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身体为中心的叙事
    20世纪中叶，法国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揭示了身体的境遇化存在和具象存在，颠覆了西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机械身体论。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已经不只是纯粹的身体，也是与世界互蕴互生的关系网络的中心”。
    学者欧阳灿灿在《当代欧美身体研究批评》中梳理了身体研究(body studies)的发展脉络，她认为福柯的身体政治思想与梅洛－庞蒂的身体在世存在理论“共同构成了身体研究的拱顶石”。“福柯对身体的研究揭示了身体绝非逻格斯中心主义所构想的与其他物体无异的物质体，身体是文化性的，它联系着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话语，而这些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也具体地、现实地体现为对身体的塑形和身体实践。”
    欧阳灿灿在该著作中回答了身体研究的核心问题——“什么是身体”：“身体不仅仅是我们存在的载体，它就是我们的在世存在，紧密联系着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和文化。”
    《谁在敲门》这一部长达六十三万字的具有史诗品格的长河小说可以说是以“身体”为中心展开叙事的小说。在小说中，“情节之所以为情节是由于叙事构筑了以身体为中心的、连续性的、历时性的身体处境”。《谁在敲门》的主线是围绕父亲许成祥的身体作为各种关系网络的中心构筑的身体处境而展开的叙事；副线则是以“我”——许春明的身体及其身体欲望为驱动深度介入世界所构筑的身体处境而展开的叙事。父亲的身体以及“我”的身体驱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贯穿了整部小说的叙事。
    
    《谁在敲门》 罗伟章 著
    在《谁在敲门》中，父亲的身体以一种“退场”的方式出现，父亲虽然是整部小说的叙述中心，但他的身体却在“远离”：
    父亲是离世界远了，他生日的全部意义，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让儿孙团聚。能聚的人越来越少，表面的理由万万千千，最深层的，是父亲正在远离。
    小说前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围绕着父亲的身体而展开的叙事，描写了许家的三次聚会，一是在大姐家给父亲过生，二是在医院为父亲治病，三是为父亲举办葬礼，父亲的身体赋予了故事基本的意义模式：庆生(在场)—治病(退场)—葬礼(离场)。父亲的身体驱动着情节的发展，其身体处境仿佛给即将登场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以清溪河、回龙镇、燕儿坡、李家岩等为中心的一百多号人物轮番登场。小说的后三分之一内容是描写父亲去世后整个传统大家族呈现出的“树倒猢狲散”的命运遭际。作为一个大家族亲情血脉的关系中心，父亲的身体因缺席，其关系枢纽作用也随之缓慢瓦解。
    小说中有三处地方详细描写了父亲许成祥的身体，一是在大姐家过生的前一天，父亲情不自禁接二连三地流出一大串口水；二是在医院治病换尿不湿时，父亲的下体毫无遮掩地无情暴露在“我”面前；三是父亲躺在冰馆里的遗体，“父亲的脸色，有一种金属的灰”。这三处对父亲肉身化维度存在的描写，揭示了身体作为在世存在的载体的物质性与脆弱性。读者在许春明的视角下也“真实”见到“父亲”许成祥身体的衰老，意识到生之脆弱与短暂，意识到身体是有边界的；但“身体不是纯粹的血肉之躯，而是具有朝向世界、介入世界并与世界共同构成的处境属性”，父亲身体的处境属性与文化蕴涵是丰富的。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许春明眼中父亲的卑微与平凡。随着父亲身体的衰老，这种“卑微”愈加明显，他的身体仿佛被世界所遗弃——“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即便你的身体还活着，心却跟着时代一起埋葬了”，他在子女面前处处陪着小心，怕惹子女不高兴。如小说中通过大姐的叙述，我们了解到父亲为什么看似在幺儿媳妇那里受尽委屈却也三番四次坚持跟幺儿春晌住的原因：一是父亲与春晌相依为命，内心甚为牵挂，也怕春晌的媳妇跑了，要帮他守着，把春明给的抚养费留给幺儿子；二是在大儿子、二儿子的眼皮底下生活都要看儿子的脸色，没法活得自在；三是没办法离开生养他一辈子的乡村去省城与三儿子生活，对于与土地割舍不断的父亲离开了故乡就等于失去了身体。父亲的身体是羸弱的、衰老的、卑微的，但他的一生为生存而抗争，为了子女无私奉献的形象却是巍峨的。小说通过揭示父亲身体的生存处境，塑造了一个卑微又坚韧不拔的中国传统农民的形象。
