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从intellectual的概念里驱逐出去。这就说明，在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里面，也没有一个intellectual以外的“知识分子”的概念。
所以，我们对于《现代汉语词典》里“知识分子”条目的诠释[6]，尽管不全面，但也用不着耿耿于怀，也不必在西方intellectual面前自惭形秽，似乎我们连“知识分子”的称号都不配。中文的“知识分子”条目只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实际状况的一种描述，关键词是“从事脑力劳动者”，前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后面的补充说明也只是对知识分子的岗位做出某种限定。这种限定是必要的，属于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的岗位，并不包括官吏、政客、资本家、土地出租者等职业岗位。[7]但是在这个基础条目之下，还可以分为多种“知识分子”，如我们所讨论的“专家性知识分子”“普遍性知识分子”“介入型知识分子”等等，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定义和分类，把知识分子概念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充分包含进去。其实像哈贝马斯、福柯这样的不同背景下的西方学者比我们要潇洒得多，也现实得多。他们都是从已然的社会现状出发来重新考虑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斗争责任。回顾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实践之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引导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主要是知识青年群体）实践的价值取向，是以广场型价值观为主导的，而知识分子的岗位往往被混同于一般的社会职业，非但得不到张扬，反而被时时防范，视为革命的对立面，社会不断对之进行思想改造。一般来说，在一个欠发达的社会里，大部分社会人的生活过程中，都必须通过某种职业性劳动来换取生活资料，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与之相联系的是，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里，职业性劳动价值曾经获得普遍尊重，劳动成果的社会意义更是被强化宣传。但随着20世纪中期社会大动乱以后，历经上山下乡运动、国营企业转型、工人下岗失业，以及农民工进城，从事大量低回报、强劳动的工作等等，传统社会主义理想型的价值观消解殆尽。1990年代随着资本主导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很少再被主流媒体所强调。在社会流行的价值取向中，劳动仅仅是人们换取生活保障、延续生命繁衍的主要渠道，劳动价值观与工资待遇、岗位等级联系在一起，劳动者价值的社会意义，非但不再为真正的体力劳动者所关心，反而被视为讽刺的虚伪说教。然而，相反的情况是，在高科技引领下的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贬值，但脑力劳动——尤其是高端知识开发的脑力劳动，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在这个前提下讨论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虽然主要是讲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岗位型价值取向，其意义同样包括了科学技术领域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实践性，是与某种社会职业联系在一起的，但职业只是形成岗位意识的第一步，我特意为知识分子的岗位添加了两个修饰词：“专业”与“民间”。“专业”是指岗位内在的规范与标准，“民间”是指岗位外在的社会立场（知识分子作为普通人的立场，保护社会弱者群体的立场，而不是为权力或资本服务的立场）。知识分子从事的专业，无论是教育科研、著书立说、新闻传播、艺术创造，还是其他服务于社会人群的行业，都含有人文性的理想和精神性的超越，这是与一般体力劳动的职业相区别的地方。如果把知识分子的岗位仅仅等同于获取生活资料的社会职业，那么知识分子专业的人文性和精神性就无法彰显，岗位的意义也是缺失的。而且，知识分子岗位所体现的人文性与精神性，除了指代专业本身包含在内的人文特性外，还具有岗位的超越性，即在特殊情况下对社会邪恶力量的抗衡与战斗，以捍卫专业的纯粹性和科学性。
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的实践需要有强大的主体精神来支撑。说到底，就是要用最专一的情怀投入到专业理想中去，爱自己的专业，爱自己的岗位，没有一种外在力量可以剥夺这种执着的感情。我经常听到这样一种声音：“我是想好好工作，但是现实的环境太恶劣，弄得我一点心思也没有，我怎么安得下心来工作呢？”在互联网时代，这类似是而非的虚幻的感叹，正说明岗位意识的薄弱与混乱。20世纪30年代国事蜩螗，这类声音常常会转换为“华北之大（或者中国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一类的声音……于是很多青年就放弃了书桌，奔赴战场；但也有那么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辗转千里，在云贵高原的山洞和农舍里，在敌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坚持学术研究和教学，培养出一批优秀青年人才，心之所向，无问西东。这就是知识分子两种价值取向的并行，在战争时代是必须的；然而在正常的社会发展中，真正的岗位意识似乎更需要坚定意志的支撑。在这里我想转述一个知识分子可歌可泣的故事，自然是发生在特殊的年代：
