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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来华传教士在宣讲和翻译《圣经》之时，编纂了许多词典和教科书，也使用汉语创作了一批作品。一八六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大范围地开放跟西方人通商，也间接地允许了传教，自此传教士使用各种方言来译经和写作。“联合译本”《圣经》粤语翻译的工程，自一八六二年开始，至一八九四年完成，耗时三十二年。一八六0年后，伴随着译经工程，粤语文学才逐渐开始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段，有两位在广州的西方人—俾士（George Piercy，1829-1913）和波乃耶（James Dyer Ball，1847-1919），对粤语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贡献。 英国循道公会的俾士因受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影响，虽然未得到所属教会支持，对中国也所知有限，仍然孤身一人，自费来华传教。一八五一年，俾士到达广州，其时梁发受伦敦会总部之命接待他，教他写汉字，讲粤语，并襄助他翻译和润色汉语作品。梁发是新教第一位华人牧师，早年曾在马六甲、新加坡等地活动，帮助伦敦会的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教士编写汉语作品。最早一部汉语基督教小说、米怜所著《张远两友相论》出版于一八一九年，帮助米怜写作、润色、定稿的正是梁发。此书影响巨大，据美国的中国基督教史专家丹尼尔·贝克斯（Daniel Bays）统计，在此后百余年间，所有版本（重印本、增订本、删节本、各种方言译本等）印刷总量远超一百万册，有可能高达两百万册。由此书开始，传教士在他们的汉语作品里对宗教、政治、教育、启蒙、文明比较、现代国族想象等议题有深入的讨论。若将晚清基督教文学体系看作一个巨大的网络，梁发无疑处于关键的位置，既与南洋早期阶段，也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广东场域有紧密的关系。米怜使用小说来传教的观念可能来自梁发—后来也影响到了俾士。梁发逝世之后，接任他充当俾士汉语教师兼文学助手的是一位陈姓学者Ch’anE-shan（未知其中文姓名）。梁氏和陈氏都深度地参与了俾士的翻译和写作。可以说，俾士后来的作品没有陈氏是不可能完成的。俾士特别勤奋高产，《圣经》粤语翻译有一大半出自其手，其粤语作品足可代表一八六0至一八九四年间粤语文学生产的情况。俾士所撰《晓初训道》（一八六一）、《启蒙诗歌》（一八六三）、《续天路历程土话》（一八七0）、《天路历程土话》（一八七一）和《圣经》单篇译文等粤语作品，皆被波乃耶当成纯粹的粤语文学。 这里说的粤语文学—如波乃耶定义的“纯粹的粤语文学”，乃是指通篇皆用粤语写成的作品。在此之前，虽有间杂粤语写成的诗词和粤讴，以及杂糅多种语体的“三及第文体”作品，但在波氏看来皆不纯粹，并不能算是粵语文学。晚清“三及第文体”作品一篇之中，表达价值判断或正经严肃的话语时使用文言，叙述客观事物时使用官话，而只有人物对白才使用方言（如吴语、粤语）。这种杂糅文体的文字更具表现力，其实能使人物更加生动，描述更具地域色彩，然而在波乃耶看来却是“不纯粹”。波氏所说纯粹的粤语文学作品，在当时也就只有传教士和本地文人合力创造的通篇以粤语写成的基督教文学了。除俾士之外，粤语文学的几位作者都与波乃耶有一些关系，下文将会述及。 一八九四年，在粤语《圣经》全本翻译完成、正当付印之际，波乃耶为学习粤语者编选了一部粤语文选《粤语俗语读本》（Readingsin Cantonese Colloquial）。波氏于其中提出了粤语改革的方案，探索未来汉语改革的出路。由于传记资料的缺乏，我对波乃耶生平做了一些考证，在此有必要先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位生长于广州并研究粤语和粤语文学的学者。波乃耶的父亲老波乃耶（Dyer Ball，1796-1866）是自美国来华的“美部会”（ABCFM）传教士。老波乃耶于一八三八年先至新加坡，从事出版、医疗和传教的工作，一八四一年转徙至澳门，一八四三年其妻逝世。