    小说中的副线——许春明的身体则始终是“在场”，却不易被读者觉察。“世界始终是‘我’眼中的和‘我’所真实感受到的世界，或者说是‘我’的肉身所扩展、渲染的情境式世界。”小说以第一人称“我”(许春明)的视角叙述了“我”的身体经验，以及“我”以身体这一“在世存在”深度介入世界，深入探究他人的身体经验及身体情境，通过语言这一文字符号将一个具有联系性、整体性的生存处境呈现给人们。在罗伟章始终客观冷静的叙述之下，许春明的身体可以看作是一种“隐身的、潜在的”身体，就像扛着摄影机的导演在整个叙事发生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在场”的位置，读者通过许春明这一客观记录者的视角窥见了中国一个传统大家族的命运遭际，而许春明的身体却消失于“镜头”背后。
    我们从身体叙事学的角度来解读《谁在敲门》，“是以欲望的身体为切入点对经典叙事学的重新审视与有益补充”。《谁在敲门》的叙事是以许春明的“身体”及“身体欲望”为驱动构筑了连续性、历时性的身体处境，打破了传统叙事模式中的“第一人称”视角，通过许春明“所看、所听、所感、所想、所做”深度介入世界的身体经验，生动形象地构筑了以清溪河流域为中心的逼真的日常生活情境，使读者不自觉地融入并体验到其身体情境。这一情境是丰富庞杂的，与身体所处的空间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话语密切联系，正如福柯所言，身体是“文化性的”；身体在其中又成为各种错综复杂关系联结的中心。
    在《谁在敲门》中，驱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是许春明视觉的、听觉的、有认知癖(epistemophilia)的身体。“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其叙述视野就相当于福柯提过的边沁的圆形监狱模式，位于中心的监管者可以观察和了解其他所有人的表现和活动，叙事仿佛就是根据他的所见而一一展开。”在小说中，许春明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故乡清溪河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视觉和听觉。“由于视觉是一种身体性的感觉，它不可避免地与身体的性别、欲望等其他属性纠缠在一起，成为一种欲望的视觉。”在日常生活中，许春明的身体是远离故乡的：
    每当在老家待几天，起程离开时，我都想，我在慢慢地丢了故乡，哪里是因为故乡的人少了，房子塌了，庄稼地变成荒草地了，我真正丢掉的，是再也没有先前那种缠缠绕绕的贴恋。我先前回家，见到一棵草，也觉得亲，觉得它是为我长在那里的，是知道我要回来，才在微风里轻颤，在雪尘中挺立。现在没有那感觉了。
    身体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远离使得故乡已经变得遥远而疏离，人情也变得疏淡，只有记忆中才有“那种缠缠绕绕的贴恋”，因此在回归的过程中产生一种强烈的认知欲望，故乡成为身体欲望所指向的对象，故乡的人事物也成为叙述者所窥视、倾听与认知的对象。如春明与大姐掏心窝的拉家常，与好友瑞松的谈心，与外侄女聪儿在茶馆的聊天，与春晌“情人”贺怡在茶楼的会面等等，在许春明强烈的身体认知欲望驱使之下，他通过倾听故乡其他人以言语构筑的身体经验深度地了解到每个人的身体处境，他者的身体经验及身体处境构筑了许春明眼中的故乡。
    二、 语言建构的身体情境
    在《谁在敲门》中，身体情境往往是以言语这一身体动作来构筑的。许家的三次聚会是以血脉关系为纽带聚集在一起的。“身体是空间化的、情境中的”，许家兄妹小的时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同一个空间下生产生活，生活在同一个割舍不断的身体情境中，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而成年后的许家兄妹开枝散叶，另衣各饭，独立地面对与承担着生活的艰辛与苦楚，彼此之间也会产生龃龉与隔阂。
    都不是小时候了，不是在贫穷中一起长大的日子了。对有些回忆，与其将它唤醒，不如让它熟睡，熟睡之后，就不会受到真实世界的摧残。这么多年过来，彼此都有了沉重的心事，也像有了心结。我们各自孤立，又相互孤立。我们关心了许许多多，却往往淡漠了最重要的。
    在相聚时，最好的情感交流方式便是回忆往事，即回忆彼此曾经相依为命的身体情境。
    有时候，我们几姊妹坐在一处，从头至尾地谈论母亲，并非真个把母亲记得那样牢，而是在谈论当中，去回想当年那种拆散不开的滋味儿。
