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批评观
    批评的勇气
    韩松刚
    现如今，批评家更多的时候，变成了一个混沌的鉴赏者。这样一种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文学细读，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文学批评中思想探索所面临的一些争论和疑难，但令人担忧的现实是“批评”的缺席，已经难以让文学批评在眼花缭乱的文学现场中赢得新的尊重。
    这是一个理论的时代，我们有丰富的关于语言、结构、叙事、欲望、身体、性别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也不乏不同文体的理论规则和阐释惯例，但独独缺少批评的精神，缺少批评的勇气——一种努力说出不可言说的事物的勇气。这真是让人伤心的事实。批评不仅失去了谈论文学自身的果敢，而且失去了谈论超越自身更大问题的胆识。而由于缺少真正的“批评”，批评家的话语要么转变为某种具有主题性意义的圈内效应，要么作为自身的一种理论论证被不断地规范，从而失去了批评应有的质疑和挑战。
    在我看来，批评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不确定性、复杂性、现实性、未来性等各种可能性的话语，它是一种来自被损坏的生活或现实的思想沉思，它遵守最起码的道德和价值。因此，当文学批评与其他一切思想毫无底线地妥协时，它就不能不变得虚妄、圆滑而又无能了。可能是时候承认文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的溃败了。一种国家课题、文学评奖、理论论争等一切批评的繁荣都无法抵挡的沮丧，大概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淹没着我们。这或许就是批评在这个时代的宿命，无法拒绝，又难以改变。
    批评作为文学鉴赏和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解释或阐释文学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时，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对当下文学批评的诟病之一，就是它把读者带离了文学和它应有的文学价值。好的文学和坏的文学，在批评家含混暧昧的评判标准中，经常变得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尽管当下写出了相当数量的文学批评文章，但他们依然无法为广大读者提供有效的和易于理解的审美分析，恰恰相反，文学批评在自我生产的无效复制中，渐渐丢失了自身的尊严。
    批评家说到底不是生产论文的“机器人”，也不是ChatGPT。批评既无需让读者蒙圈抓狂，更不能让自身显得一无是处。批评不是你问我答，而是试图开启一场心灵的对话。与作者、读者对话，与现实、历史对话，更与自身、灵魂对话。因此，与其他艺术的沉默相比，批评是一种具有言说意义的精神活动。批评也不是忠告和强求，而是重新检视一部作品——它的背景、意义和问题。批评更不是指南针，批评是制造迷宫，批评需要一颗勇敢的心。比如乔治·斯坦纳的《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特里·伊格尔顿的《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F.R.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不仅是文学批评，更是引人深思的精神迷宫，而且充满了故事和勇气。
    批评是自我的塑造，它教会我们自省、矫正、提升。批评也意味着自我的取消，以此获得新的认识自我和世界的方式。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应该捍卫它还是为它哀叹。当然，令人欣慰的是：批评未死。批评仍然无处不在，在网络中，在私底下，在朋友圈里，也在某些凤毛麟角的文学活动现场。我相信，没有一种有勇气的批评，是脱离自身存在的，也没有一种有勇气的批评，不是和生命的探索无关的。
    我喜欢怀着谦逊、透着勇敢、充溢着美的批评，就像诗。谦逊意味着有精神回旋的空间，便也有了对话的期待和可能；勇敢一点，便可以尝试着说出某些有趣而严肃的事实；而美，则预示着一种审美的理解，是对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艺术的呵护。
    未来属于批评。但突然，我有点厌倦思考了。批评家，怎么办？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3年第5期
    批评家印象记
