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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年来，我三四次去苏北里下河地区，去考察那里的地域文化和文学创作的情形，深深感触到，一个文学艺术家，甚至包括一些史学家，倘若不将这几十年来的文化经济变迁，放在一个大的宏观文化历史背景下来进行审视，甚至置于整个世界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后工业文明的大框架中去比对思考，只看到眼下的实地风景，那只是肤浅皮相的印象而已，其价值判断之浅薄，必然会带来创作和批判价值观的模糊和视野的狭隘。没有外部研究的视点参照，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就会陷入一种低层次无限循环的怪圈之中。 无疑，这些年地域文化和文学艺术研究的兴起，已经成为文学艺术界和史学界的一个热点，人们试图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鲁迅和茅盾树立起来的乡土文学的大纛中突围出来，重新建构起“新乡土文学”的宏大格局；同时，也试图突破费孝通在三四十年代“乡土中国”与“江村经济”围造出来的农耕文明社会架构。所有这些设想，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以及历史学家，如果只是平面地去看待现实中国的乡土社会，失去纵向的历史比照，放弃横向的世界各个国别乡土社会历史与现状的参照，我们就会像盲人骑瞎马、黑夜临深渊那样危险。 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为何会在史志方志领域里得以弘扬，无非是盛世修史的传统理念所致，面对乡镇（包括县级城市）文化的历史钩沉和文学书写，如何精确地把握正确的史观，或许是地域文化与文学能否客观流传下去，不辱历史，是其进入学理性正史序列的重要元素。 七十五年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出版了《乡土中国》一书，此后，这本书几乎成为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研究者必读的参考文献，其实，它就是一部通俗易懂的学术报告，通过一个地区的族群生存与生活方式的田野调查，来解剖中国乡村地域文化特征，但它具有普遍的乡土中国文化社会本质意义，其全部学理性和学术性，都聚焦在对中国农耕文明“差序格局”范式的概括上。“差序格局”理论的层层涟漪，不仅大量蔓延在社会学的学术著述里，也扩散在人文学术领域内，更是满溢在中国乡土文学近百年来许多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描写之中，成为一种不死的形而下人物描写与故事叙事模型。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无论是乡土歌哭，还是田园牧歌，人们对这样的文学作品始终是青睐有加，发自内心由衷地审美赞叹。然而，在历史的巨变之下，我们是否思考过，我们在告别了没落的农耕文明之后，那一成不变的价值理念，还能够解释当下极其复杂的乡土社会现实吗? 我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学界往往忽略了费孝通在八十七年前撰写的那份田野调查著作，那是他通过自己家乡苏南吴江乡村的观察所叙述和论证的地域经济文化状态的著作，比《乡土中国》还要早十二年，那就是他在其博士导师布·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的《江村经济》一书，作为一部社会经济史著作，它的地域文化意义可能要比《乡土中国》更有普遍的历史价值，因为它成为今日中国地域经济文化的一面镜子，尤其是江苏地域文化在农耕文明时代的特征性概括，更是成为苏南苏北江村文化的一种比对模式，如今这种历史比较研究不仅在社会学界和经济史学界，成就式微，即便是在长镜头的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作家也很少有那样审视历史的眼光，我是多么期望生长在这一地区的作家，能够从“差序格局”的角度，去抒写一部这几十年来江村人文经济巨变中人性观念变化主题的鸿篇巨制啊，然而创作是自由的，作家的观念也是自由的。 然而，近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乡村乡镇地域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地域文化中的农耕文明“差序格局”早已礼崩乐坏，其残余形态只是极少地保留在偏远的文化隔离地域中，那里倒是农耕文明的最后一块“活化石”，既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田野调查的宝地，更是作家创作的“活水源”。 而在文化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却是在短短的四十年间，走过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三叠纪”时代，犹如过电影一样，将西方两百多年的文明和文化进程，浓缩在这样一个大变局的时空之中，却也是全世界的学者都无法遇见的奇观。 毋庸置疑，在中国地域文化的版图上，尚存在着一个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文明与文化的梯度形的“落差格局”与“反差格局”，这也是泱泱大国地域文化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便是最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梯度形态格局。苏南苏北的“落差格局”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这样一个表面光鲜、内里矛盾重重的历史现象。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虽然并不是检验历史的唯一标准，但是，我们必须从当下的现实状态入手，用客观中性的价值理念，去统摄以往的历史和当下正在发生过程中的历史，尤其是后者，那是最高难度的学术整理与思考工作，它不仅仅是面对一堆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和素材，让我们展示条分缕析的逻辑梳理功夫；更重要的是，它必须靠着史学家的远大历史眼光，预见性判断历史的走向与未来的发展趋向，形成一种大格局的研究局面。