一八四四年老波乃耶转至香港，不久又移居广州。一八四六年老波乃耶在广州娶英国女子伊莎贝拉·罗伯特森（Isabella Robertson）为妻，次年两人的儿子詹姆士·波乃耶出生。老波乃耶夫妇在广州传教之时，创办了几间学校，同时也成立了一个印刷所，主要印刷出版中国文学作品、宗教小册子和销路最佳的黄历通胜。他们这一个家庭在广州从事的是教育、医疗、出版和传教活动。 老波乃耶在广州留下三个儿女，他们在传教之余，都与粤语文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考察一下这个家庭及其姻亲家庭成员便可发现：他们至少有三代人都在广州从事与粤语文学生产相关的活动。老波乃耶的三位子女分别是：凯瑟琳（哈巴安德夫人）、玛莉（花波氏）和詹姆士（波乃耶）。凯瑟琳的丈夫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1818-1894）后来创建了格致书院/ 岭南学堂（即岭南大学前身），同时也是粤语《圣经》最重要的译者之一。哈巴夫妇在广州生育了七位儿女。其中第三女哈巴礼理（Lillie Haper）很有文学才能，也学习她的父母亲编写了一些粤语作品（主要是问答体作品和福音调和类作品）。玛莉先嫁给美国传教士花琏治，花氏早夭，后改嫁科林先生（Mr.Collins），故而其粤语作品中，有署花夫人/花波氏，有署科林夫人。花波氏所著《述史浅译》一书，共五卷，长达七百多叶（按现代书籍算则是一千四百多页），多次重印，也是一部较为重要的作品。波乃耶生于广州，后至伦敦求学，学毕至香港工作，其著述颇丰，所编著的几种书籍在当时颇为流行，其中粤语教材《粤语易学》（Cantonese MadeEasy ）一书还成为历年香港公务员考试的必备参考书。从老波乃耶夫妇，到波氏三姐弟，再到哈巴安德一家，可看到传教士家庭的传承，也可从他们的著作观察到粤语作品的递变情况。 《粤语俗语读本》是一部粤语文学教程，从浅显到艰深，循序进阶，共计有三十课。这部书一共收录了一八六0至一八九四年间出版的六十四部粤语作品的片段，并附有更长的粤语文献书目。书中选段的内容包括：粤语译本《圣经》片段、福音调和类作品、圣诗/ 赞美诗、小说（如哈巴安德改写的粤语版《张远两友相论》）和道德训诫文本（俾士改译的粤语版《圣谕广训》）等等。波乃耶自道编写该书，费力耗时，五年方成。之所以如此，我推测乃是因为：一是有的资料很难查找和获得。波乃耶在编写之时，得保证自己拥有印刷本，或者得到可靠的证明材料。当时的传教士作品即印即发，又加上广州的传教士印刷所经受过火灾，有些印版已毁坏，导致一些粤语作品在当时就已经很难找到了。编书之前必须掌握全面的材料，因而他多次写信给这些书籍的责任人，包括作者、编者、译者，咨询作品编写的过程、语言和使用情况，或其他相关问题，也表示希望获得这些文献。比如，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曾在一八五九至一八六一年间在香港英华书院出版了《浪子悔改》（现已佚）、《落炉不烧》等粤语小说，在理雅各的晚年已是很难觅得。波乃耶致信请教身在英国的理雅各（时任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讨论这些作品的情况。二是波乃耶在编写该书的过程中，涉及了粤语《圣经》的翻译—这是一项有多个差会、多名教士参与的大工程，还有三个委员会的评审来研判译文是否妥当，故而需要向各方咨询相关情况。波乃耶需要了解粤语《圣经》各卷次的翻译和修改情况，并跟进出版事宜。所以，波氏要等到一八九四年《圣经》粤语译本全部完成、将要出版之时，他才完成这一部文选的编辑工作。因而这本文选可看作一八六0至一八九四年间粤语文学发展的一种阶段性总结，对传教士的粤语作品有一定程度上的深入反思。当然在波氏眼里，这一个发展阶段的最高成就毫无疑问便是一八九四年在上海出版的全本粤语《圣经》。 一般情况下，一部选本往往或明或暗地包含了编选者的某些观念，选此而弃彼，体现出了编选者的治学标准或者现实的关怀。换言之，一部作品之所以从众多作品中被选出来，是因为编选者认为其有某些方面的价值，或者是代表性的作品，或者是这种选择将服务于编者的某种特定的目的。波乃耶的粤语文选，既反映了他对其时粤语文学发展的阶段性总结，也显示出他的语言观念，甚至隐含了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种种评断。 波乃耶在该书的前言中，表达了这样的期望：“希望本书所提供的品味（指此书所涉文本的语言和文学的风格），能够激发（粤语）学习者自己去探索白话文学的道路。