中国著名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其专业工作是从事古文字和古代青铜器的研究。1944年他应邀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三年，遍访美国大小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搜寻、研究流落在美国各地的中国古代铜器，编撰了《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等珍贵文献。工作完成后，他决然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20世纪50年代，随着政治运动和院系调整，陈梦家受政治牵连被迫调离清华，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他在那里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拿的是最低薪水，不断受到政治运动冲击，他的太太、翻译家赵萝蕤一度精神失常。但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陈梦家还是有一处可以躲避外来风雨、保持心灵宁静之地，那就是他的考古专业的岗位。我读的是一篇记叙陈梦家晚年的文章，作者写道：
（陈梦家）暗下决心要夹着尾巴做人，逆来顺受，与世无争，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到做学问搞研究上。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夏鼐，让他的心愿得以实现。夏鼐一介书生，官也不大，却具备高超的领导艺术。他知道陈梦家如此复杂的旧社会经历背景，政治上是无可救药的。所以他主导的考古所对陈梦家采取了“两面派”的做法，政治上绝不给一点好处，像薪水只能评最低档，一来运动就先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而业务上则继续器重他、使用他……到考古所后，梦家几乎是一边不断做检讨，一边又始终担负着重要的业务工作。夏鼐委派梦家去安阳指导殷墟考古发掘，顶着巨大压力，执意让梦家担任《考古通讯》副主编，主持刊物的编辑工作。繁重的工作任务之外，陈梦家的学术研究也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成果迭出的巅峰时期。大量的学术文章之外，像《殷墟卜词综述》《西周青铜断代》等重要学术著作都是在这一阶段创作完成的……[8]
陈梦家在逆境下的学术成就还远不止这些，直到1966年5月出版的《考古》杂志上还发表了他的考古文章，身后也留下多篇文字。一个在人格上受尽侮辱、政治上受尽迫害的知识分子，竟能创造出一流的学术成果，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精神猥琐、道德可疑的同行。陈梦家这个伟大名字就这样铭刻在知识分子岗位的丰碑之上。[9]我曾经在一篇旧文里极为感动地赞美过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之死，也讲述过日本棋手在蘑菇云下完成围棋赛的故事[10]，然而陈梦家先生的专业岗位精神，完全可以与古希腊哲人与日本棋手媲美，成为知识分子岗位上的第三丰碑。这是人类具有的最高贵也是最勇敢的职业精神——自我牺牲的精神。我们当下即使遭遇到任何“恶劣的环境”，又能与之相比么？关键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意志定力坚守住知识分子的精神岗位。
奥林帕斯山巅上也许仅有一个宙斯，但艺无止境，学无止境。对于一个求知途上的攀登者来说，生有涯而知无涯，是一对永远的矛盾。在我看来，岗位上的坚守者所面对的最大挑战，还是来自自己，即自己究竟有没有足够的生命能量来支持自己继续攀登，有所创造。个体的生命总是有限度的，生命的生理能量到达成熟以后就会转向衰弱，不再有创造力，于是生理意义上的生命在成熟以后需要繁衍后代，延续生命能量，使得种族生命得以传承。然而生命的精神能量的创造力要比生理能量强大得多，也长久得多。人文学者大器晚成、大艺术家衰年变法，生命达到炉火纯青以后，还是可以再一次启动自己，创造更高的境界，类似例子比比皆是。这就是生命的精神能量所创造的奇迹。一个自觉的岗位型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投入到专业研究和创造之中，他的生命能量无意中也被融入自己创造的精神产品里，恩泽后世，造福于未来。这样一种将有涯之生融化于无涯之知的方法，解决了这一对永恒的矛盾。还有一类知识分子，晚年没有产出重要的传世之作，但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教书育人的责任上，培养了几代优秀学生，把知识分子人文精神通过几代人传承光大。这也同样是“生”与“知”的精神转化，他们的生命能量依然富有巨大的创造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是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还是广场意识，都是具有实践性的。广场意识是通过当下的社会实践来完成的，岗位的当代性也同样包含了实践性。1993年发起的“人文精神寻思”大讨论中，我不止一次被人质问：什么才是人文精神？你能不能具体列出几条标准来说明何为人文精神？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似乎也无法具体列出几条内容，人文精神毕竟不是中药铺，可以从组合的抽屉里拼凑起来。我回答的是：人文精神就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焕发出来的精神力量，并没有形而上的先验的人文精神，唯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进行探索，才能体现出真正的人文精神，无论在何时何地，人的社会实践都是在探索和回应同一个问题：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和可能性。岗位意识的实践同样是人文精神的实践，就像我在《从广场到岗位》一书中[11]举例过的斯多克芒医生，他是一个专业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但是面对了社会“大多数”的负面力量，他也会勇敢地站出来接受挑战，成为一个大写的战士。这就是人文精神在专业岗位上的体现。1996年在早稻田大学做演讲的那次聚会上，日本著名学者木山英雄向我提过一个问题，他说“岗位”这个词是一个军事术语，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来形容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我一时无言回答，其实我起初并没有从词的属性来考虑它的功能，但是“岗位”一词的含义确实与士兵守卫的地点有关，由此再引申为一般工作责任所在的位置。经过木山先生的点拨，我承认我把知识分子的实践与岗位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确实有一种类似参与到战争状态的感觉。这是我在1993年面对市场经济社会大潮时的真实感觉，直到现在，我的意识里还会隐隐的生出一丝“马思边草拳毛动”的幻觉。
