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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开始，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开始陆续推出由杨庆祥教授任总主编的“新坐标书系”，据编选方和出版方介绍，这套书系旨在全面展示当下青年写作的力量，兼具可持续性与史料研究价值。这无疑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的编选与出版工程。 所谓“坐标”本是一个数学名词，指的是能够明确表示在直线、平面或空间位置的一个或一组数的那个点。现在这套以文学作品为主体构成的书系既然借用这个数学名词并在前面冠之一个“新”字作为自己的总命名，我想总是应该充分考虑了构成“坐标”的诸要素。 丛书总主编杨庆祥在为这套丛书撰写的后记中已为此基本一一做出了明确的回答：那“一个或一组数”即是以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青年代表性作家为主体，所有的编者都是出生于80年代以后的青年评论家和文学博士。而所谓“新”则是以时代、文学和经典这三个要素为内涵，并作为那“一个或一组数”所在的“直线、平面或空间位置”。 这样的定位当然是清晰的，如果说我还有一点不太确认的地方，那就是现在就将“经典”二字纳入“新”的范围，是否还有点为时过早。尽管距离入选该丛书的某些作品的面世时间也过去了20年左右，但就入选该丛书的这些作家整体而言，似还远不到“盖棺定论”之时，最终能否成为“经典”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当然，面对这套颇有价值的书系一上来就如此挑剔确有吹毛求疵之嫌，还是先回到丛书自身为好。 首先，这套“新坐标”确有编选出版的充分理由和足够价值，如果我们将观察的视野打开放宽至新时期伊始，便更可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放眼新中国文学，以1978年为起点至80年代末或90年代上半叶为止的新时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大时段。活跃在这个时期文学舞台的作家其实是由自20世纪初至60年代出生的几代作家共舞，他们共同上演了新时期文学繁荣与辉煌的这台大戏。对这几代作家的研究虽然还处于进行时，但毕竟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与基础。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登上文学舞台的70、80两代作家，其中虽有少数也曾“折腾”得风生水起，但对他们的研究，无论是总体还是个体则显然不足。特别是在当下，这批作家大都已构成文学创作之重要力量，有的其实也已步入中年。因此，对他们加以集中的观察、理性的研究不仅恰逢其时，更确有必要。在这个意义上讲“新坐标”的编辑与出版的确值得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其次，从已公开出版了的部分“新坐标”看，每本大体由代表作品、相关重要评论选、创作谈和自述、访谈和创作年表这五个部分组成，尽管每种的各自比重或存有参差不齐之遗憾，但总体上对一个作家进行研究的要件则是完整的。这一点很重要，也是对一个作家展开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基础性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坐标”看上去似乎只是某位作家创作成果的一个结集或一种浓缩，实际上更重要的价值则在于提供了为之展开科学研究的基础模板。其中除创作年表是做学问的基础工作与硬功夫外，其余四个部分的选择以及访谈时所提出的问题本质上则是考验选家自身能力如何的试金石。这样一种结构在过往的归集性选本中不多见，也是这套丛书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最后，编纂这套书系在总主编杨庆祥心中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依此建构“原创性理论的创造”。他谈道：“‘五四一代’借助启蒙和国民性理论，‘十七年’文学借助‘社会主义新人’理论，‘新时期文学’借助‘现代化’理论比较自洽地完成了自我的经典化和历史化。那么，这一代人的写作需要放在何种理论框架里来解释和丰富呢？这是这套书系的一个提问，它召唤着回答——也许这是一个‘世纪的问答’。”这样一种良好愿望我当然是理解的，但我也有一点确不如杨教授自信的地方。无论是“五四一代”还是“十七年”抑或是“新时期”，看上去似乎确是在用“一句话”或一种概括“比较自洽地完成了自我的经典化和历史化”。但这真的就是“原创性理论的创造”吗？又真的就是“比较自洽地完成了自我的经典化和历史化”吗？说实话，我对这样的判断是有所怀疑的。在我看来，这样的“一句话”最多只是一种时代背景的省略性描述，远不足以称之为“原创性理论的创造”。如果说过往的历史局限产生出这样的结论，我是可以理解的。但经历改革开放40余年后，基于全球化视野的考虑，当下我们是否还应该认同这种意见，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做这样的努力？ 我当然支持在新的文学实践面前，比如面对“70后”“80后”的文学创作实践，做一些“原创性理论创造”的探索与建构，这完全应该，也必须去做。但这种“探索与建构”一定不是那种诸如“多样性”“多元化”之类大而化之的、一句话式的概括与描述，而应该是具体的、实在的、丰富的。背景的描述固然可能适当抽象与概括，但具体到一个时代中作家的个性研究、作家间的比较研究则一定是充分个性的、鲜活的，不是一两句所能概括与描述的。如果说这也是“新坐标”这个空间中的元素之一，那一定不是一个“点”而是一群不同的“组”。 “新坐标”的搭建还在继续行进的过程中，我在充分肯定它独特贡献的同时，也不揣简陋地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目的只是为了这新建构的“坐标”更加周密与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