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的乡贤叙事，与命运多舛的乡村精英和乡贤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自晚清至今的一百多年中国历史，人们习惯性地将其划分为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这三个历史阶段，虽有很多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社会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追求。这种历史追求或曰历史道路的选择，推动中国社会由封建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型。在如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乡村精英和乡贤文化，也无可逃遁地陷入曲折多变的历史浪潮中，其兴衰沉浮，无不与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德治与法治、民主与专制之间的二难选择有关。与之相应，中国新文学百年乡贤叙事中的乡村精英与乡贤文化也是与时俱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叙事主体，因其历史认知、现实观察、未来想象、思想观念、价值立场等的不同，其笔下的乡村精英和乡贤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和时代色彩。这样的乡贤叙事，不仅仅是历史与现实的叙事反映，同时也是以叙事方式参与到中国乡村精英与乡贤文化的建构中，以此分担历史道路选择中的迷思与焦虑。
壹
乡村精英与乡贤文化的时代更迭
中国新文学乡土叙事中的乡村精英人物与乡贤文化，虽然不乏叙事主体基于特定思想价值观念的叙事想象，但毫无疑问的是都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原型或曰基础。自晚清至今的一百多年中，随着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中国乡村的精英人物及其所属的社会阶层也在不断地变换，用以指认特定历史时期乡村精英的概念也随之变化，如“乡绅”“新乡绅”“乡贤”“开明绅士”“土豪劣绅”“新人”“劳动模范”“新农民”“红乡绅”等等。这些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名号的乡村精英，在迁延嬗变的地方政治与乡村治理中，处在不同的社会权力结构位置，起着不同的作用，推动或阻碍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精英不等于乡贤，如民国时期晋西北兴县的“乡派”士绅牛友兰、温鼎三、李绍荣等与“城派”士绅刘训三、白怀章、李聚兴等都不是乡贤，而是乡霸。他们争权夺利，互斗不已，使晋西北兴县地方长期纷扰不宁，（1）对当地乡村社会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乡贤是乡村精英中的有德有能者，如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原绍兴县）的余茂法自请官降三级回到家乡冢斜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修复村庄古建筑、古道等，把昔日脏乱破旧的村庄改造成远近闻名的历史文化名村，发展起乡村历史文化旅游业，带领村民走共同富裕之路。（2）像余茂法这样的乡贤，他们成长并立足于乡土社会，以其嘉言懿行影响、作用于乡土社会，既有益于国家，也有益于乡村百姓，对乡村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乡贤所代表的文化，才是真正的乡贤文化，如有论者所言：“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历代明贤积淀下来的榜样文化、先进文化，是该地域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价值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扎根故乡的母土文化，引导人们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3）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文化身份的乡村精英中的乡贤，其所代表的乡贤文化是不同的。这里有必要对晚清至今的乡村精英及其乡贤所代表的乡贤文化分别予以简要的描述和阐释。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乡村精英主要有传统乡绅、土豪劣绅、“新乡绅”与“新人”等，与这几类乡村精英有关的不同出身的乡贤，其所代表的乡贤文化是不同的。其一，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传统乡绅主要由科举及第未出仕或落第士子、受过一定教育的地主、退职返乡或长期居乡养病的文武官员、宗族首领等人物构成，其在乡村最具影响力的时期是晚清至民国初年。这个时期的土豪劣绅控制乡村后，传统乡绅在乡村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出自传统乡绅中的乡贤，其所代表的是传统乡贤文化。“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一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如设义田、修水利、办书院、赈灾民等等。”（4）其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土豪劣绅主要有大两类：一是晚清制度变迁中由乡绅阶层蜕变而来的以团练为权力基础的土豪劣绅，二是民国时期由所谓“新乡绅”蜕变而来的土豪劣绅。日本学者田中忠夫将中国的土豪劣绅概括为8种人，即“退任军阀，退职贪官污吏，奉承于帝国主义的买办，在农村上作武断行为的乡董区长团防局长等，官阀财阀的子孙，教会的牧师与科举的遗孽，盘踞于地方的议员学阀，暴富、奸商、盐商、烟贩等”。（5）所有这些土豪劣绅都不是乡贤而是乡霸，都是现代革命的对象。