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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青年写作 我在高校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当下文学作品的关注，是本职工作之一。业余时间，我也是一个写作者，热衷于创作小说。从这样“撕裂”而“尴尬”的身份出发，我对当下青年小说创作有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这些看法，也许是片面而不准确的，但也包含着我对文坛的观察，以及对自己创作实践中遇到问题的思考。 青年写作，一直是文坛关心的话题，但当下的青年写作，似乎又有着特殊性。相比过去，文学创作面临的整体形势发生了改变，即创作格局已由上世纪主旋律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并立，发展为主流文学、纯文学与网络文学的三方角逐。主流文学的权威影响力，造成文学资源分配的进一步倾斜，而主流文学的表现水平、受众与传媒融合度、资本转化率都大大增强；网络文学作为新兴通俗文艺类型，利用新媒介形式，正不断发展出自身的传统，不仅容纳了原有的通俗文学，不断加强融入主流化的能力，吸引了大量文学青年投身其中，由此也形成了对主流文学与纯文学的双重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纯文学的萎缩，也非常明显。新世纪二十年，纯文学领域，特别是小说领域，其基本叙事模式，都来自上世纪90年代，近些年更是停滞不前，与现实日益隔阂，表现力和影响力日趋退化。由此，纯文学创作不仅面临意识形态规训、经济大潮冲击等问题，且构成其基础的青年创作队伍，也在不断分化，面临影响力变弱、创作队伍流失、创作转化率变低等诸多问题。 当然，问题的另一面也在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由于网络技术支持，中国文化产业的“弯道超车”，显得非常突出：“2019年中国网络文学作者数量就达到1936万人，其中90后年轻作者占比达44.6%，成为主力军。2019年网络文学行业市场规模达到201.7亿元，网络文字作品累计规模稳定增长，达2590.1万部。IP新改编数量共9656部。”[1]中国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不仅包括传统出版、影视、游戏等产业，且是建立在互联网思维之上的经济活动的跳跃式发展。文学创作，其巨大的娱乐、教育等功能，正在与其他行业的融合之中，再次焕发青春，出现无数机遇，这种情况不仅会促进网络文学发展，也会促进包括纯文学写作在内的文学创作整体的长足发展。 由此可见，就纯文学领域而言，当下中国青年写作，面临的情况很复杂，困难也很多，而青年写作自身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我将之概括为“四种症候”。一是“围栏症”，就青年创作的队伍建设而言，近些年来，纯文学领域的青年写作，变得日益“创意写作化”。从前青年作家的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丰富而复杂，比如，王小波兼通文理，擅长数学、编程与逻辑，冯唐是妇科肿瘤专业博士，余华则是牙医。理工科出身的青年作家，与文科出身的青年作家，比例大致相当。就职业背景而言，过去青年作家的背景更复杂，多样化职业背景，使得青年作家有更开阔的视野，更丰富的知识，不受拘束的想象力，以及不同的社会体验和人生阅历。即便作协或文联系统的职业作家，也是先进行业余写作，功成名就之后，再进入专业创作队伍。这种“先业余后专业”的创作培养路径，“不拘文理出身”的创作资源，正在被慢慢单一化，从而使得很多青年作家变成高校内部的“创意写作家”。文学刊物和文学出版界，似乎也对这类“创意写作家”有很大热情，炫目的文科高等学历、高颜值加学霸的人设、精致小资的现代表述，树立了纯文学写作的新偶像，也导致“写作出身论”再次桎梏了创作的活力。 首先，纯文学创作正在进入一个迅速的“高校化”与“精英化”培养模式。我这样说，并非抹杀创意写作专业的必要性。高校文科设立创意写作，本身就是文学教育衰落的背景下，对“文科实践性”的突破性尝试，也有利于打破文学教育“重学术、轻创作”“重知识、轻实践”的痼疾。“创意写作，实际是增强文学教育的‘应用性’与‘就业出口’，大学体制做出的‘被迫’回应。”[2]笔者在高校开设创意写作课，也曾参与多个高校创意写作专业的教学指导、毕业作品审查等工作，对此深有感触。