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花喜鹊》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这个小说也可以取另一个名字，叫做《项链》，因为它似乎是一个自觉向莫泊桑致意的小说。但这样一来，就明显有“撞车”的意思了，就变成了一个有清晰“互文关系”的小说。当然，即使叫《花喜鹊》，也依然可以看作是向“莫老师”致意的小说。不过，又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摹仿——也不是戏仿，那不是付秀莹的风格，她是个认真的人，永远不愿意用现代主义的态度写小说。

用古典的态度还能够写成小说么？当然能，付秀莹都写了十几年了。她告诉我们，小说的可能性在传统的意义上，在传递人性之美的意义上，依然没有耗尽。经历了几十年的现代主义变革与运动，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一个姓陈的园丁的故事，差不多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这也是付秀莹的本事，她擅长的就是钻进人物的心里，去完成一个人的独白，演绎出他完整的心理活动，他的性格逻辑。当然，最终是完成作者自己的叙述逻辑，读下来，几乎完美，无懈可击。

这个叙述逻辑是什么呢？在我理解，就是“贴着人物”的性格与处境，去理解，去写，但同时，也是按照作者自己的理解方式、叙述习惯，甚至是价值观去演绎。关于这一点，付秀莹有着与一般作家很不一样的看法。记得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读到她的小说的时候，曾经与她交流过，那时她还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手里“待嫁”的文稿有一大摞。那语言，活脱得叫人放不下，人物的心理活动也称得上栩栩如生，叫人心有戚戚，单单是让人感到有一点过于平静祥和，还差一点点惊涛骇浪、波澜起伏罢了。所以我好为人师地出馊主意，叫她“心狠手辣一些”，让自己的人物该恶的恶，该死的死，该分离的分离。她笑了，嘴里“嗯嗯”着，看样子是接受了，可这么些年过来再看，根本没接受。

没有接受就对了，她用自己一贯的执拗，写出了好的小说，写出了自己的路子，甚至动摇了我对小说原本的看法。我曾认为那种古典的写法早已终结，但现在看来，却让付秀莹给成功地延寿了。

后来我就读到了她众多的短篇小说，在各大刊物上，那些人物依次活了起来，仿佛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和生活之中。《旧院》《爱情到处流传》《春暮》《夜妆》《绿了芭蕉》，甚至一个非常短小，却叫人非常难忘的《花好月圆》。这些作品中，她塑造了一大批乡村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的形象，她们有的是在乡村的旧习惯里挣扎，有的是到城市里来打拼，有的是读书后留在了城里，变成了一个有着城市身份、却又永远有着一颗乡村的心的分裂者。

但相似的是，她们都经历着自己的内心生活，她们是卑微的，但却是鲜活的生命，有自己的小善微恶、爱恨情仇，有自己温婉而固执的性格，自我纾解和自我教育的聪慧，甚至她们也有着希望融入的憧憬，作为“城市的局外人”的不甘心。她们会用各自的方式，去与命运较劲、抗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做无谓的、叫人心痛的挣扎。

这些人物，后来又汇集到了她的长篇小说中，在《陌上》和《野望》中，甚至在《他乡》中，这些灵魂和肉身，又都完成了一次生动的汇聚，一次盛大的群演。我渐渐地感到，付秀莹通过她小说中人物和故事的讲述，终于成为了她自己。

但这一次还是有变化：主人公由女变成了男，她把笔触聚焦到了一个来自乡村的园丁身上，但依然是在一件小事，在一个小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展开。而且，因为涉及到了一个古老的“物权正义”的道德问题，所以几乎可以说，有了内心的惊涛骇浪。

老陈不老，但已在城市混了多年，他是一个人，老婆孩子都远在乡下，他作为一个小区的雇工，角色是花匠、园丁、环卫保洁人员，并无像样的地位。但只是因为出身的微贱，这样的工作已让他很感到满足。撇家舍业，挣的钱也不算多，但毕竟乡下人钱不好挣，有份城里的工作不易。这些年闹疫情，多少乡下人都被迫离开了城市，所以他实际上还十分珍视这份工作。久而久之，他对城市、对自个儿的身份还有着一种奇怪的认同感、满足感。