其三，民国时期的“新乡绅”，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主要由新式学堂培养的或留洋归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乡村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培植的新乡绅阶层构成，其来源广泛，成分复杂。“新乡绅”之“新”有三点：一是大都受过新式教育，二是认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三是掌握农村基层政权，是“乡村官治”的代理人和执行者。“新乡绅”中也有称得上是乡贤的良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蜕变为土豪劣绅，为害乡里。对此，美国学者杜赞奇对此有这样的描述：“到了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和军阀对乡村的勒索加剧，那种保护人类型的村庄领袖纷纷‘引退’，乡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尽管这类人有着不同的社会来源，但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能和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追求，相反，村公职被视为同衙役胥吏、包税人、营利型经纪一样，充任公职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6）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覆灭，“新乡绅”也被打倒消灭。其四，乡村“新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培养的乡村精英。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解放。”（7）根据地、解放区造就的乡村“新人”成为乡村革命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劳动模范等。他们通过“村选政治”进入乡村各级政权，逐渐控制了乡村的政治生活。传统乡绅、土豪劣绅及“新乡绅”等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乃至完全退出。“乡绅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8）乡村“新人”中的有德有能者都是具有革命意识的现代乡贤。他们身上既有传统儒家仁爱精神的遗存，更有社会革命实践经验与革命思想、道德及价值观念。他们所代表的具有革命意识的乡贤文化，可成为当代乡贤文化的红色资源。
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中国乡村精英可大致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传统乡村精英，二是社会主义乡村精英。传统乡村精英是指1949年前的乡村精英，他们的来源与构成极为复杂多样，主要有传统乡绅、土豪劣绅、地主、富农、乡村工商业者等。这些乡村精英在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镇压反革命等社会政治运动中，大多被划入“地富反坏右”之列，不仅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经济基础，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等也受到彻底的革命批判。因而这些曾经的乡村精英被拉下了“神坛”，替代他们的是社会主义乡村精英。社会主义乡村精英主要是不同历史时期各级乡村政权组织中的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先进代表等，如土地改革时期的贫协主席，合作化时期的互助合作组长、合作社干部、人民公社干部、生产大队干部、生产小队干部、民兵干部。除人民公社干部属于政府公职官员外，其余虽然不是公职干部，但都是国家政权的乡村代理人，掌握着乡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武装等方面的权力。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乡村农民的生存与福祉。乡村基层干部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也发生了分化，有的蜕化变质为“土皇帝”“封建领主”，如张炜《古船》中的赵炳、李佩甫《羊的门》中的呼天成、蒋子龙《农民帝国》中的郭存先等。他们虽然是文学人物，但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还有的成长为具有社会主义理想和道德的“新人”，如《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皇甫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家斌。他们是乡村基层组织和群众共同认可的农民带头人，更是具有革命意识的道德模范。他们身上既具有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善良、朴实、勤劳、正直等品格，又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与道德观念，是从普通农民中成长起来的理想化了的阶级精英。这些“新人”所代表的乡贤文化，可视为现代乡贤文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了新的分化：其一，部分乡村精英流向城市、流向经济发达的地方，谋求自身的发展。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导致乡村空心化，使乡村社会发展失衡。其二，部分乡村精英“离土不离乡”，在家乡发展乡镇企业。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德有能，能带动家乡人共同富裕，成为当地改革发展的带头人，是当之无愧的“新乡贤”；也有一些人有能无德，自己富裕了，却作威作福，欺压乡邻，让家乡人变得更加贫困，成为“新乡霸”。其三，家族势力、黑恶势力乘机崛起，用各种手段混进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窃夺各种政治经济资源，使乡村治理家族化、黑社会化，使所在乡村的乡民再度陷入苦难中。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与“在乡”乡村精英的劣质化，使新农村建设的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如何解决乡村治理再度面临的诸多难题，建设好新农村，文学与政治不约而同地都将目光投向了既历史悠久又与时俱进的乡贤文化，乡贤文化被重新发现。