到那时，他无须借助直译和英语正字法（orthography），就能凭自己甜美的意愿去采摘‘最纯粹的口语’之花朵。”与波乃耶对粤语的推崇相反，在中国文人看来，粤语不登大雅之堂（被蔑称为“南蛮舌”），肯定比不上文言，不能用于正式书写。但即便是最简易的文言作品（或如传教士所说的“浅文理”文体作品），对当时一般大众来说也是难以理解。在这一时段，广东地区流行的“三及第文体”作品，波乃耶认为并不是未来的发展路径。他认为，那种间杂着文言、官话/ 京话和其他修辞特征的方言写作，破坏了粤语的自然性。所以，为了大众和那些受教育不多的中国人的需求，现在迫切需要生产这一类纯粹的粤语作品。 波乃耶还认为：“毫无疑问，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将像威克利夫时代的英国人一样，懂得去使用他们的方言来写书。”在这里，波乃耶把粤语与文言的关系，看作类似于英语与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的关系。这也是当时一些传教士认同的理念。比如，长年驻扎在温州传教的苏慧廉（W. E. Soothill，1861-1935），使用温州话罗马字翻译了全本《圣经》，出版于一九0三年。他这样评论自己使用方言罗马字译经的行为：“二十多年来，我被迫为两百万温州人这样做，一如威克利夫（Wycliff）和丁铎尔（Tyndall）为他们的四百万英国人所做的一样。”威克利夫译本《圣经》是第一部英语译本《圣经》（一三八二年初版，一三九七年修订），使用了当时流行的大量方言，故而浅显易懂。这部英译本推进了英国民族语言的统一、英国现代民族意识的兴起，打破了罗马教会的垄断特权，推进了宗教的改革。波乃耶的这一种类比，在晚清有其较为明显的政治意味：假如粤语地区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或许现代化、标准化书写粤语计划，甚至是后续的罗马字拼音化的计划也有可能成功。 粤语书写的标准化，是与汉语罗马字标准化工程同步进行的。波乃耶讨论到了联合译本粤语《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参与者如何讨论将汉语罗马字化，并思考未来发展的进路。他指出：“一个由不同差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在广州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对中国各地使用的多種（汉字）罗马字化的系统进行分析后，从中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系统。这种罗马字化的系统，也会应用于粤语。”这种新的标准化粤语的系统，是参照了当时多种汉字罗马化系统之后，经过讨论之后才正式确定的。在当时的传教士看来，粤语的未来发展路径，既包括将粤音标准化书写为汉字，也包括更进一步的目标，即将粤语彻底地罗马拼音化。在这种前景中，不久的未来汉字将会被废掉，而汉语的语音则被罗马化字变成拼音文字。因而，波乃耶这样展望：“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系统（包括各地方言的罗马拼音化系统）将为废弃尽管有趣但很繁琐的汉字铺平道路。这些汉字，迟早总归会降格到只供学者、图书馆里的语言学家、艺术装饰师的工作室来研究，至于用于日常使用的字母系统，将会使知识成为所有人类的共同财产。”他认为，中国未来的书写系统应首先抛弃文言，采用俗语和方言来写作，进而，最终是使用罗马字系统，唯有这样才能使地方性的中国知识变成人类的共同财产。 波乃耶的语言改革观念对错与否，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早在一八八六年便有当代学者指出：波乃耶是当时香港最有成就的语言学家，对粤语有很深入的研究。然而波乃耶的观点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这主要是因为波乃耶根据欧洲“一国一语”的模式来评判远比欧洲复杂的晚清中国。他认为中国语言的未来发展方向，便应是欧洲语言那样的罗马化语言。其错谬之处在于：将拼音文字作为唯一方向，是一种语音中心主义；将欧洲模式当成唯一模式，则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支撑他种种主张的是一种普遍性，皆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相关。