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编剧马伯庸
    在进行历史小说创作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视角去看待历史？尽管历史小说属于虚构的文艺作品，但作为小说底层逻辑的历史观，必须要足够精准、透彻、合乎常理，才能让作品立得住脚。所以一个好的历史小说作家，不止要在文字技巧上不断打磨，更重要的是，还要不断学习感悟，深化对真实历史的理解。
    这便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学习，从哪里学习，才能获得正确的历史观。要知道，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面对的是一片浩瀚大海，必须先掌握正确的方法论，才能有效地从中汲取养分。
    2021年的4月，我去成都出差，恰逢武侯祠在举办一场名为“大三国志”的展览，展品涵盖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三国相关文物，不乏精品珍奇。但真正震撼到我灵魂的，却是一块其貌不扬的砖头。
    这块砖头出土于亳州，烧制时间是在东汉建宁三年，上刻铭文：“王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当搏……”——直译过来的意思，是说有一位东汉末年的小砖匠备受欺凌压迫，不堪劳役繁重，绝望地在砖上刻下诅咒，发誓等到苍天已死的那一天，我要奋起反抗，把你们都杀死。
    不难看出，他所刻下的“仓天乃死”四字，恰好就是十四年后黄巾起义所使用的口号。可以想象，这个卑微的小工匠的内心是何等的压抑与痛苦，他对压迫自己的封建势力满怀着仇恨，可又无力反抗，只好默默地等待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到来。届时卑贱者们将无所畏惧，可以对压迫者宣泄酝酿多年的怒火。
    窥一叶而知秋。在那个时代，像这个小砖匠一样困苦绝望、满怀愤怒的普通百姓一定还有许许多多，他们一个个隐忍苦捱、蓄势待反，只待一个爆发的契机。为什么黄巾起义能够一呼百应、十方俱乱，直接导致了东汉王朝的覆亡？读完这段刻在砖块上的绝望呐喊，我们便可以猜出真正的原因。
    我原来总有一种错觉，认为汉末纷争的原因，就是群雄逐鹿，是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不分颉颃的英雄人物们角力的结果。但这一块砖头、这一位两千年前的小砖匠，却给我上了一课。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汉末风云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不是那些大人物的野心，而是千千万万个卑微小人物要打碎腐朽体制的迫切意愿。
    一个小砖匠，就如同长江里的一滴水，无足轻重。可倘若江中的每一滴水都产生了同一种诉求、萌生了同一种意愿，无数的意愿汇聚一处，朝着同一个方向运动，那便形成了滚滚东去的大潮，浩浩汤汤，势不可挡。所谓英雄人物，无非是乘时而起、适逢其会罢了。
    看完这个展览后，我对同行的伙伴讲，这块砖头应该放在展区的入口处。它以最直观的方式告诉参观者，三国乱世因何而来，不是某几个英雄人物心血来潮，而是由最底层的人民所决定的，他们才是历史发展的源动力。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法国大革命没有拿破仑这个人物出现，也会有一个类似的人物取代他。意思就是，法国大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意志为因，英雄人物为果，而不是相反。所以拿破仑的出现是偶然，巴黎无套裤汉们点燃的怒火，则是必然。那一个亳州小砖匠的留言，为革命导师的这段阐释做了一个精准的注脚。
    我从这一块砖头之上，获益良多。它生动地教会了我，要秉持人民史观，才是历史小说创作者所必须应有的视角。多从群众中汲取养分，多从人民身上学习历史教训，才能让创作保持活力。
    我在2022年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大医》，讲述三位红十字医生历经大时代的波澜，从清末奋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逐渐有了作为大医救国的感悟。在创作过程中，我研读了大量近代医学相关的资料，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历史的前进来自民众的觉悟与决断。
    比如中国公共卫生的先行者陈志潜先生，在抗战期间的四川后方建立卫生示范区，一心要把医疗服务铺到基层。可惜他只能依靠腐败的官僚体系去运转，结果舞弊现象层出不穷，最终惨遭失败，失望而去。与此同时，延安的和平医院有一位事务长叫徐根竹，他负责向陕北的老百姓宣传卫生理念，要求他们勤洗衣服，避免滋生跳蚤，但成效很差。徐根竹经过调研后发现，老百姓不是不愿意讲卫生，而是因为当时农民的衣服皆由土布织成，勤洗容易损坏，纯属经济上的无奈。他虚心地进行自我批评，说自己没有意识到民众真正的痛点所在，并着手改进宣传策略，最终在延安取得了良好的卫生效果。
    陈志潜在医学方面的见识，要远超徐根竹。但决定两者成败的，是他们是否愿意从基层动员力量，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足可以证明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
    这样的例子，在近代医学史中比比皆是。在《大医》这部小说里，我以人民史观重新去梳理这段历史，发现无论是清末鼠疫、民国水灾还是抗战期间的卫生救亡运动，如果不是从基层民众去动员，不让人民参与其中，那注定是要失败的。
    因此《大医》这一部小说，对我来说既是创作，也是一次进一步洗练认知的过程。它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向人民学习的重要性。只有从群众中汲取养分，才能让作者真正与他们共情。只有真正与民众共情，才能理解他们的心态，进而感悟到历史潮流的决定性因素，产生正确的史观。
    秉持着这些思考与感悟，我在创作《长安的荔枝》这部中篇小说时，同样将视角放在底层人民身上，不再津津乐道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传奇故事，而是通过一个负责运输荔枝的小吏，去思考“无人知是荔枝来”背后隐藏的麻烦——具体谁负责运送这些荔枝，如何执行，帝王意志又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困扰？我想要通过这一枚小小的荔枝，洞悉背后帝王穷奢极欲、不恤民力的本质。
    同样，在《显微镜下的大明》这部非虚构作品里，我也以人民史观为方法论，摒弃帝王将相的书写，把视角专注在最底层的民众。我从明代典籍中搜集到了六桩司法案件，里面没有轰动全国的大案奇案，全都是一县一乡之下的小案子，当事人也都是普通老百姓，争的是一些田产、一些税收政策而已。这六个案子虽然小，却深具代表性，它们揭示出了明代百姓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体现出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价值观。唯有参透了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从他们那里学习到最底层的生活逻辑，才能把握住大明王朝的兴衰规律。
    人民史观就像是一部犀利的X光机，它能够洞彻历史的皮肤，看清内在的肌理运作，明辨规律所在。而这部X光机的操作诀窍，就在于你是否愿意去做人民的学生。作为历史小说作家，唯有明白人民在历史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方可与之同呼吸、共命运，进而从他们那里提炼出真正的历史规律，反哺到创作本身，令文艺作品具备更长久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足见只有学习人民，才能理解人民；只有理解人民，才能透彻地书写人民，真正把人民放在创作导向的核心位置，创造出真正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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