2014年8月，《光明日报》连续刊文呼唤“新乡贤”的出现。2014年9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刘奇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正式提出了弘扬乡贤文化的理念。2015年和201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两次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学界亦就乡贤文化与新农村建设设立相关课题，展开大规模研究。这些都显示出召唤和培育“新乡贤”、继承和发展乡贤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综上所述，乡贤是乡村精英中的有德有能者，乡贤所代表的文化就是乡贤文化。晚清以来的百多年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与乡村精英及乡贤的时代更迭，乡贤所代表的乡贤文化沿着两条历史流脉发展：一是传统乡贤所代表的传统乡贤文化，二是现代乡贤所代表的现代乡贤文化。传统乡贤文化以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为核心，适应乡土中国与宗法乡村稳定与发展的需要，但与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有一定的隔膜，因而在近百年的现代历史发展中受到了不小的冲击。现代乡贤文化是在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中发展起来的，其思想和价值观念适应现代民族国家与乡村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虽然与传统乡贤文化有一定的疏离，但也吸收了传统乡贤文化的精华。简言之，现代乡贤文化与传统乡贤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论二者有多少不同，其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以德为先，以能为辅，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教化乡民，重塑乡风，协调乡村官治与自治，推动乡村发展，传承乡村文明。
贰
乡村精英与乡贤形象的历史蝉蜕
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村精英与乡贤形象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蝉蜕的。晚清至民国初年文学中的地方精英和乡贤形象与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中的乡村精英和乡贤形象有着显著的差别。这是由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历史过渡性特征和五四以来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所决定的。
清末民初，以地方精英及其乡贤人物为叙事对象的文类主要是“新式史传”和“新小说”。“新式史传”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文人为宣扬现代国家思想，建构现代国家认同，输入并创设的文学样式。“新式史传”中的“乡贤传记”，其选择的叙事对象主要是“在外”与“在乡”的“乡之贤者”。这里的“在外”与“在乡”，不是以农村乡镇而是以比乡镇更大的“地域”或“地方”为人文地理参照的。不论是“在外”还是“在乡”的“乡之贤者”，进入乡贤叙事的主要有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与反抗精神的民族英雄，以及参与地方自治、实业救国、海外殖民的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英雄。如刘师培《孙兰传》中的孙兰、柳亚子《吴日生略传》《夏内史传略》中的吴易、夏完淳等，都是作者家乡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是作者引以为傲的家乡的乡贤人物。柳亚子的《吴江志士陶亚魂小传》中的陶亚魂是一位投身地方自治的志士，佚名的《云南大实业家赵老人传》中的赵老人是实业救国的地方乡贤，梁启超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讲述梁道明等人在南洋开疆辟土的事迹。他们都是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英雄。“新式史传”之“乡贤传记”其传主多为地方乡贤，传主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现代国家观念，为他们作传就是要给各地方人们提供可供效仿的偶像，建构和强化人们对现代国家的认同。
