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约为一家媒体“文学里念故乡”栏目写一篇散文，有感而发，一蹴而就。散文发表之后，总觉得意犹未尽，何不写一个小说呢，这个念头一旦闪烁出来，记忆的闸门就打开了，脑海里很快浮现出两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应该还是在襁褓时代，母亲抱着我，我看见一个红楼，从绿荫里伸出一个翘檐，阳光在红瓦和树叶上滚动，就像波光粼粼的浪花。这个画面被我定位在我的出生地，安徽省霍邱县姚李镇老车站对面北偏西。十二岁那年，我从另一个老街洪集转学到姚李读初中，经常到汽车站，去找那个红楼和那片树林，然而再也没有找到。

另一副画面相对清晰，那是我童年生活的洪集老街，十字街西南角有一幢红顶小楼，虽然只有两层，但是每层都有五米以上，再加上地基较高，在平畈上鹤立鸡群。记得一个景象，好像是个阴天，站在两公里外的新街往东边看，老街方向烟柳婆娑，掩映红楼，如梦似幻。

我的幸运在于，我有两个故乡，梦幻中的姚李老街的红楼一角和真实的洪集老街的红顶小楼，照亮了我的整个童年。当时姚李是区政府所在地，下辖洪集、顾店、大桥、姚李四个公社。我父亲是一名基层干部，他的工作经历耐人寻味，先后担任过姚李农科所的所长，洪集公社宣传委员，姚李区物资分销处副主任，洪集公社党委副书记，姚李公社主任，洪集公社党委书记，姚李区副区长、区人大联络主任。我出生在姚李，尾随父亲，在洪集读小学，在姚李读初中一年级，在洪集读初中二年级，在姚李读高中，在洪集当民办教师，从姚李应征入伍。在我离开家乡之前，我的家就像一条小船，在姚李和洪集之间十一公里的河流里来回穿梭，而我在船上比别人更多地领略了两岸的风景。

从我记事之后，我们家的主要根据地在洪集，因为姥姥和奶奶始终生活在洪集，但是姚李却是我本人的精神故乡。姚李有养育我长大的托儿所所长韦姥，有曾经把我从倒扣的摇篮里救出来的医生桂伯和他的夫人孙淑兰阿姨，以及他们的女儿桂成园。

十几年前回故乡，走在姚李的街上，突然有人喊我的小名，说我小时候她给我洗过澡，问我记不记得？我说我当然记得，你是我大姐。我在洪集读小学的时候，经常因为种种原因（也包括改善伙食的需要）离家出走，徒步十一公里，去找我的姚李亲人，夏天穿一条短裤，浑身腥膻，而经常负责照料我饮食起居的，就是我的姚李大姐王启兰和桂成园。

当然，我的小伙伴也比别人多出一倍。初中二年级，有一次，姚李中学的同学给我写了一封信，落到我母亲的手里。这个同学喜欢拽文，模仿样板戏《红灯记》里的一句台词，在信里写了一句“左手戴手套，暗号照旧”，这一下，引起我母亲的警觉，她生怕我加入了某个非法组织，当天就跟我父亲说了。父亲研究了那封信，认为那不过是孩子们的一句戏言，跟搞地下工作没有关系。我在《老街书楼》里塑造的乔大桥和杜二三等人物形象，都有那封信和那个同学的影子。乔主任这个人物的身上，也有我父亲的影子。

我在姚李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住处同姚李文化站对门，文化站的站长绰号周老飘，人高马大，多才多艺，他培养了很多基层文艺骨干。每天晚上下自习回来，都能见到文化站灯火通明，我常常会挤进排练室，看周站长翘着兰花指，声情并茂地做示范。这段旁观排戏的经历，不仅给我带来了欢乐，也在我的心里播下了文艺的种子。我曾经猜想，我在襁褓时期看到的红楼一角，会不会就是姚李文化站呢？也许是，也许不是，不管是不是，它最终都成了我的红楼一角，《老街书楼》里有关老街文艺节目的情节，主要来自姚李文化站。

