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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范围无限度扩大到“中国当代小说”，问题就太复杂了，根本不是这里妄想解决的问题。即使仅限于“中国当代小说的现代性”，恐怕也非这里能胜任，因为前面还有个“中国当代小说”。慎重起见，也为着论题相对比较集中，这里的社会分层，仅作为一个视角来使用。引入社会分层视角，文学艺术常用的审美现代性自我设限就会被打破，从而进到现代社会机制、现代文化系统来衡量现代意义的人的问题。因为，内在于社会分层这样一个思考问题的姿态，就决定了不再把对现代性的检验标准放在某个设定的特殊“体验者”身上，而是在社会总体性中来思考现代性的整体水平。即使把目光投向具体个人，思考的也是卢卡奇意义“成问题的个人”。（1） 这种兼有个人与社会双重视野的叙事，终极目的在于人的现代化（文化现代性）。然而，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却是关注的核心，阶层分化所造成的普遍性后果成了思想中心。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个人中心主义的狭隘。 一 “现代性”在当代小说研究中的基本现状 这里有个前提必须先加以说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几乎不可避免都受到“现代性”的深刻冲击。但是，倘若换个角度来理解，如果没有“现代性”，哪有“反现代性”？不管“反现代性”“反”的是什么，总之，因为“现代性”而引起的“反”，其思维本质上仍然是“现代性”的。所以，这里所说的“现代性”在当代小说研究中的基本现状，除了通过社会分层视角看到的现代性之外，还包括仍用“现代性”，但并非笔者所认可的那种被称为“现代性批评”的批评和研究。 按照笔者观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现代性”概念的使用，都表现得比较含混和泛化。这不能理解成小说批评或研究在该概念使用上的统一规范。正好相反，表明在当代小说批评和研究中，人们思维中的“现代性”其实多半是基于自身经验和感觉的发挥。“现代性”划过之处，通常的替代性符号就是人物的各种孤独意识、另类体验、反常规言语特征和不知所终左冲右突的行为。这些东西一经相关哲学概念附丽，再加上相关时代对应物，就成了所谓的“现代意识”。 它们是一些话语的碎片和非连续性思维观念断章，厕身于主流政治经济学的夹缝当中，以思潮形式集中在“新启蒙”和“日常生活”两个大的文化转型阶段。 就笔者所论述过的对象而言，重读那个时候的批评和研究，可能没有哪个批评家一上来就自觉意识到要先界定“现代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字里行间却充满着强烈的主体性意识。 应该说，正是批评和研究的这般既挥洒自如、滔滔不绝，又不过分以自我代表“中国历史”“中国当代”的矜持和谦逊，恰好构建起了与创作积极的思想对话关系。比如张贤亮的创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虽然无法确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没有批评界积极热情及时跟进，特别是对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连篇累牍的批评和阐释，创作“爱情三部曲”正起劲的张贤亮，也不是那么容易同时段又折回头写出他的“改革三部曲”的。“替人民受难”曾是批评界从“爱情三部曲”中品出的张贤亮“狭隘”情感基调。张贤亮虽未著文正面回应，但细心的读者肯定已经注意到了。在“改革三部曲”叙事中，张贤亮其实早已通过改革派人物之口，巧妙委婉且不失尖锐地反驳了这一标签式的评论。《我的菩提树》更是如此。日记部分不用去说，单是注释，庶几可以视作剥洋葱式解剖人文知识分子劣根性的历史。人文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的错位，纤毫毕现于纸面了。但设想一下，倘若没有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特有的文学批评氛围，尤其是没有并不严谨却显得异常率真的“现代性”批评的适时介入，或许可以断言，他完全可以沿“爱情三部曲”的路子经营下去而走得更远。 至于张贤亮，这里想说的是，“现代性”批评使他更加自觉意识到才子佳人叙事结构的天然局限性。从“现代性”批评看王蒙小说，也大体类似。“新启蒙”时代，王蒙有“季节四部曲”，但是也有《活动变人形》和《坚硬的稀粥》。事实也进一步证明，《活动变人形》要比“季节四部曲”更受思想阐释者的欢迎。在“新启蒙”语境去理解这种现象，批评所看重者，无非是对“自叙传”的刻意回避。《活动变人形》一直追究到封建专制主义老巢，囊括了极端政治化对人性的深层影响，显然更符合启蒙目的。