一方面，目前的创意写作培养模式，也有着“重新理论化”倾向，高校对创意写作教师的考核和评价机制，依然着眼于论文、项目、课题，这也导致创意写作教师被迫将“创意理论”作为研究重点，而不是将创作才能培养作为第一目标。这也就出现了很多高校创意写作教师，本身不会写作，不懂写作，只懂“创意理论”的怪现状。这样“被理论武装”的创意写作专业，回到原有高校文科教育的旧轨道之上，又与传统文科有多大区别？在这样的创意理论指导下的青年写作，也会呈现出模式化倾向，缺乏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其次，即便是对高校青年作家的培养，过早地将青年写作专业化，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高校学生正值青春期，对外界接受敏感度高，对新鲜事物充满热情，过早让青年进入“专业作家培养”，会导致他们变成温室的花朵，过早进入写作的条条框框，知识面狭窄单一。他们被“大师模式”“成功写作范式”等东西限制住想象力发挥，没有成为真正的作家，反而成了“围栏里的文学爱好者”，养成一个“作家的范儿”，培养一肚子不合时宜的牢骚、虚荣心和虚骄情绪，只对细枝末节的东西感兴趣，满足于某种时髦的表达。真正的文学家，无论高尔基这样的底层作家，还是博尔赫斯、库切这样的学院派作家，一定有着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以及出自自我个性的、拒绝程式化的独特表现力，这些东西，必须通过现实的实践，从个人化生命思考中来，即所谓的“从世俗之中来，到灵魂中去”。 与此同时，原本青年创作队伍培养不拘一格的、有充分活力的做法，正在被网络文学作家培养体系所征用。据阅文集团发布《2021网络文学作家画像》，网络作家中，95后占比最多、增长最快，网文作家最多的城市前三名分别是重庆、上海和温州。“白金大神”作家中大学以上学历超75%，理工科占比达60%。以文字为生的网文作家，他们就读专业排前三位的居然是计算机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自动化专业。而就整体网文作家创作背景而言，角色覆盖的职业超188种，学生、工人、医生、警察、计算机工程师、科研人员、法医、律师、退役军人……其中，医生、运动员和互联网从业者是这三个职业是创作中最多涉及的，也是职业文主角最常见的职业。[3]这种巨大反差，无疑应该引起纯文学界的反思。我这样讲，并非抹杀创意写作专业的重要作用，而是呼吁加强该专业的实践性与参与性培养，打破高校过分看重理论的毛病，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加强创作实践训练，将青年作家深入生活的能力与精神提升相结合，将文学技巧培养与文学感悟力培养相结合，真正达到培养青年作家的目标。 二是所谓“恐大症”。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洗礼，文学青年的小说创作，很难不沾染现代主义气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主题意蕴、创作理念、艺术技巧，其实都遇到了不少问题。而如今很多文学青年的成长之路，依然以现代主义小说文本为模仿对象，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传统小说的理解，忽视了西方现代主义文本背后的社会逻辑和文化逻辑，进而将这种模仿等同于某种时髦的理论，某种华丽晦涩的辞藻，以掩盖其艺术感受力的麻木和表现力的苍白。 首先，这种症候表现在对凸显的“微小叙事”非常着迷，标榜某种“个人化叙事”，迷恋某种情调化的叙事语言，关注一些琐碎之极的小事，多以个人情绪流动为结构，这种语言或有某种流行的伪浪漫气息，或干瘪晦涩以空缺为美，或繁复而晦涩以密集信息为深度，然而由于对社会生活，以及人性理解的浅薄，既无浪漫可言，也无审美之独创，更不用说深度。某些青年作家甚至以神经质的敏感，挑动性别对立，以满足部分读者狭窄的趣味，以激烈的姿态（而不是作品），树立表征辨识度，其结果也难逃被资本利用的下场。这些青年作家天然地对“宏大叙事”表现出恐惧感和排斥感，却不知所谓“个人化叙事”也可以形成一种雄健阔大的风格，比如王小波的“个人叙事”小说。其实所谓“宏大”与“微小”只是相对而言，微小的美在于“见微知著的优美”，宏大的美在于“力量的崇高”，即便个人化叙事，也能以个性语言和审美意识，形成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宏大风格，表现民族心灵史秘密、国家社会内在问题，及人类本身的种种深度思考。