说到底，《老街书楼》这部作品的主要意象还是洪集的那幢红顶小楼。我十岁前后，跟父亲住在公社大院里，红顶小楼就在大院西边，我们同卫生院、信用社、食品站等单位的孩子一起，组成了“公社小孩战斗队”，常常同“南头小孩战斗队”和“北头小孩战斗队”玩战争游戏。突然有一天，我们得知那幢神秘的小楼里存放一批所谓的“毒草”——多数都是文学名著。战争游戏于是变成了真实的情报战、争夺战、保卫战。那段经历，在我的心中储存了很多年，在2023年的春天，记忆被激活了，红顶小楼成了《老街书楼》的主要场景。

我们那个老街，哪里来的这么多书和画册子呢，这又要从头说起。洪集只是一个很小的乡村集镇，而在洪集的西南方，有一个较大的集镇，名叫叶集镇。洪集和姚李的学生上中学，大部分都在叶集中学，而叶集是“未名四杰”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的故乡，同蒋光慈的故乡也仅一河之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文学大家给家乡捐赠了不少图书。特殊年代里，叶集中学一度停课，学生不上学了，从图书馆借的书也不用还了，都带回家。后来，这些书被造反派收缴在一起，藏在红顶小楼里，终于落入我们这些熊孩子的手里。

这里我要着重谈谈一本连环画《草上飞》，那可能是我最早读到的连环画，那匹英雄的战马和马背上的英雄战士从此在我的思维世界里久久盘旋。我在姚李中学读高中的时候，离大别山又近了十一公里，学校东北方有个井沿村，那是我的出生地。村庄边上有个小山包，我经常在下午放学之后，坐在山包上，目光越过长岗和漫流河，眺望东南方向的大别山，想象那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想象我骑着一匹战马，纵横驰骋在天穹下晚霞间，身上的战袍迎风飘扬，像巨大的风帆。

十几年后，我踏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有一年冬天出差到武汉，从武汉大学《苏俄文学》杂志上读过一个中篇小说《一个姑娘的故事》：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前苏联红军一个骑兵连长，在一片废墟里发现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后来就留在了骑兵连，成为连长的通信员。一次战斗之后，连长窥见了一个秘密——在一片树林里，蓝色的月光下，那个泼水洗澡的通信员，原来是个女子。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连长中弹牺牲，通信员扔掉军帽，接过爱人手中的军旗，高喊一声：“现在，我就是连长，我在前面，全连跟上，向法西斯复仇，冲啊！”

然而，这个神奇的骑兵连女战士，在战争结束后却迷失了方向，跟领导一言不合就拔出手枪；工作岗位一再调整，越调待遇越差；邻居妇女经常在背后议论她是“骑兵连的疯子”；而一旦她穿着睡衣、叼着烟卷、端着脸盆出现在盥洗室的门口，女邻居们又都噤若寒蝉。最终，这个被战争扭曲和命运捉弄的女英雄自杀了……

这部作品至少影响了我四十年，那些人物的故事让我对战争、英雄、命运等等概念有了新的认知。骑兵连的马同我从《草上飞》里认识的那匹马融为一体，它先后出现在我的小说《历史的天空》《马上天下》《英雄山》等作品里，终于，它在《老街书楼》里成为一个主题意象，并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在作品里，我通过少年杜二三的视角，对《一个姑娘的故事》进行了改写：女主人公柳芭痛打领导后被关到监狱里，骑兵连的老兵得到消息后，从废墟的地下室里找出武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老兵突击队袭击了监狱，抢走了柳芭。后来一支军队追上来，把他们包围在河岸，关键时刻，从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冲出来十几匹战马，柳芭和她的战友们跨上战马，腾空而起，像雄鹰一样翱翔在河面上，向着远方奔驰而去……这个想象，源头就是姚李井沿村的那个小山包。

一位出版社的总编在读了《老街书楼》之后，感慨地对我说，这是你写得最像儿童小说的小说，因为你的生活中有真实的老街和书楼。我的回答是，我的老街不是一条街，我的书楼也不是一座楼，我感谢我的童年，感谢我的红楼和红楼一角，给了我阳光明媚的创作底色。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皖西人，著有小说《英雄山》《琴声飞扬》《历史的天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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