    “诚实的人要做文学批评，实属不易”
    ——韩松刚文学批评印象
    王尧
    在被称为文学批评重镇的江苏，韩松刚脱颖而出。
    松刚清秀甚至有些文弱的外表，和他的出生地山东气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看上去更像江南书生。据说松刚和他的年轻朋友们喝酒时异常豪迈，在生活中内敛的北方气概转换成了松刚文字中的骨架。这是位南北融合的书生。
    六七年前，因为紫金山文学奖的评审工作，我相对系统地读了松刚的一系列论文，对批评界的这位后起之秀留下深刻印象。但那次评奖，松刚最终没有上榜，成为遗珠之憾。松刚并不在意，事前事后我们见面时他都未提及。这让我对松刚生出无限的好印象，我们都知道，这些年的种种奖项扭曲了无数人的写作。松刚学术上的纯粹，是他这些年来能够不断向前的重要原因。
    对于松刚这一代学人和批评家来说，在他们正式进入文学的批评现场之前，就已经做了充足的“理论准备”。理论作为批评的武器，已经内化成了他们这代人习焉不察、用之无疑的“方法”，甚至演变成了一种纯熟的“风格”。当然了，从相反的角度来看，也极有可能退化成为一种“自动化”的，也即与批评主体并不发生切身关联的“时髦的空话”（艾伦·索卡尔以此为题，特别分析了后现代知识氛围中的知识分子对于所谓“科学”的挪用、滥用）。
    与绝大多数以理论为乐（或者不如说“仅”以理论为乐）的批评家不同，松刚显然找到了自身与文学之间的“血肉关联”。因此对他来说，批评不是为了理论而批评，为了批评而批评。在我看来，松刚的批评之所以在大量空洞的批评文字中凸显出自身的独异性，归根结底源自于他对自身困惑的忠实；他的这种“自身困惑”未尝不能被视作其身处其间的文化氛围的“内在困境”。松刚为自己找到了一片颇为丰饶的沃土，即“南方”。这个“南方”既镜鉴时代的症候，也完成松刚私我性的充盈。
    “南方”之于“北人”松刚，虽不至于说成是“精神原乡”，起码也能看作是他对自身“位置”的确认吧——毕竟，松刚求学、工作于“南方”。好的作家能够为自己发明一个全新的“传统”，好的批评家同样可以：身处南方的松刚在他大量关于“南方”的论文和随笔中，也不自觉地为自己敷演出了一个理性化、体系化的“南方”。
    松刚立意为当代江南小说作史，这一学术雄心可以他的博士论文《当代江南小说论》为证。在这部翔实的著作中，松刚历历考索了“江南”这一概念从古代至当代的生成和播散，继而又条分缕析地梳理了“江南小说”与“当代文学”的关联。这一考察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说我们在诸多文学史中看到的是一段均质的、去地域化的历史叙述，那么在松刚笔下，当代文学生成和成产中的地域性因素则明确地得到凸显。统一的叙述往往会遮蔽掉历史发展的种种曲折路径，正如普通话消解掉了许多无法被统合的地域性“杂音”。松刚所作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来看是对“历史”的一种“增补”。
    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是松刚重建江南小说图谱的直接参照。福柯力图通过谱系学的梳理，澄清某些凝固的概念背后复杂幽暗的生成过程。在松刚的论述中，“江南”这一概念也同样是被“生产”出来的。松刚既在更长时段的观照中勾勒江南的“古典诗学传统”，又在相对较短的“二十世纪”内部、作为学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部建立江南小说的叙事传统。可与松刚的“江南”论述参照的是海外汉学界对于“江南”的钩沉。如果说某些海外汉学家的“江南情结”只是其某种边缘意识的印证，以至于“江南”最终被抽象为一个“空洞的能指”，那么在松刚的笔下，“江南”则更在地化，同时也更血肉充盈。换句话说，“江南”在韩松刚的文字中，既是一种“理念”，一种“诗学传统”，又是无法被约减和“置于括号中”的物质现实。
    传统的发明总是源自现实的贫困，传统在与现实的关涉中得到其充分的内涵与潜力。韩松刚重建“江南”话语之举同样别有兴寄：在与“北方化”的正典的斡旋中，“南方”代表一种源自“边缘”的“反抗精神”。在与千篇一律的、格式化的文化逻辑的映照下，“南方”寄寓着某种“审美的潜力”。就此一点而言，“南方”与其说是某种“文学的可能性”，毋宁说是“文学”本身的转喻。因此，韩松刚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南方精神”》一文中如此叙述他理解的“南方写作”：
    它更是一种“南方精神”的艺术表达，是在同质化的时代书写不一样的个人体验，就是在孤独的情绪中放逐另类的自我，就是在堕落的世界中寻找对抗黑暗的力量，谱写一曲曲壮丽的沉默之歌。