依照欧洲的经验，民族语言的统一与现代民族意识的兴起，两者同步同调发展。然而，这些观念在现在看来，明显有着东方主义、殖民主义的倾向。 波乃耶的这种语言观念体现了一种“俗语现代性”（vernacula rmodernity）的追求。这是一种但丁式的尝试。但丁在《论俗语》一文中已经预见了意大利的语言和政治的统一。文艺复兴前欧洲的通用语拉丁语，在这时受到了地方语言的挑战。拉丁语与意大利语之间变成了竞争关系，而但丁捍卫意大利俗语，试图建立一种标准的意大利语。从这一方面看，意大利语的胜出，显示出了一种“俗语现代性”。传教士在广东地区看到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文言与白话，官话与白话，这两对关系，有点类似于拉丁语与意大利语言的关系。这种比附，现在看来无疑过于笼统。事实上，中国的语音系统里，除了地方性的方言（如粤语、吴语、潮州话）外，还有官话，而官话作为一种标准音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比如有北京官话、南京官话、西南官话），其内部存在着不同时代的官话在不同地区的沉积。除了文言、官话之外，书写系统中还有程度不同的俗语白话书写。这些多元语音的共存，反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文化混杂共生的格局。因而，波氏借助欧洲语言发展模式来想象中国语言/ 方言的未来发展，带有一定的文化偏见和政治取向。 提倡汉语语言革命的主张，比如废除汉字，改用其他的替代性语言，或者根据方言语音进行罗马字化，在晚清传教士群体和他们接触的中国基督教教徒中已经得到了一些人的接受。一九0三年，苏慧廉回忆他二十多年来使用方言翻译《圣经》和创作，然而皆不能令其满意，因而他认为汉语的最终未来：“除了罗马字化，别无他途。”一八九五年傅兰雅小说征文事件中，参赛作者张葆常就在其参赛作品中呼吁改革语言，使用一种通用语。张氏此后还在其他文章里继续阐发其观点。一九0九年，他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主张“放弃使用汉语（无论是官话还是方言），直接使用英语作为通用语言，以阐道、传道”。中国知识分子卢戆章（一八五四至一九二八）与基督教传教士马约翰（John Ma或John Mo。此君生长于厦门，情况与波乃耶颇类似）有长久的合作。他们一起编译了一部《华英字典》。后来卢氏在研读《圣经》和其他传教士作品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传教士的观念，肯定了拉丁罗马化汉字的计划。早在一八九二年，卢氏便出版了一部专门研究“切音字”的著作《一目了然初阶》，主张汉字改革，提倡汉字罗马字化。他创造出了一种拉丁字母笔画形样的“切音新字”。这是中国人自己主动创造的第一部汉语拼音方案。此后这个方案还有更进一步的改良。要之，我想说明的是：波乃耶的汉语改革主张，得到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积极回应。他们在清末看到当时中国落后于人，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而其中一条便是改革汉语。波乃耶的激进观念，来自基督教传教士的译经和方言写作，要远远早于“五四”及其后胡适、赵元任等人对于汉语改革的观念和实践。 语言改革方案，兹事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最终必然会导致改变整个国家，甚或可能彻底地重塑一个文明。俗语现代性，在这个案例里代表着一种针对文言的现代革新的动力，具有一定的先锋性，在呈现出种种可能性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其种种悖论和困境。波乃耶那种主张废除汉语、推广罗马字拼音化的方案，代表了当时新教传教士的一种共识，有其错谬之处，但可看成近代中外知识人探索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先声，也可从中看出中西文化碰撞背景下本地语言和文化改革的复杂处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