至少对“现代性”批评而言，比“自叙传”中的政治无意识更根本、更具本源性。20世纪80年代同一个作家的小说叙事出现思想“多叉”的很多，不见得都受惠于该批评语境，但一定与“现代性”批评的反复激荡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张贤亮从相对单纯走向宏阔，王蒙的“杂色”叙事所反映出的都是这个道理。 另一方面“现代性”也使得8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越来越走向了“玄学”边缘。这一点甚至也可看作是导致今天文学批评仍回不到真正意义的现代性批评的源头。 “新启蒙”的80年代，就“新”本意而言，其重心实不在“归来者”，它的主角是先锋派小说和朦胧诗。翻开那个时代充满激情的评论文字，所谓苟日新、日日新的“新”，几乎等同于“现代性”。虽不能简单说把现代性理解成花样翻新的方法。但许多批评和研究把方法的革新视同现代性本身，并声称形式即是内容。事实上，的确把现代性引向了方法论，这实在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这种现代性的错位，我们从路遥和王朔的遭遇上可以看出，在那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路遥用短短的生命，呕心沥血写下了偏僻农村普遍现状无论《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今天好像成了批评界的热点话题。可是在80年代，岂不知，《平凡的世界》因为其“土得掉渣”，连现实主义者的法眼都入不了，更遑论从中看到路遥思考农村青年文化人的现代性意识了。王朔在80年代的蹿红，得益于其小说频频被改编成影视剧搬上荧幕，而非文学批评界的阐发和研究。相反，从批评赐给王朔小说的“痞”“顽”“侃”等标签不难看出，王朔小说的叙事价值取向，其实正是批评界用以批判的绝佳实例。批判作为新“蒙”的王朔小说，所“启”是什么呢？是“一体化”中不断生产出来的文化规范和价值秩序，尤其其中被固化了的“知识”中心化地位，及由此而生的“道德”优越感，成了王朔式小说所谓“痞子文化”的死敌。 显而易见，路遥因“土”而上不了“现代性”的台面；王朔因“痞”而被驱逐，剩下能让“现代性”批评施展拳脚的舞台，便只有先锋小说了。中国文学批评界怎样对待先锋小说，并非这里关注范围，姑且存而不论。但由批评对待路遥和王朔小说的态度可推知，所谓“现代性”批评，到20纪世80年代后期，其实是越走越“奢华”，越走越“贵族化”，越走越“小众化”乃至越来越“玄学化”了。这样的批评设定，难说不会堕落成凌空蹈虚的知识游戏、审美游戏。事实也再一次雄辩地证明，无论“众声喧哗”“情感零度”，还是“叙述圈套”“语言迷宫”，即使给它们再多一点“现代意识”的赋形，毁弃它们生命的有一点便足够，就是脱离现实社会机制。这也是卢卡奇反复论证的“文化的总体性”的重要意义所在。卢卡奇“总体性”中的“形式”强调的是“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具有“伦理性”，是本体论、生存论直接相关的问题，是对世界意义和时代精神的探索及表征。 由此反观，不管路遥笔下的农村青年文化人，还是王朔笔下的城市无业知识青年，作为当时一种青年思想的集体无意识状态，本应由“现代性”批评率先发现。不幸的是，恰好为“新启蒙”所生产的“现代性”批评所逃避和抛弃，到现在也仍是文学思想遗留问题。可见，当时所谓新潮的“现代性”批评，实际已经堕落成了一小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王者”妄想症的修辞策略了。 在这个大背景上，“日常生活审美化”或“审美化日常生活”，这一对绕口令似的批评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文学理论“新转型”的压人姿态，取代了“新启蒙”，进而深度派生变异成为新的“现代性”批评。 这两个“日常生活”只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的总结和提炼，意在推动文学批评话语和价值模式的转型。连同“日常生活”一起兴起的相关争论，还有“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理论”与“后理论”之争等。这些理论问题比较复杂，非此处能谈清楚。单就“日常生活”来说，笔者印象中，最早从现代哲学层面谈论“日常生活”的，应该是匈牙利学者赫勒，其名著《日常生活》就是其中之一。 顾名思义，“日常生活”这个极其普通的名词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批评的关注中心，是因为人们对声势浩大的“人文精神讨论”失败的集体默认。这促使“大我”“大写的人”“大叙事”转型，以像当年拥抱“人文精神”一样的热忱去拥抱琐碎的、庸俗的、市场化的日子。