    可以说，松刚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就已经初步具备了“史”的意识。他的博士论文很好地兼顾了“诗”与“史”这两个看似隔膜实则互通的领域。同样地，韩松刚的批评除了是一种立足现实境况的“语境中的批评”，更具备了得自史学的“意义厚度”。我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我始终认为，耀眼的诗才或者不如说倏忽而至的灵感，可能在偶然间制造出几篇亮人眼目的批评文章，但却不足以支持一个批评家长久保持在场的热度。而历史和传统的积淀却能持续不断地激发批评家的问题意识，文学史的视角总是能让一个批评家在如风吹似水流的即时性表层之下看清现实、文本的生成脉络。
    在松刚写下的大量批评文字中，除了有针对具体作家和文本的个案批评，也有置身于火热的文学生产现场的文学现象研究，以及就“批评”本身展开批评的、具有元批评性质的理论思索。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与“八十年代”——这也是韩松刚念兹在兹的一个文学时代——迥然不同的文学、文化生产的全新语境。文本的生产、传播模式已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如果我们的目光只停驻在80年代的文学想象力为我们设置的视域里，我们将错失文学的新质；我们的感受力也必将随之萎败枯死。
    韩松刚显然对此很敏感。他不间断地追踪着文学现场新人与新作的浮现，及时地记录着在其身处其间的时代文学生产的最新模式，并试图通过对“现象”的梳理完成文学正典化的最初积累。如果说他的批评以历史为参照，那么同样也可以认为他的批评渴求一种在场的热度之外的“历史化”沉淀。
    比如他对“文学排行榜”现象的分析（参见《秩序与历史——关于文学排行榜及其他》），身处文学现场的我们对这一现象当然并不陌生，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批评者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在各种“年度排行榜”的评选中。久而久之，每年追踪排行榜单，参与排行榜的评选已经变成了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节奏中一个恒定的节拍。“习惯”最终造成“盲视”，就在我们对这些现象逐渐麻痹之时，韩松刚非常及时地对这一现象展开了各种维度的剖析。他看到了这一看似“自然化”的文学现象背后，权力与制度的交相为用。尽管他精准识别出了“文学榜单”背后的种种无意识诉求，但却并没有因此而流露出片面的偏执或者单向度的不屑。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让韩松刚的批评表现出一种在其同龄人中罕见的成熟气质。在韩松刚看来，种种意图暧昧、取向众口难调的“排行榜”实质上是对我们这个相对主义时代众声喧哗的“裂缝”的某种“修复”。尽管可能这种“修复”在我看来注定是徒劳的，这件文学的衣服被强行弥合在一处之后难免暴露出种种不可避免的“破绽”和“疏漏”，但却也不失为我们磨砺、锤炼自己文学判断力的一个契机。就像韩松刚的这篇论文题目提示我们的那样，所谓的“文学排行榜”，也无非是我们在这个去中心化的时代对于“秩序”的本能欲求。
    在韩松刚的批评文字中，我们不单单看到了他逻辑思维的缜密，批评方式的专业（这些品质在当下的文学批评现场尚不算稀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在这条分缕析的理性质地背后，看到了文学感受力的萦回。（关于这一点，只看他那些凝练内烁的论文题目就能感受到，比如“词的黑暗”“必要的幻觉，或抒情的延伸”。）也就是说，韩松刚的文学感觉并没有被他理智的判断力夷平。好的批评文字本当如此：既明晰晓畅，同时感性勃发。韩松刚本人对于这一点显然有着明确的自觉。他认为理想的文学批评除了要具备客观的科学性，更要具备无法被扼杀的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最醒目的标志当属“风格”。他在《文体意识与文学意义——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点漫谈》中提到的这一点，直指“学院派批评”的窠臼。大量的批评文字板着一副“论文”的面孔，生硬板滞毫无魅力可言；究其实质不过是文学套话的循环往复的生产。凭借一条腿站立的批评即便看起来雄辩，最多也不过是强撑的体面。
    我想，松刚一定非常认同他在其批评文章中频频致意的乔治·斯坦纳的一条苦涩的判断：“在20世纪，诚实的人要做文学批评，实属不易。”我希望，松刚能够在当下纷乱不定的文学批评现场，始终做一个“诚实的人”：既忠实于自己的体验，同时忠于理想的文学品质。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3年第5期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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