同样，在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作家倘若不向历史发出诸多的叩问，他（她）的历史题材故事构架一定是没有深度的叙述模式，他笔下的人物也一样会坠入概念化和雷同化的深渊。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马克思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也无法准确地预见历史的未来，他试图通过巴黎公社这样的社会革命，来摧毁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存在着的种种丑恶的弊端。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往往是九曲十八弯似的行进，历史的杠杆有时并不能够撬动高速运转的历史车轮，所以，超越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理想，却在他的身后被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大潮所淹没了。腐朽没落、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变换着另一种方式，在整个世界又一次次复活了，直至今日，资产阶级的“变形记”漫漶渗透在现代城市当中，这些问题似乎是当下最现实的问题。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宏大的历史问题，是一个所有前辈历史学家都没有也无法预见的历史难题——它面对当下，也面对历史。 我们的学者具备这样似常识又非常识的知识储备了吗?我们的作家准备好了这样的主观意识思考和创作主体意识的植入了吗? 所以，林林总总的历史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发掘和整理，而面临当下无法言说与难以辨析的现实中国乡土社会，要我们做出历史性的预判，我们该如何抉择呢?！如果说这种历史的书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难度很大的话，那么，作家则是可以用曲笔的手法，去形象化地叙写这样的历史题材作品的，因为恩格斯早就赞扬过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于作家来说，观点越隐蔽对作品越好。 马克思有两个著名预言：一是无产阶级革命会在工业发达的英美国家发生；二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然而，这两个预言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印证，因为革命恰恰在超稳定性的农耕文明国家——俄国和中国发生了；而资本主义如上文所述，它以变形的方式再次复活了，这是哲学家和政治家思考的社会问题，难道不是史学家和文学家也得思考的宏大问题吗? 因此，从这一角度再看中国地域文化历史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四十多年来，在跨越封建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历程中，我们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我希望作家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刻地折射出这样复杂的历史场景，就像今年我阅读到的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那样，具有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情怀，这样的地域文学才具备了既有对历史的批判性反思，又有理想主义人性情怀的精神和素养。 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说：“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它只是君王覆灭更迭的不断重复罢了，任何进步都未能从中诞生。”这是他并没有看见这四十多年来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误判结论，仅凭他当年所看到的尚无“现代性”进入的旧封建中国景象做出的判断，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恰恰正是这四十多年来，世界上什么形式的主义思想如洪水般涌入中国大地，在中国历史的长镜头中，让这个老大的乡土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山乡巨变，从而彻底颠覆了黑格尔的预言。 这是当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学家也都始料不及的现象，同时，也让生长在当下不同历史文明语境中的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各个地域文化不平衡发展格局的差异性，也就让不同的人各自有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当然，即使是在同一时空语境中生活的人，因为其知识储备和认识世界的价值理念的差异性，其认知的差异性也是有距离的，如何塑造具有历史共性价值理念，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虽然我们的文学理论提倡多元化的创作局面，但是，顺应主流的创作观念仍然是当下许多作家的不二选择，他们无法将“历史的、人性的和审美的”创作三元素植入自身的创作主体思想中，因此，许多棘手的问题都无从谈起。然而，不解决这些问题，文学的个性特征就无法彰显，是生还是死呢?！ 所以，无论是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学的学者，还是研究当代历史和文学的学者，最重要的还不是获得第一手的史料与素材，史料和素材是死的，人的思想是活的，你的价值观就决定了你选择什么样的史料和素材，由此而切入你的研究和创作的焦点；反之，在新发现的史料和素材中，你与史料和素材形成的对话关系，才是活的历史叙述。 我们无法准确地预见未来，但是，我们可以对未来做出理性的研究判断，我们更可以从幻想的创作中虚构未来的历史进程。 这既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对历史的尊重和文学的期待——透过本质看到虚拟世界历史的奇迹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