本来，回到“日常”理应是“现代性”的本意，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抛现代社会机制于不顾，而只选择性地留下庸常日子且还反复论证，挖掘其中的“慢生活”“中国经验”，想要在庸常中奔“道”而去，这就有点神神叨叨、邪邪乎乎了。长期下去，是对“类日常生活”与“意义日常生活”规律的违背，也是对“自为”日常与“自在”日常的混淆。回避谈论路遥和王朔小说叙事中的“意义的日常生活”，就是明证。话语惯性使然，对王小波、阎连科、莫言等一系列作家小说叙事重要方面，只能搪塞处理。 王小波杂文提出了“沉默的大多数”的问题，但他的小说叙事却并没有在如此阶级化、立场化的路子上继续往下走。相反，小说叙事所尝试和反复检验的是已经发现了自己“意义的日常生活”的人，如何在“自在”的日常世界里“自为”生活的命题。可彼时“现代性”批评却非得给他此类小说以“自由主义”帽子，仿佛不先分出个左中右，就不足以面对日常生活真面目似的，结果只能把王小波的现代性个体叙事，导向了常人无法理解的所谓存在主义畏途。 莫言是一个有着自己文学立场的作家。他的“民间的立场”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可谓名噪一时，甚至到了直接左右他小说批评和研究话语生产的地步。莫言几乎全部小说也都是以农村为叙事对象，若与阎连科相比，两人确实有许多地方具有比较性。们们都擅长残酷叙事。莫言的残酷是故事本身，阎连科是局部的和细节的；莫言很少把叙事镜头推近到当下农村，阎连科则从过去写到当下，且当下农村是重点。两人都被批评界称为怪诞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不消说，现代主义特征是批评界论评他们小说的出发点。奇怪的一点是，这两人的小说叙事一直延续到了当下，可批评所使用的“现代性”却基本仍停留在题材分类。水平这在莫言研究中尤为突出，大部分批评认为莫言小说发现了农民自在的“主体性”，因而断定莫言小说表现了农民现代性。但是，细品莫言笔下的农民“主体性”，实在只是一些农民无法无天的想当然胡闹。这种把民俗仪式文化、古装影视剧片段和说书人的传说、秘闻，搅合在一起的农民文化，建构起来的恐怕仍然是无声的农村。因为，既体验不到农民对“意义的日常生活”的主动追寻，又无法看到如此农村究竟怎样摆脱原始朴素自然人状况的自觉途径。 既然如此，浏览莫言、阎连科等人的研究文本，所谓“现代性”批评，便转化成了芜杂无比的关于“中国经验”的细致入微的发挥和生产。如此，紧贴小说文本乃至自降眼光低于小说文本的释经释典式“文本细读”式批评——这种主要目的在于发掘民间知识和经验，以论证中国一线小说不输于“世界文学”的理论动机——已经与中国的“日常生活”现代化没有必然逻辑关系。“现代性”批评也就退化成了关于当代小说知识的批评，与人的现代化即文化现代性亦无多少联系。 通过以上相当简略的梳理，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其一，即使不出现意识形态转折，“现代性”批评也很难持续下去。唯一能实现的可能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破坏和瓦解。“现代”意识生产或再生产的一个直接后果，只能是经济个人主义及其“理性经济人”的泛滥。其二，缺乏对社会分层的深入关注，导致只能在非常一般的社会形态，即在宏大而笼统的社会正反两面，在抽象人性论的层面挪用五四启蒙现代性资源。其三，文学批评代际更替和理论批评资源的更迭，“现代意识”被逼迫让位给了“经验知识”。文化现代性的思考被冷僻怪异的视角所收编，跨学科方法取消了对现代社会机制缺位的纵深追问。“现代性”批评只成了“现代”学者个人经验的代名词。因此，就显得格外迫切而重要。 二 社会分层视角才能把小说现代性研究推向深入 这里关注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视角在当代小说现代性研究中的重要性。简单说，有了这一视角，才能准确看出具体阶层、具体个人的具体状况，阶层之间、个人之间互动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才会变得更加清晰。障碍在哪里、困境在哪里的问题，就变成了现代性该从哪里用力、该怎样用力的具体问题。现代性的这种微观性、世俗性、日常性，从而能打破并转化肇始于五四启蒙，途经“新启蒙”变异，再度经由“日常生活”扭曲的命运，进入机制层面。如此便能从整体上去发现阶层及其个人的价值诉求，建构意义的日常生活逻辑，实现文化现代性夙愿。从理论设想和实践针对性两方面来衡量，这种研究思路，都具有一定的现实迫切性和创新性意义。对于理论设想而言，如此路径，至少充分考虑到了宏观现代性概念与具体语境变迁之间的微妙变化，是在当下现实结构内部进行的积极干预，因而属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实践针对性而言，在社会分层内审视小说叙事，实际是把哲学理念转换成微观做法的尝试，把重心放在现代社会机制叙事的有无上。