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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居世界第三大人口城市的上海，给出一个人物，一个不同于任何一个伟大叙事者故事中的“人物”，让“他”走出去，使更多世代、更广大世界的读者阅读。这是我们时代的任务，也是我们生命的责任。 先说景观。“人类文明在非线性的时间长河中，每次幽微震颤都值得被持续观察和质询。”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何止幽微震颤，而是掷地有声，更是金声玉振。它在理论上是崭新的，它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将经由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被创造出来。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虽然在理论上是崭新的，但是在实践中一直没有停顿。当然它不是过去时的，它是现在正在进行时的，这个正在进行时涵盖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或者说打通和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或者从1840年就开始了。从近代的“师夷之长”的理论学说到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及至新时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代代传承，作为现代化主要标识的承载物的都市形象，也在我们的视野中不断翻新，渐渐明晰起来。 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全新选择、全新方案的实践中，这一代作家岂能缺席？ 既然，“人类文明在非线性的时间长河中的每次幽微震颤，都值得被持续观察和质询”，何况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诞生和实践，更值得我们——在这一文明的“新纪元”式的时间和实践中——作为作家去做它的观察者、亲证者、注释者和书写者。这不啻是时间提供给我们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它无比宝贵。它其实是在向我们要一个与过去的现代化，或过去的都市发展、都市写作都不一样的全新的文学景观。 “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R.E·帕克）由此，它也成为各国作家竞相书写的对象。都市的意象、都市的景观，经由与之相伴的与现代化发展并行不悖的书写，而建立起来了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文学景观。 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命题，它所要求的景观是一种以往文学不曾出现过的景观。 首先，它不是九十年前茅盾《子夜》笔下的上海，不是老舍笔下的北京，不是巴金《寒夜》中的重庆，它也不是狄更斯笔下的伦敦、雨果笔下的巴黎、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那么，“它”是哪里？这个“它”是什么样貌？“它”经由艺术表达为我们提供出怎样不一样的“景观”？这只能经由我们的书写为我们自己揭晓答案。 再讲人物。 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其中第一个便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基本国情和具有的首要特征。 迄今为止，全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地区不超过30个，总人口不超过10亿，而我们一国14亿人口实现现代化，将使世界迈入现代化的人口翻一番，也将彻底改写现代化世界版图，从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022年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14亿人中超过一半的人口，大约8-9亿人是城镇人口。 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会如此幸运。从前没有，现在也只有中国有。中国作家面对着9亿的城镇人口，以这样一个以亿计的对象作为书写对象，书写者的襟怀和视野一定会有所不同吧。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你是不是应该为我们提供一个“人物”？“他”从14亿人中来，或者从9亿城市人中来，“他”从来没有被书写过，“他”是过往文学史中不曾有过、不曾被塑造出来的。 这个“他”，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能力将其塑造出来？ 你有了那么多无中生有、栩栩如生的精彩的故事，那么，你有没有把握讲，我今天要给你一个从前的书写中从来没有被写出来的“人物”。这个人物不属于上一代、上上代的创造者。你能不能拍着胸膛说，“他”就属于“我”，“我们”这一代。你有没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说：我的祖辈、父辈、兄辈都没有将“他”塑造出来，而我将“他”塑造了出来。 我们的祖辈父辈给出了许多人物，鲁迅先生给出的“人物”中有阿Q，有《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有《祝福》中的祥林嫂，鲁迅给出的三个人物，从三个向度抽出三个线头：其中既有对农民的思考，也有对知识分子的刻描，以及对女性人格的探索。这些人物提供了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三个方面。 比如赵树理给出的“人物”中有小二黑、小芹、李有才，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晋东南婚丧嫁娶、日常生计、生产生活的观察，这些人物提供了我们足够鲜活的历史进程中的人性样本与例证。 又比如柳青给出的“人物”梁三老汉、梁生宝，如果研究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人物的思想样貌和心理状态，以及农民与土地、与粮食、与人众的变化中的关系，我们无论如何绕不开这两个人物。 你可以说，“他们”都不是都市人物，但是你却否认不了，“他们”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实践进程中的人物。你可以说，“他们”都是半个多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以前的“旧”人物，但你却无法否认，“他们”在现代化艰难进程中的中国，留给一代代读者深刻的文学记忆。 是的，你也可以说，也许“他们”的社会学价值、文化学价值，甚至人类学价值大于“他们”的文学形象价值；你可以说“他们”年代久远、地域辽阔；“他们”不属于今天，不生活在林立的楼厦之中，烟火的市井之间；“他们”或许生涩、或许刻板，或许简约，或许单面。 但是，我们也可以反问一句，你给出了“谁”？你的“他”是“谁”？ 即便不如祖辈给出的孔乙己（鲁迅《孔乙己》）、倪焕之（叶圣陶《倪焕之》），我们给出了父辈给出的倪吾诚（王蒙《活动变人形》）、方鸿渐（钱锺书《围城》）、章永磷（张贤亮《绿化树》）、高加林（路遥《人生》）了吗？“他们”不能不说是城市中人、都市中人，或者是城乡之间的徘徊者。 更不用说，我们的兄姊辈为我们给出的“人”：王一生（阿城《棋王》）、陈千里（孙甘露《千里江山图》）、赵秀英（朱秀海《远去的白马》）、雯雯（王安忆《雨，沙沙沙》）。这些人物活在“他们”的年代里，也活在我们的阅读里，“他们”经由我们的阅读不断擦亮，从而从故纸中直起身来，坐在我们对面。“他们”坐在那儿，沉默内敛，却仿佛也在问我们，我们的那个“他”在哪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以“他”和自己互为镜像，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他”创生出来？ 是的，我们还没有我们的“浮士德”，我们的“谢尔盖”，我们的“悉达多”，我们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生命与作品相通，事实在于，有这样的作品便要求这样的生命。“生命是作品的设计，而作品在生命当中由一些先兆信号预示出来。” 生命如何能成为作品的设计，文学如何能成为生活的前提，这对于一直视作品为生命创造物，并在这一理论观念下成长而接受的我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但文与人对位关系不可置疑，文、人统一到文、人同一，其间有许多生命的暗示，它必将通过文字最终显现出来。或者还是那句话，你要写出什么样的“人物”，有时来自于你的观察、旁证，而要写出“你”自己，则必须亲证它，或者叫“躬身入局”。“他”——这个人物要的是你的血肉，你的精气，你的灵魂。 中国式现代化，14亿人，9亿城镇人口，其中也许五六亿是都市人，其中的三亿到四亿是大都市人。联合国人居署《世界人口评论》有一个统计，2023年世界人口前十的大城市中，东京以3743.52万人位居第一，德里以2939.91万人位居第二，上海2631.71万人，位列第三，北京则排在第九。 所以，身居世界第三大人口城市的上海，给出一个人物，一个不同于任何一个伟大叙事者故事中的“人物”，让“他”走出去，使更多世代、更广大世界的读者阅读。这是我们时代的任务，也是我们生命的责任。 “他们”在向你招手、向你呼吁，“他们”在芸芸众生之中向你——这个书写者诉求。“他们”中的“他”需要你点石成金，而你，也会因找到“他”而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