写到这里，本文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我言犹未尽，手指眷恋地在键盘上来回抚摸。我再一次阅读了三十年前写的文章《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情不自禁抄录当时写下的几个段落，作为本文的结语吧——
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坚持人文理想，还只是知识分子岗位意识中最表层的部分，尽管它已经包括了知识分子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但我们所指的知识分子的岗位，还蕴含了另一层更为深刻也更为内在的意义，即知识分子如何维系文化传统的精血。知识分子说到底不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概念，而是一种文化价值体系的象征，代表了人类社会中最高的文化层次，将对未来以至永恒都有意义。不管社会多么腐败与堕落，只要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的精血就不会消亡。我曾多次捧读路德维希的《德国人》一书，他是这样充满感情地描绘十八世纪德国上空涌现出来的七颗灿烂明星的：
“这是一种新的由一个国家的艺术家形成的艺术，以后，还没有任何人达到或超过他们的水平。妙不可言的连续性，把七位音乐大师连接在一起，在德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一枚戒指，被一代代地传下去。韩德尔几经斗争，把它传给了在伦敦的格鲁克，格鲁克传给了海顿，海顿热爱他的学生莫扎特，莫扎特深为自己的学生贝多芬的天才感到惊讶，而贝多芬则在自己临死之前，对舒伯特高度评价，把戒指传给了他。还有哪个国家的历史能与这段历史相比呢？一个一千年来长期处于松松散散，彼此之间没有约束的国家，一旦出现了这一脆弱的传统联结，是多么令人感动啊！”[12]
每念诵及此，我总是心潮起伏，呜咽不已，这远非学术责任所能羁系，而是一种人类思想精神与世俗权力的彻底决裂，这七位大师在世俗生活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困顿厄难、备受耻辱，但他们在精神王国中却翱翔纵横，异彩夺目，他们的生命，仿佛就是为了证明这颗无价之宝的戒指而生的。这戒指，就是传统文化的精血所在。
以此类推，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帝王、中国东周时代的诸子百家，盛唐时代的诗坛巨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法国启蒙时代的精神战士，德国哲学巨匠的代代承续，俄国文学传统的前赴后继……人类历史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不就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历史么？他们在人类社会充满暴力与残酷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另塑一个温馨无比的精神发展王国，与冷酷的世俗权力抗争，与卑琐的动物本能抗争，继绝存亡，薪尽火传，这，才叫知识分子，才叫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我相信，真正的传统应该从我们自己做起，要做出一个开端。只要意识到了，开始做了，即便是以我们的失败来证明一代无家可归的精神浪子的悲剧，也实属亡羊补牢之举。那么，下一个世纪中的文化价值重建，希望也许不会太渺茫。
注释
[1] 1959年10月26日，新上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1898-1969）接见全国劳动模范、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1915—1975），刘少奇发表著名讲话：“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那个时候，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才半年（4月18日当选），我理解他是有意识地找到这个机会公布自己的“庙堂观”，他把国家领导人的工作与掏粪工作并置在“人民勤务员”的价值层面上视为同列。这是对传统的庙堂意识最尖锐最彻底的颠覆。这不能理解为新的庙堂意识，而是共产主义者对旧庙堂意识的彻底否认与批判，彻底把庙堂改造为工作岗位。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一个社会主义体制下官员属性的理论问题。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渡时期，需要借助旧国家机器形式来实行自己的治理和发展，传统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士人的庙堂意识及其价值取向，不可能销声匿迹，还会长时间地隐蔽在现实社会，像腐尸那样发臭，发散出毒气来迷惑、引诱、腐蚀青年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人们，用错误的权力观、财富观和官场潜规则来败坏社会风气和凝结错误的意识形态。如钱理群教授批评的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这类庙堂意识残余势力哺育出来的怪现象。如何讨论当下社会的庙堂型价值取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觉得条件尚不成熟。暂且不予讨论。
[2] BORJA HERMOSO：《康德+黑格尔+启蒙+去魅的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沈河西编译，“澎湃新闻∙文化课”2018年6月6日，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74825。