这从根本上打破了经济个人主义（或消费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个人的个体化是否成长了，弱势阶层是否从整体上得到了机制眷顾的问题，成为理论批评关注的中心。现代性从而不再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是所有阶层、所有人的日常化事务。 而这一切，从批评流程看，又是通过解放现代性的知识概念，解放小说一直以来似乎只能通过反讽、隐喻才能达到目的的方法论开始的。尽管如此，既然涉及社会分层，作为一种概念，也就既有理论，亦有实存支持。这涉及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具体情况。 “分层”（stratificaticn）一词源于地质学，原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后普遍用于描述社会结构。西方社会分层有两种经典模式，一是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二是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 本文主要借重于社会学学者李春玲《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70年》（2）一文的提示。在该文结尾，李春玲对近1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面临的新挑战也做出了预判。她认为与当今国际领域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相比，我国的社会分层一点都不比西方社会分层所受到的全球化、金融化、科技和互联网影响小。在以往社会分层基础上，这些因素所导致的进一步分层，事实早已超出了以往分层理论视野。但由于近10年来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方法、模式趋向于单一和个体化，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的研究模式是利用公开的调查数据资料，导致研究主题碎片化、精细化、微观化，与社会现实脱节，对新变化趋势反应滞后。 2006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2015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新社会阶层主要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组成。从新社会阶层的职业性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认同等方面来判断，这部分人一般被充实进中间阶层和社会中上层。 因此，我们在谈论小说现代性时，假如仍无限信赖于产生自传统稳定农耕文化秩序的小说理论原理，即使曾经是“坚固的东西”，现在也难保不“烟消云散”。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那种启承转合无不合辙押韵的一招一式，还继续有效吗？这便是以社会分层视角来介入，审视小说叙事现代性是否具有切实有效性的基本前提。因为，就现如今的语境而言，已然无需再无休无止纠缠概念化现代性了，而需要具体而微的实践。 当然，以社会分层视角介入，不是机械地照搬社会分层理论进行僵硬死板地去套小说叙事对象。那样的话，就不是小说叙事研究，而是图解社会分层理论了。这里所说的视角介入，强调的是超越宏观抽象层面的概念批评，突出作家叙事中本来自觉植入的阶层意识，并深入分析其叙事态度，揭示出该阶层及其隶属的个人流动境况。 这里仍以笔者实证分析过的七位作家的小说叙事为基础，来略论这个问题。除了王小波，其余或许都属于后者。所以，在当代小说研究中，经济个人主义便成了小说叙事分析的突出方面。作为镶嵌在小说叙事分析结构中一个重要概念，对于经济个人主义还得分两方面来看待。现代性在现代经济思想理论中的重要意义，按照相关学者（3）的专门研究，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经济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和思潮，其显著地发挥影响力的时代背景正是现代性在经济领域萌生并企图打破旧的体制性束缚，突破前现代社会对于个人经济自主性以及商业活动的严格限制。没有经济个人主义思潮对于经济行为主体性意识的强调，对于个人开拓与创新意识的吁请，对于不断追求超越和自我实现意识的宣扬，文化个人主义就不会如约而至。第二，经济个人主义促进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形成，因为该思潮的出现，首先奠基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实践。