    许家兄妹在彼此交流的言语中了解到他人的身体处境，会产生各种复杂的情愫，有怀念与欣喜，有同情与理解，有攀比与嫉妒，有埋怨与隔阂，他们往往更关心的是切身的利益，所以会淡漠了最重要的亲情。作者借许春明的视角洞察人与人之间构成的身体情境从而洞悉人性的幽微。
    “摆龙门阵”这一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活动的方式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即几个人聚在一起闲聊；除了“摆龙门阵”，小说中还描写了人物通过电话联系、两人闲聊等交流方式，通过言语这一身体动作深入体察他人的身体处境，从而与他人产生深度的情感连接。如“我”在与大姐的闲聊中了解到大姐夫李光文在李家岩村跑上跑下的能人形象，又通过倾听大姐夫的贴身司机杨津的描述、目睹何老三前来送钱的场景，以及倾听大姐夫谈对人情世故的看法等，深度地了解到大姐夫的身体经验及身体情境，多维度地塑造了大姐夫李光文作为村干部这一个呼风唤雨的能人形象。在许春明的身体认知欲望的驱动之下，“摆龙门阵”似乎成为解读一个家族命运的关键钥匙，这一身体行为打开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揭示了许家这一传统大家族中每个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与命运遭际。
    “语言是身体体验世界的一种方式，言语是一种身体动作，它与所处的存在处境之间具有一体性。”《谁在敲门》描写大姐最让人动容的时刻是在父亲葬礼上的一段哭唱，作者欲扬先抑地描写了哭唱前“哭不出”的嘻哈打闹，随后“就在这短暂的间隙里，大姐静了下来。是那种被浸润的静。大姐的整个身体，都弥漫着青色的光。那是悲伤的颜色。从里到外的悲伤，让她这般静如深谷。即使是喧闹的悲伤，也是一种静。何况悲伤不是喧闹的。所有悲伤的声音，都是安静的声音”，这里是许春明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中的大姐，所有的旁观者都被大姐的静默带入了她悲伤的身体情境中，她哭了一声，“我的爹呀”，又停了下来，这一声却让“人人都感觉有青色的水滴，往自己骨缝里渗”，这里旁听者的身体情境已经与大姐的身体情境融合为一，深切地体会到大姐内心深处的悲伤。接着便是大姐的一场好哭：“我的爹呀！我记得你的死，记不得你的生。你记不得你的生，也记不得你的死。你是两头糊涂，糊里糊涂的，受了一世的苦！几十年前，世道上多了条贱命，燕儿坡添了个孤儿，你是咋个长大的哟，我的爸爸呀！……”在小说中，父亲的形象都是卑微的、模糊的、远离的，此时父亲的形象在大姐的哭唱中却变得清晰，大姐在回忆父亲的身体历史及情境，回忆他勤劳悲苦、颠沛流离的一生——少年时代丧父丧母，中年丧妻，一个人拉扯大四兄弟三姐妹，为了让幺女活命还过继给他人。“我想不完你这一生，你这一生都被活路吃，被汗水泡，被焦心咬，被儿女啃，你被啃成一把骨，还担心儿女没啃够！”大姐深切的言语诉说了父亲身体(这一生在世存在)的悲苦与父亲的无私。“活着时还不能做主，死去了只由人摆布，你冷不冷啊？我的爹呀！你冷不冷啊？我的爹呀！(大姐用力拍打着冰棺。)”这里大姐通过言语对父亲死后的身体处境的想象与关心、洞察与体贴，让听者流泪闻者动容。这也是罗伟章在小说语言造诣方面的高超之处，身体情境不自觉地与人物的身体情境融合为一，从而生出悲悯、同情之心，引发共情，体现了《谁在敲门》非比寻常的审美价值。
    《谁在敲门》中大姐夫李光文也是众多批评家较为赞赏的角色，批评家王春林将他比作《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是一个具有“阳刚”气质的人。李光文作为一个乡村基层干部，在李家岩为村里的事务上下奔波劳碌，顺利解决领导的难题以及化解村里的纠纷，体现他的高情商及不俗的能力，而这也离不开他对他人身体处境的洞察与体贴。小说里描写李光文最精彩的地方是他凭口才化解了一起因偷情引发的命案纠纷。大姐夫在到达命案现场时，“一看阵仗，心想这还了得，已经出了一条人命，要是再晚来一步，说不准还会弄出人命”。他先前已经摸底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把李保顺家的偏厦当作临时办公室，分别单独会见死者的丈夫李财、死者鄢敏的堂哥鄢发云、死者的情夫李保顺以及死者情夫的妻子施淑玉。李光文透彻地洞悉到每个人的身体处境，在与这几位当事人的对话中，他以不同的对话策略让当事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处境后，通过改变自己的身体言行来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从而化解一场可能引发血案的纠纷。