这是心理基础。但境遇毕竟与城里人还是不一样的，老陈家庭负担还是很重的，他艳羡城里人的生活方式、财富水平，也梦想着有朝一日会有意外之财。这一日，机会终于来了，他在某家人一楼露台上的花盆里，“捡到”了一条金灿灿的项链。这明显是女主人在晾衣服时不小心遗落的，如果他“昧”起来，定然算不得“偷”，而且失主可能也完全想不到项链的下落。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给自个儿的二小子找上媳妇，解决掉自己的一个大心病。但是思来想去，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实在不体面、不道德，最后，他在犹豫与羞赧之中，把项链还给了那位女主人。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难在主人公心理的纠结与活动上。黑与白，对与错，是与非，光明与私心，在主人公的心中，掀起了久久不息的波澜。再者，难也难在作者要为主人公的行为选择，为这一犹疑不定、自我矛盾的过程，找到合理的、恰如其分的解释逻辑。

确乎这是付秀莹的拿手好戏。他把这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写活了、写神了，写到了骨头里，活画出了人物的五脏六腑，三魂七魄。他得了这项链之后，那一番矛盾纠结、内心斗争，可以说集合了莫泊桑、梅里美，集合了果戈里、契诃夫，也集合了鲁迅和张爱玲他们塑造人物时的那些个手段，把人物的内心世界翻了个底儿朝天。他一会儿得意开心，一会自我嘲骂，一会儿自我原谅，一会儿纠结反复……读者自会从中看得起伏跌宕、五味杂陈。

这个过程，让人也想起了阿Q、骆驼祥子、高加林们，想起无数在乡村和城市间穿行、撕裂和挣扎的人物。付秀莹不止是写出了一个老陈，而且还让我们看见了一个谱系。

既是出于一个古老的契约，一个基于人心的法则，也是无法决断中的一个赌注，如果那只灰喜鹊飞回来，他就把项链归还人家，如果不回，他就昧了。然而最后，他还是在仓惶和词不达意中，把项链还给了物主——尽管灰喜鹊并没有飞回来。他坚持还了自己一个清白，一个心安理得，一个光明正大。这个逻辑并不高大全，但是深得人心，让人觉得对这个世界并没有绝望，非但没有绝望，还有那么一点点阳光灿烂了。

我不想说这是什么“物权正义”、法理的阐扬之类，那样的话题未免过于高大上了。古人对于这类主题的处理，是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那样，最终“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不是你的不可以起贪心，有歹念，因为最终会有一个因果报应在那里等着。在莫泊桑笔下，那位虚荣而不幸的中产阶级妇女，为了一个晚上的大放光彩，付出了几乎一生，当然也是出于一种契约精神，一种良心与承担的执念，尽管她也显现了虚荣的愚蠢，但她的代价却更令人唏嘘。

好的作品就是这样，永远只基于人心，基于人的命。付秀莹遵从了这些古老的信念，写出了一个并不高大，但却真实且有着善意和灵魂的人物。他可能就在我们身边，那些个我们并不信任也并不亲近的陌生的劳作者，擦肩而过的芸芸众生们。

由此我相信，文学除了揭示恶，还可以传递善，除了可以“心狠手辣”，还可以菩萨心肠，可以温情脉脉、软绵绵。

付秀莹已然是成熟的小说家了，她在当代文学中辟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景观，坚持用传统的、古典的方式写短篇，坚持用乡村风情画的方式写长篇，这在我们的时代，确乎并不讨巧，但这也恰恰证明，她是唯艺术的，为艺术的，有信念和传承的写作者。

“内心的戏剧”，我想给付秀莹的写作模式找出一种说法，但似乎并不准确。我的意思是，好的小说应该有很强烈的戏剧性，而戏剧性的小说一般是靠人物性格化的语言，很激烈集中的故事，一系列的巧合来呈现的，这一点似乎并不是付秀莹小说的特点。她的魅力几乎从来都是基于她的语言，基于她叙述的、分析性的、不断转折和滑动的、溢出的语言。这样的语言表面看虽然是人物的，但其实更像是作者的。而一般来说，靠作者的叙述流生成的小说，戏剧性是相对匮乏的。早期付秀莹的小说中，似乎就是缺少了这类戏剧性的特质，而现在却不一样了。她的小说中，有了很强的内心化的戏剧性，人物的性格逻辑中，有一个非常清晰鲜明的戏剧逻辑。这一点，再加上她精细跳脱的、如花绽放的语言，那也就意味着付秀莹的小说写作，真正已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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