随着市场半径规模的由小变大、熟人社会圈的被迫打破，最初由不具有严格逻辑性的、非理性的习俗与惯例，比如个人信誉、熟人关系、亲朋网络、私人友谊等基于个人经验起重要作用的地方，慢慢过渡到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新的个人交往形式，完成了经济个人主义从习俗与惯例向固定化的行为模式、从一种思想思潮向一种经济制度的转型。第三，“理性经济人”上升为经济个人主义的一种象征性表达，它既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当二者合而为一时，理性经济人实际上成了去掉情感和人文成分的准现代性个体人，或者成为我们在文学叙事中经常体验到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消说，它的出现，为反观现代社会机制是否完善，提供了有益条件。 我们率先感受到了经济个人主义对传统社会现实的反射，从而更加认清了现代经济社会对个体的改写和塑造。但是，作为一种价值预期，经济个人主义毕竟难以胜任完成现代性的最终目标。它在小说叙事中的隐性作用力，非但不会推动叙事向现代性转型升级，反而还会导致更加内卷，这是需要格外警觉的地方。首先，经济个人主义有可能转向自我中心主义，从而使个体沦为极端化了的“自我意识”的奴隶。更重要的是，经济个人主义一旦极端化为自我中心主义，自我便成了自我确认的当然参照，“他者”或“他人”则成了地狱。受自我的奴役，眼光也就一直囿于僵死的、狭小的自我性，而看不到别人，更遑论看到阶层。同时，这种拘囿，只能受制于外物，从而成为客体世界的奴役。其次，经济个人主义赖以存在的理性主义哲学土壤可能会扼杀真正的个体。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换才使得“个人”的概念，从以血亲关系和宗法关系为纽结的人群共同体观念中发育出来。个人才得以独立存在的实体和主体地位与生存世界发生联系。这表明，先有现代晚期的个人主义的历史实践，后才有个人主义的理论表达。但是，行为主体是个人本位的，并不意味着反衬其独特性的他者都应该采取同样的行动。这无异于对其主体性的架空，他者或自我选择的个人主义特征也就不复存在了。最后，经济个人主义在当下遭遇的最为突出的哲学问题是抽象的个人与现实的个人的矛盾。经济学需要研究真实世界中的个人，不仅是关注个人利益的个人，同样也关注具备利他属性、具有社会属性以及受到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制约的个人。现实中的人的行为模式与动机，也不单是受到利益的单元素驱动，而是还存在着追求名誉、道德、信仰等更多、更高、更复杂层面的动力源。对这些动力源的解释显然是不能通过扩大“利益”的范围所能涵括的。 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内在于个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尤其内在于个人合理性欲望驱动，看到所隶属的阶层的整体诉求。抽象的个人便转化成了价值的个人，从而超越了现实的个人。在机制叙事的纹理中，达到个人、阶层与制度的平衡。如此，方可避免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中建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致使叙事始终处在水油两张皮状态；也不会拗着消费主义或经济个人主义的语境大势，去刻意植入审美现代性，反而造成阅读的虚假体验。面对社会的阶层化和阶层化中的个人，理性分析性叙事理应是现代性叙事的主要取向。面向个人的内在性世界，不可能没有诗的叙事，但它是叙事诗学的，而不是抒情诗学的；面向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叙事不可能没有形式选择，但综合社会因素是其形式，而不是单纯的和个人化的审美趣味。 基于以上考虑，相比其他研究，所论7位小说家的小说叙事面目，可能会多少发生一点变化。人们给王蒙小说定位多为宏观政治、阶级和人性论叙事。但这里看到的却是革命层化叙事中，革命对青年革命者乃至后来的知识分子的抛弃，促使知识分子从开始就应该在“总体文化”中，思考“我是谁”“我能干什么”的价值终极问题。人们习惯于在“左”与“右”中理解张贤亮，其实在“爱情”叙事中，张贤亮已经很早就触及了个人主义问题，只不过此个人观还需从经济个人主义中获得剥离才更有价值。对于王小波，人们仅仅在“自由主义”话语的自我生产中，浪费了太多笔墨和精力。本质上，王小波与自由主义无多大关系。他的另类在于他一下子就是自觉的现代性叙事，只不过“成功学”论的中国式现代性批评并不认识王小波的现代性个体。这致使王小波至今没能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现代性经验的一个有力传统而得到发扬。