清末民初的“新小说”中的地方精英与乡贤形象，不同于“新式史传”之“乡贤传记”中的历史人物或现实人物纪实，而是基于特定政治理念与政治期待的叙事虚构。其塑造的地方精英人物形象主要有“志士”“贤绅”“劣绅”“没落士绅”等。“志士”多出身于士绅阶层，受过新式教育，有新的政治理想，敢于实践，勇于牺牲。“志士”在实践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往往会得到“贤绅”的帮助，“贤绅”多为传统士绅中的有德者。如轩辕正裔《瓜分惨祸预言记》中的曾子兴、华永年、夏震欧、黄勃等都是晚清革命“志士”，帮助过他们的“贤绅”有刘千秋、甄得福等。这些“志士”“贤绅”虽然是清末民初小说家出于特定政治理念虚构的，但也是当时现实的映射，如“志士”黄勃就令人联想到革命党人黄兴。与“志士”“贤绅”相反的地方精英人物是“劣绅”“没落士绅”等。他们都是被揭露、讽刺和批判的对象，也是现实中被列为革命打倒的对象。新小说家对士绅群体有较高的政治期待或不满，其塑造和评判人物形象的主要标准是道德。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村精英与乡贤形象，主要出现在五四乡土文学、京派乡土文学、左翼乡土文学、解放区乡土文学中。在这些不同社团流派的乡土文学中，乡村精英人物有两大类，即传统乡村精英与现代乡村精英。简要分述如下：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传统乡村精英，以传统乡绅为代表，具有封建旧文化色彩。传统乡村精英人物又以两种面貌出现：其一，“劣绅”“地主”“恶霸”“没落士绅”形象。如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的赵贵翁、《风波》中的赵七爷、《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和赵老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离婚》中的七大人等都是“劣绅”。彭家煌小说《怂恿》中的牛七、叶圣陶小说《倪焕之》中的蒋士镳、王统照小说《山雨》中的吴练长等乡绅也都是“劣绅”。洪灵菲小说《在洪流中》中的二老爹、张天翼小说《三太爷与桂生》中的三太爷、端木蕻良小说《江南风景》中的李缙绅、毕奂午小说《村中》中的薛梅、丁玲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钱文贵、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等都是“地主”“恶霸”形象。吴组缃小说《一千八百担》中的宋氏义庄的管事柏堂等一众乡绅、茅盾小说《微波》中的李先生等都是“没落士绅”。这些“劣绅”“地主”“恶霸”“没落士绅”形象都是被揭露被批判的对象。其二，传统乡贤形象。如彭家煌小说《今昔》中的芝大王爷，鲁彦小说《阿长贼骨头》中的深波先生，台静农小说《天二哥》中的吴六先生，叶圣陶小说《倪焕之》中的赵举人，废名小说《桥》中的史家奶奶，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的船总顺顺、《长河》中的商会会长等，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乡贤人物。比较而言，传统乡村精英中的“劣绅”“地主”“恶霸”“没落士绅”形象多，乡贤人物形象少。这种不平衡的乡贤叙事现象，虽与创作者基于特定观念所做的叙事选择有关，但其更深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传统乡绅的现实蜕变与传统乡贤文化的衰落。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乡村精英，以乡村新式知识分子和乡村“新人”为代表，具有现代新文化色彩。现代乡村精英人物则有的蜕化变质。如洪灵菲小说《在洪流中》的小二老爹、王统照小说《山雨》中的陈葵园、张天翼小说《蛇太爷的失败》中的永士龙、叶紫《偷莲》中的汉少爷等，都是出身地主家庭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士绅，但他们的思想观念一点也不新，是封建剥削阶级的传承者。有的则成长为社会大变革时代的“新人”，又以两种面貌出现：其一，乡村新式知识分子，大都走出乡村在外面受过新式教育，又因各种原因返回故里从事乡镇中小学教育等工作。如叶圣陶小说《倪焕之》中的蒋冰如在江南小镇推行新式教育，参加社会变革；柔石小说《二月》中的陶慕侃在芙蓉镇创办中学，推行新式教育。其二，“新人”（亦称“农村新人”）形象，最早出现在左翼乡土文学中。如茅盾小说《秋收》中的多多头、叶紫小说《丰收》中的立秋等，都是已开始有所觉悟的青年农民，是不同于父辈的新农民。戴平万小说《村中的早晨》中的魏先生和其战友简同志，则是活动在乡村的青年革命者。更加成熟的“新人”出现在解放区文学中。如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孙犁小说《荷花淀》中的水生和水生嫂、丁玲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和郭全海、马加小说《江山村十日》中的金成和周兰、束为小说《土地和它的主人》中的王海生等，都是成长中的“新人”形象。这些“新人”大都是在革命意识形态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具有新的道德观念与革命价值观念，是新的乡贤形象。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中的乡村精英，主要有“旧乡村精英”与“农村新人”等。代表过去时代的“旧乡村精英”，如地主、富农、旧式乡村知识分子等。在小说叙事中都是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反派人物”，成为揭露、批判的对象。他们所代表的传统乡贤文化也被视为封建文化，遭到批判。代表时代需要的“农村新人”在本时期小说叙事中，都是代表国家权力的乡村基层干部、积极分子等。如赵树理小说《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和王玉生、康濯小说《水滴石穿》中的申玉枝、柳青小说《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和高增福、周立波小说《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与陈大春、李凖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中的东山和《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浩然小说《艳阳天》中的萧长春和焦淑红、《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和朱铁汉等。这些年龄、性别、身份、性格各异的农村新人，其共同点是他们都有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新道德，都是走集体化、合作化道路的榜样。他们在当时不可能被称为“乡贤”或“新乡贤”，但都是理想化的新乡贤人物。