    大姐夫是作者着墨最重的角色，他因能时刻体察到他者的身体处境所以在人际关系上是个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人，不管是在村里的事务上，还是在处理家庭的事务上，他都尽心尽力，但其风光之时也引发了他人的妒忌，最后被设套而身陷囹圄。他由盛而衰的经历也暗合了身体的自然规律，大姐夫潦倒之时也让人唏嘘不已。在他锒铛入狱后，大姐对春明道出了他俩在新疆时的往事与秘密，年轻时大姐夫在亲戚虚伪的答谢与承诺下迷失了前程，过去的身体历史情境揭示了大姐夫现在的行为本身有着深层的心理根基，是因为“穷怕了”。
    作者对人物的塑造是在人物的身体行为中完成的，人物的言语建构了日常的、琐碎的、带有人物深厚情感联系的身体情境，人物的身体经验跃然纸上，使读者不自觉地融入人物的身体情境中，体察与同情人物的生存处境，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文化是一种注重建构身体关系情境的文化。
    三、 身体与世界的关系
    罗伟章的这部“呈现出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和百科全书般的博学”的长篇小说，同样也通过身体揭示了人与世界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谁在敲门》可以说是《饥饿百年》的姊妹篇，罗伟章在《后记》中也提到“《饥饿百年》是山的文明，《谁在敲门》是河的文明。山河这个词，说的正是它们的骨肉联系——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骨肉联系”。《饥饿百年》可以说是描写了“父亲”的前半生，而《谁在敲门》描写的是“父亲”的后半生。在《饥饿百年》中，饥饿是人们刻入骨髓的身体经验，不断地驱使着人们在土地上斗争，从而顽强地生存下去，因此在传统的农耕文明中，土地与身体的联系是密切的。人们在土地中耕种，获得生存的物资，从而繁衍后代，农民的身体一辈子都被束缚在土地之中，他们接受土地的滋养，与土地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就像父亲离不开乡村，大哥在被扶贫后也不愿意离开乡村一样，他们与土地，与山林，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感联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被消费符号裹挟的现代文明已然到来，饥饿不再是人们刻入骨髓的身体记忆，欲望成为驱动人们身体行为的动力，土地对身体的束缚作用已逐渐瓦解，人们不再需要一日三餐躬身于土地上讨食吃，人的生存处境变得丰富多样也更错综复杂，同时也带来商品经济时代消费符号对于身体的重新赋码与改写。年轻的一代在身体欲望的驱使之下远离故土，身体欲望驱动着人们做出各种各样的抉择，依附在土地之上的传统道德伦理也逐步瓦解与重构。在《谁在敲门》中，二哥与占惠因世俗算计而终结的私情、燕子的男友达友与秋月之间闹得许家鸡飞狗跳的私情，杨津与舞女出双入对公开的私情等，都说明人们的行为越来越不惮于顺从身体欲望的驱使，以农耕时代为根基的传统道德权力话语对身体行为的束缚已逐渐瓦解。在社会转型期，在时代的急剧变化中，新旧秩序更迭，以现代都市文明为基础的新道德秩序正在兴建，这一代人的身体情境处于急剧的动态变化中，其意识形态也更容易被媒体被消费时代所操纵与影响，人们面临更自由、更丰富多彩、诱惑更多的选择，也更容易迷失自我。如四喜耽于城市里声色犬马的生活而坑蒙拐骗，甘于堕落等等。
    小说的结尾，许春红在红灯笼被取走后选择了自杀，这并不能单纯理解为大姐为了面子而自杀，红灯笼隐喻着传统的道德文明，传统的社会权力话语规训着大姐的身体，红灯笼象征着大姐的尊严，她在尊严丧失以后，就像中国传统的烈女一样选择以死来捍卫她的名节，捍卫对传统道德文明的守望。
    结 语
    罗伟章通过身体叙事揭示了时代变化下每个人的身体处境，构筑了一个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清明上河图”般的社会图景，这种身体叙事方式也体现了身体与其所处的生活世界有着紧密黏合的、隐秘的、割舍不断的联系，身体也被其所处的社会空间的文化权力话语与所规训与塑形；反映了在时代的变迁中，在身体欲望的驱使之下，每个个体所面临的诱惑与抉择，以及这种身体行为背后所蕴涵的意义不是非黑即白的，是具有复杂的心理动机、历史根源与文化属性的。
    
    梁文春，广西北海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文艺学在读博士。曾担任《南方文学》杂志执行主编。曾在《电影文学》《广西文学》《出版人》《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民族报》等刊物发表文章若干。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