王朔阴差阳错被拿来当作“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献祭，反衬出彼时批评界是多么地守成文化秩序和文化规范。这也暴露出理论批评话语及价值模式对市场时代城市青年知识者内在于时代的精神诉求的陌生感。这恰好说明“人文精神”只不过是一种等级化价值幻觉，与城市青年知识者个人内心及阶层整体诉求无关。 人们倾心于路遥“城乡交叉地带”所形成的审美张力和农家子弟坚韧不拔、自尊自爱的理想主义人格。但限于现实主义、温情主义和道德主义规定性，并未看到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文化人对存在现状的整体不满。农村青年文化人觉醒的现代意识，与其说流产于路遥自己的诗意话语，不如说被批评的传统主义所戕杀。莫言起于“民间的立场”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并且使得叙事更加肆无忌惮。批评话语亦步亦趋，常流连于远远大于高于莫言叙事尺度的“中国经验”而不自知，导致误把“无声的农村”“无声的农民”也指认为农民主体性。加之，小说的远焦距叙事，导致现代性在莫言那里只成了作家自己的一种“现代”的“意识”。他的农民可能活得无章无法、自由自在，但就是没有人性的成长和个体化的发展。阎连科对农村对农民情有独钟，几乎所有的极端化叙事都源自他对农村社会现代化的恨铁不成钢。所谓剑走偏锋者，在于他太信赖自己虚构的另一农村世界的杀伤力，反而导致他对农村现代化难题的严肃思考，总是或多或少被他的反讽和隐喻所解构。也就是说，他没有认真转化经济个人主义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思想能量，以致以经济个人主义甚至以经济主义为靶标，疏忽了对农村传统文化应有叙事，传统农村与现代农村严重失衡。 总之，这些代表性作家的农村叙事，就其关切方面来说，之所以显得不深不透，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从我们这里看过去，重要的一点是现代性叙事的不自觉所致。但就作家主体性来看，现代性并非他们有意为之，有些作家甚至从开始就没打算从现代性的角度来打量自己的叙事对象。应该说，只要足够有能耐、足够有勇气、足够熟悉对象，任何创作方法和思想持见，都会把叙事引向深入。可是，无数经典文本叙事经验一再告知人们，对于有些方法、理念和原理的选择，其溢出来的“额外”的思想，只能靠外在的反讽、隐喻、议论或象征来补充。现代性则未必然，它的终极诉求如果不耽于对现代性误读的话，则指向现代社会机制。 结 语 以上所论，未必属于当代中国小说理论建构，如果看作是对当代中国小说叙事批评或研究视角的革新，也许稍微沾点边。可现在所见突出而普遍的小说理论批评，其不尽如人意的主要方面，不就在视角上吗？我们总是张口闭口谈审美经验，总是动辄使用叙事诗学，也总是把批判性、反讽性、隐喻性、象征性置于理论批评的首位，实际上除了在抽象的个体身上反复试验“预期”的那个思想性之外，很难从批评的话语与价值推演中体会到个体生存的现实环境和情境。这表明，小说理论批评从本质上脱离了大众的共情，即使所建构小说批评理论十分吻合经典模式，也仅是一种关于小说写作的知识和技巧罢了，绝难唤醒普通读者的价值期待。如果小说批评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于社会共情共识中，凝聚某种显而易见的价值共鸣，那么，对中国小说而言，就应该从棘手的焦点思想问题入手，也许可以避免不同思潮、主义相互之间的自说自话，乃至自我解构。 只要认可小说文化不可能不是大众文化，小说叙事不可能不是普遍社会意识的晴雨表，小说主题不可能不是最一般的启蒙载体，那么，理论批评的镜头，就仍有必要推近乃至进入社会分层内部。如果承认小说叙事文化是小说理论批评价值的重要方面，那么，关注人的问题就必须转换成关注什么人的问题。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在社会分层中重启现代性，就是当今小说批评理论唯一的选择。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考虑到具有强度感染力的小说叙事，总是社会“总体性”中的应然产物。 注释： （1）转引自李茂增：《现代性与小说形式》，第83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2）李春玲：《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70年》，《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6期。 （3）见曹东勃：《现代性：西方经济理论传统的查审》，第131-138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