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中的乡村精英，在乡村历史叙事与现实叙事中有了复杂多样的变化，主要有几点：其一，乡村历史叙事最突出的变化就是重塑乡村精英形象。部分乡村精英由过去年代的“反派人物”在“重写”中变成了“传统乡贤”。这类“重写”最有影响的小说是张炜的《古船》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小说《古船》中的隋迎之、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等是作为“传统乡贤”形象塑造的。其二，过去年代的部分“农村新人”蜕变成了“土皇帝”或改革年代的“保守派”。如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田福堂就是与梁生宝同时代的“农村新人”，是双水村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后来长期担任大队书记，蜕变为双水村的“土皇帝”和保守派。张炜小说《古船》中的“四爷爷”赵炳、李佩甫小说《羊的门》中的呼天成等，也都早已由乡镇农民干部蜕变成了一个地方的“土皇帝”或曰“封建领主”。其三，乡村现实叙事中的部分乡村干部、乡村能人和新富人蜕变为新的“乡霸”“村霸”。如张炜小说《古船》中的赵多多、谭文峰小说《走过乡村》中的倪土改、阎连科小说《日光流年》中的司马蓝等都是这类人物。其四，乡村现实叙事中的部分乡村干部、乡村能人和新富人中的“贤能者”成为新的乡贤。如张炜小说《古船》中的隋抱朴和李知常、贾平凹小说《浮躁》中的金狗、何申小说《村民组长》中的黄禄、刘醒龙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石得宝等。本时期乡土作家的历史反思、新启蒙观念、改革开放意识及对中国乡村现代进路的思考，直接体现在对历史的与现实的乡村精英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过去时代的“旧乡绅”或“地主”中的“传统乡贤”与现实生活中的出自乡村干部、乡村能人和新富人中的新乡贤，得到了叙事者们从文化、道德、政治等多方面的肯定，并将应对乡村现实危机，带领乡村社会走出困境，重建乡村文化的希望，放在传统的与现代的乡贤身上。
总的来看，晚清至今百余年文学叙事中的传统乡村精英与现代乡村精英的历史蝉蜕，有不尽相同的演进轨迹。传统乡村精英多以“劣绅”“地主”“恶霸”“没落士绅”等负面形象出现，尤以改革开放前的文学叙事为盛。传统乡村精英中的“传统乡贤”形象总量相对较少，多出现在晚清民初的“乡贤传记”“新小说”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写乡村精英”的乡土文学中。现代乡村精英以“农村新人”为代表，其负面人物是各个历史时期的蜕化变质分子。如革命时代的动摇变节分子、合作化时期只想个人发家致富的变质干部、计划经济时代的“土皇帝”、改革开放时代的“保守派”和“乡霸”“村霸”等。“农村新人”中的主流，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有德有能者，如革命时代坚定的乡村革命者、合作化时期走合作化道路的带头人、改革开放时代的“改革派”和“贤能者”等，他们是现代乡贤精神的承载者。传统乡村精英与现代乡村精英的历史蝉蜕，构成了晚清至20世纪文学乡村精英与乡贤叙事的两条主线。乡村精英与乡贤形象的历史蝉蜕，是乡贤叙事百年嬗变最直观的艺术表现。
叁
乡贤文化的历史选择与叙事选择
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乡村精英、乡贤人物与乡贤文化的时代更迭，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如上文所述，晚清新政、国民政府的乡村自治运动等政治与制度的变革，都曾通过新学、政训等方式挑选符合政治愿景的乡村精英，作为皇权或国家权力的代理人，但这些挑选或培育的乡村精英很快就发生了分化。一些有德有能者成为造福一方的乡贤，更多的乡村精英变质为“土豪劣绅”，成为晚清王朝或国民政府实现乡村治理政治愿景的最大阻力。晚清民初政治革新中劣变生成的“土豪劣绅”，成为国民革命打倒的对象。从国民政府地方自治运动培育的“新乡绅”中劣变出的“土豪劣绅”，又成为红色革命打倒的对象。替代过去时代旧乡村精英的是以“农村新人”为代表的现代乡村精英。随着中国社会现当代历史的阶段性变化，适应不同政治愿景需要的“农村新人”也有自身的代际更替与分化。改革开放前的“农村新人”曾是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与集体经济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他们中的一些有德有能者继续前进，成为改革开放的改革者，一些人则劣变成为“土皇帝”与“保守派”，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与再改革的对象。而在时代更迭中，能够代表历史前行方向的只能是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精英中的乡贤及其所代表的乡贤文化。历史在艰难前行中不断选择特定时代政治愿景所需要的乡村精英，每一次选择都是对前一次选择出现的历史偏差的革命或革新。中国乡村也就在这样的历史选择与再选择的革命或革新中，从前现代向现代艰难演进。
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乡贤叙事，其所做的叙事选择是与中国社会的历史选择相互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二者的选择既有一致的时候，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不同历史时期的叙事主体，因其历史认知、现实观察、未来想象、思想观念、价值立场的不同，其笔下的乡村精英和乡贤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和时代色彩。其中又以基于现代国家观念以及特定文化、道德、政治观念的不同价值取向，对不同历史时期创作者的乡贤叙事选择影响最大。