[3] 参见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原话是“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4] 拉赫美托夫是俄罗斯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里塑造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
[5] 参见福柯：《真理与权力》（访谈录），钱俊译，中译本改篇名为《福科专访录（节选）》，初刊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等单位主编：《东西方文化评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6] 《现代汉语词典》的“知识分子”条目内容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12页。
[7] 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概念不包括官吏政客，是指中国学界对“知识分子”的一般理解。在国外情况不一样。《法国知识分子史》对知识分子“介入型”的解释，是指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参与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参与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直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担当角色，成为‘当事人’，和其他社会政治因素发挥同样的作用。例如，担任政府公职参与制定政策，或是支持某一派政党，宣传该政党的政治和社会主张，在公共领域内为该政党争夺公共舆论等。其二是充当‘见证’，通过公共领域和意识形态内部的争论，知识分子能将当时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焦点问题和社会问题反映出来，或者梳理清晰。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既可以起到概括阐明社会问题的作用，也可能由于他们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不同的思想倾向，起到放大或者缩小这个问题的作用。间接参与指的是本身不直接参加前两类知识分子的活动，但是在知识界发挥影响，对一个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定位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化氛围的一个要素。”见吕一民、朱晓罕：《法国知识分子史·绪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
[8] 叶燕钧：《寒灰寸寸待重温——陈梦家最后的十个黑夜》，《点滴》2022年第2期。这篇文章所叙述的事实，我找来子仪编撰的《陈梦家年谱》核实过，大致无误，见《史料与阐释》总第5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对于考古所领导夏鼐的描述，我觉得作者似有美化。我只能说，夏鼐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他能力所能及把事情做得周到些，还是有点人性，他给陈梦家创造了工作条件，使陈梦家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最大的创造力，以证明了陈梦家的知识分子价值。但是从人格、人性、人权的角度来说，当时环境下，即使用政治上无情打击、业务上放手使用的“两面派”策略对待一个热爱工作又极有才华的天真的知识分子，依然是极不公正、令人发指的。这当然不是夏鼐个人的品质问题。
[9] 陈梦家（1911-1966），诗人，考古学家。1966年8月24日受到考古所的红卫兵批斗羞辱，愤而服药自杀，未遂，9月2日又自缢身亡，年仅56岁。
[10] 我在那篇《致胡廷楣（谈〈绿的雪〉）》中提到了日本棋史上著名的“核爆下的本因坊战”事件。接下来我写道：“我是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我呆呆地坐了很久，看着书房的窗外。我在想：广岛原子弹的准确爆炸时间是1945年8月6日上午9点14分17秒，而在广岛市大毁灭的状况下，三位棋手居然还‘匆匆收拾了一下对局室后，下午再次一头扎进棋盘之中’。也就是说，从原子弹爆炸一直到下午，这震惊世界的几个小时里，这三位日本棋手，可能还有周边的其他人，也许他们并不清楚10公里以外的广岛市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身边突发如此巨大的异常现象，他们竟置若罔闻，就在死神的眼皮底下收拾场地，继续下完了这盘棋，决出了胜负。这需要有什么样的心理定力才能够做到？围棋真有这样超越生死的力量吗？“我联想到著名的阿基米德之死。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在家里研究圆形几何图，全神贯注，当敌人士兵破城冲进他的家，他只顾大呼不要碰坏了地上画的圆，结果惨遭杀害。我一直把这种对专业的痴迷精神视为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最高境界。日本棋手的故事又一次召唤了这种境界。其实，不是围棋或者几何学具有这样的魅力，而是棋手和科学家们对专业的极度痴迷，他们在工作时刻完全把自己的生命融化到对象当中去，已经很难在他们与对象之间准确区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性了。一个围棋手与他的棋盘，一个表演艺术家与他的舞台，一个科学家与他的实验室，一个作家与他的创作……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无法与他的工作岗位截然分开，这样的主客体如胶似漆浑然自在的生命现象，才是真正的具有创造性的生命艺术。”见陈思和：《文学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54-255页。
[11] 《从广场到岗位》是我刚刚完成的小册子，其第十四章《知识分子岗位的超越性》，修改后发表在《南方文坛》2023年第3期。
[12][德]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杨成绪、潘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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