现代国家观念与爱国思想是晚清以来乡贤文化应有的题中之义，自然也就是判定新旧乡贤的共同价值标准。乡贤爱乡亦应爱国，乡贤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国贤”和“天下之贤”。（9）清末民初的乡贤叙事，不论是纪实的“乡贤传记”还是虚构的“新小说”，选择乡贤传主、塑造乡贤形象的主要价值取向就是现代国家观念与爱国思想。爱乡爱国并勇于实践的仁人志士就是乡贤，因一己之私而害乡卖国者就是劣绅。在对乡贤的价值判断中，创作者不仅强调其对晚清地方政治的影响，更强调对整个国家或民族的影响。因而出现在叙事中的乡贤不仅是其出生所在地的乡魂，也是超越一地之乡魂的国魂。创作者在乡贤与新民、乡魂与国魂之间建立关系，其最终的叙事指向就是要将乡贤、乡魂打造成理想的新国民、新国魂。出现在清末民初乡贤叙事中的爱家爱乡爱国的乡贤，既是中国近代面临亡国灭种危机时的历史召唤，也是梁启超等创作者基于新民、新国政治理想的叙事选择。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同样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与爱国思想作为判定新旧乡贤的共同价值标准之一。《古船》中的隋抱朴是隋氏家族文化的继承者，既有儒道文化基因，又受到了《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滋养。这位集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于一身的“贤能者”也是一位爱国者。他毅然走出老磨屋，自荐担任濒临倒闭的洼狸镇粉丝公司的经理，动机之一就是要挽救驰名世界的“白龙”牌粉丝，为国争光。《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关中大儒，传统乡贤白嘉轩的精神导师，当之无愧的传统乡贤。朱先生也是一位爱国者，他不仅亲自为牺牲的抗日将士举行公祭，而且还曾投笔从戎亲赴前线参加抗日。
文化价值取向也是晚清以来乡贤文化应有的题中之义，自然也是影响清末民初至20世纪末中国文学乡贤叙事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不同历史时期持不同文化观念的作家对乡村精英、乡贤人物与乡贤文化的价值评价与叙事选择是不同的。
传统乡绅、传统乡贤与传统乡贤文化是以儒家思想文化观念为核心价值观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传统封建文化的代表，也是传统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因而是五四启蒙文化与现代革命文化的批判对象与革命对象。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乡土文学作家对儒家礼教文化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将其视为“吃人”的文化。在五四乡土文学的人物长廊中也就很难看到传统乡贤的身影，出现在作品中的传统乡绅多为“劣绅”形象，《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离婚》中的七大人等都是“劣绅”。他们维护的是封建纲常伦理、等级秩序，毫无仁爱之心，赵太爷甚至极端到不允许阿Q姓赵。早期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对儒家思想文化同样持批判态度。作品中的传统乡绅、地主等大都被描写成为“阶级敌人”，更难见到传统乡贤的身影。与之不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部分京派作家，以张炜、陈忠实为代表的部分当代作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与前述五四乡土作家等有所不同。出现在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京派作家作品中的多为史家奶奶、船总顺顺及“民间能人”余老五、戴车匠等乡贤人物，几乎看不到“劣绅”一类的人物。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重写乡村精英”的代表性作品，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观念的传统乡贤文化在个人品德修养和乡村自治中的积极作用做了适度的肯定。这些都表明，以儒家思想文化观念为核心价值观的传统乡贤文化，曾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遭到新文学叙事的厌弃与贬抑，但并未真正退场，在改革开放后的文学叙事中，其积极意义又得以重新发现。
现代乡村精英中的“新人”、新“能人”及现代乡贤文化是以革命文化观念为核心价值观的，因而具有较强的革命意识形态色彩。革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随着革命的性质与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变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都有符合其特定时代需要的核心价值观。譬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念即有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有研究者提出：“中国传统乡贤文化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其珍贵的思想资源”，（10）重构现代乡贤文化或曰新乡贤文化，应将传统乡贤文化的精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现代乡贤文化与传统乡贤文化从曾经的对抗到现在的大融合，历史出现了有意味的变化新趋势。简言之，现代乡村精英、新乡贤及新乡贤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与时俱进的现代乡村精英成为“新人”成长叙事与新“能人”叙事的正面英雄人物，亦即新乡贤；停滞不前者则成为“落伍者”“保守派”乃至“蜕化变质分子”，成为历史选择的“弃儿”与文学叙事选择的“被批判者”。
道德价值取向也是晚清以来乡贤文化应有的题中之义，自然也是影响清末民初至20世纪末中国文学乡贤叙事选择的又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不同历史时期持不同道德观念的作家对乡村精英、乡贤人物与乡贤文化的价值评价与叙事选择也是不同的。
传统乡绅、传统乡贤与传统乡贤文化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行为准则的。孔子认为“人有五仪”，即人分为庸人（普通人）、士人（读书人）、君子（有德之人）、贤人、圣人等五类，贤人和圣人是道德品行段位最高的人。何谓贤人，孔子说：“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贤者也。”（11）这就是成为“贤人”的评价标准。在新文化话语中，儒家伦理道德被视为传统旧道德，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出现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叙事中的作为传统旧道德代表的传统乡绅、地主形象大都是品行虚伪卑劣的“劣绅”和“恶霸地主”。在京派文学、寻根文学及当代部分作品中，传统道德中与现代新道德相通的具有共同价值的内容得到适度的肯定。
新文化倡导的新道德与革命文化倡导的革命道德，是现代乡村精英、新乡贤应该遵循的道德。新文化倡导的新道德是以现代民主和科学为其思想观念内核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人道主义观念是其内在要义。新文化倡导的新道德是五四新文学选择叙事对象，评价笔下人物的主要参照。出现在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乡村精英或主要人物形象多为“病态文化人格”的人物，很难见到具有现代新道德的乡村精英人物抑或新乡贤人物。革命文化倡导的革命道德，是早期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20世纪50—70年代文学选择、描写、评价“新人”的主要参照。革命道德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在要求革命“新人”为实现革命理想要有牺牲奉献精神，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等方面则是不变的。革命道德境界要高于儒家“成贤”的要求，“农村新人”成长叙事中的“新人”不仅是走在“成贤”的路上，而且也是走在通往“成圣”的路上。
政治观念也是晚清以来乡贤文化应有的题中之义，自然也是影响清末民初至20世纪末中国文学乡贤叙事选择的又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不同历史时期持不同政治观念的作家对乡村精英、乡贤人物与乡贤文化的价值评价与叙事选择也是不同的。清末民初的乡邦文献发掘整理，“乡贤传记”及“新小说”的乡贤叙事，都是为当时的政治革新运动服务的，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其所选择的作为叙事对象的历史与现实中的乡贤人物或虚构的乡贤人物，不仅是一个地方的乡魂，还应是国魂，借此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爱国精神。早期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新人”成长叙事是与现代革命、阶级斗争、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乡绅、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等作为革命对象与阶级敌人，成为文学叙事中的反派人物，革命意识形态孕育的“新人”代替传统乡村精英成为乡村革命和建设的精英力量。在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农村新人”的代际更替也是特定时期特定政治观念影响的现实反映与叙事选择。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新人”叙事和新“能人”叙事，既有传统政治观念的影响，更与本时期的改革开放意识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在现代国家观念与爱国思想的价值取向具有较多的共同点之外，晚清至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道德、政治观念的价值取向则多有不同，在对传统乡贤与现代乡贤的认定与价值评价上的差别也非常大。创作者的叙事选择因此与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选择多有分歧与冲突。在历史选择与叙事选择的相互颉颃中，历史与现实中的乡贤文化与文学叙事中的乡贤文化相互召唤，相互影响，砥砺前行，其新的发展趋向有待继续关注和适时做出新的研究。
注释：
（1）（8）见王先明：《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20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见刘伟等：《从县官到村官到乡贤——余茂法辞官回乡保护古村落的故事》，《光明日报》2014年7月13日。
（3）杨军：《弘扬乡贤文化 发挥乡村新乡贤作用》，《文化学刊》2015年第5期。
（4）胡彬彬：《古代乡贤与乡村治理》，《文史知识》2016年第6期。
（5）〔日〕田中忠夫：《国民革命与农村问题》上卷，第86页，李育文译，上海，村治月刊社、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6）〔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149页，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7）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毛泽东论教育革命》，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9）楼宇烈：《“乡贤文化”漫谈》，《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
（10）胡彬彬：《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光明日报》2015年5月21日。
（11）王肃：《孔子家语》，第14-15页，廖名春、邹新明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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