比如，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将契诃夫式的苦涩幽默与精巧的文本构思，以及富于隐喻的人物塑造相结合，表现了“人类绝望的人生中的反抗与和解”，真正做到“以小见大”。一味追求宏大叙事风格，容易将小说演变成虚假浮夸的故事，僵化乏味，且充满“不真实”的宏大符号；一味追求微小叙事，也容易掉入形式主义陷阱，“为小而小”，造成文本艺术效果的失效。 其次，这种表面追求“无事的悲哀”“日常叙事的深度”的小说文本背后，不仅反映了某些青年作家社会经验的浅薄，个人艺术表现力的孱弱，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于个人与文学传统之间的断裂，以及个人与社会、历史之间联系性的断裂。这就导致很多青年作家在长篇小说写作领域的“气力不足”。写个中短篇小说，也许还能驾轻就熟，一旦进入长篇领域，就变得捉襟见肘、非常吃力，有些青年作家写了大量中短篇，却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长篇，而勉强写成的长篇，或苍白乏味，或是几个中短篇的“集缀”，缺乏构架宏观世界的组织能力，也没有足够文本容量。作为表现人类经验的长篇小说，天然地具有某种宏大叙事特质，需要作家从个体出发，培养创造精神世界的能力。一味迷恋“小叙事”，会导致作家精神高度的“矮化”和思想深度的不足，也会导致作家不重视中国文学传统，迷恋所谓“后现代趣味”，作家会与现实社会、民族历史日益隔阂、疏离。这尤其表现在某些青年作家对“大题材”的痛恨，似乎只要反映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反映重要社会问题的小说，就是“媚俗”或“虚假的故事”。可美国华裔女作家严歌苓，不是也写过《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这样反映“南京抗战”“右派劳改”的“宏大题材”吗？青年作家不能被“先锋趣味”的“恐大症”所遮蔽，要勇敢挑战写作的难度，才能获得艺术和思想真正的跃升，成为一个成熟且辨识度高的优秀作家。 三是“浮游症”。这种症候是指某些青年作家缺乏写作的基本功训练，只漂浮在文本表面之上。青年作家有一种通病，喜欢关注某种时髦理念，而不太注重写作基本功训练。小说创作需要天赋与才华，更需要刻苦的训练。一般而言，一个青年作家，发表三四十万字以上的作品，算是初窥门径。早期发表的作品，是一个准备期和积累期，这时也许有不错的作品，但创作还是处于“自发”状态，运用的是储备的记忆，真正形成稳定的创作风格、稳定的“文学生产能力”，还需要扎实的训练。有些青年作家会出现“高开低走”“一篇成名后默默无闻”等情况，某种角度上讲，也是由于写作养成期中忽视写作训练所致。有的青年作家，热衷于写童年，写青春性爱，有的青年作家，开笔时能从“老年人情感”等巧妙角度切入，获得一定成功。然而，自我经验一旦被“反复书写”，失去创作冲动和新鲜感，就既不能沿着原有路数继续掘进，也很难渡过“瓶颈期”，达到更高远的艺术目标。文学训练，既针对不同文学体裁、题材，也针对不同文本长度的适应力，更是“夯实地基”（小说基本能力）的工作。某些自恃天才的作家，也许能“一飞冲天”，若要长久保持旺盛创作力，必须进行基本功锻炼，而更多作家需要的则是“长久的训练”。这种训练让青年作家脱离熟悉领域，增加共情能力，增强驾驭不同题材作品的本领，也让青年作家深入生活，拥有更深刻的艺术表现力。 同时，这种训练也是一种“技术性”锻炼。特别是青年作家写作初期，这种技术性训练，其作用远大于养成某种流行趣味、操纵某种写作元素。很多青年作家轻视训练，认为这是枯燥、抹杀创作灵性的做法。其实这些训练起到的只是基础作用，而不是以规则来限制，或许可将之等同于某种“创意训练”。其实在我看来，作家的这种训练，应是某种“自我培养和训练”，注重实践效果，而非某种规范性养成和学理性总结。这种训练，首先起于对社会与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它也以题材、对话、场景、风景、细节、人物、意蕴、知识、故事性、叙事话语、语言修辞等单元的培养为延展，其中又以“细节”“人物”为重点。选择这两者为重点，原因在于“典型理论”依附的现实主义原则，虽然也许早已被突破和质疑，但从小说基本原则、中国小说传统、小说读者的基本接受、小说实现媒介融合等几个方面着眼，“细节的锻打”可以让青年作家迅速成长，“人物塑造”则是小说有持久魅力的秘密所在。 再比如，“风景描写”功能在很多青年作家笔下，都已严重退化。某青年作家声称，他从不写风景，也不会对风景感兴趣，因为那都是19世纪、20世纪小说家的拙劣伎俩，他只在乎“人内心的风景”。这样说有一定道理。按照柄谷行人的说法，“风景”本身是现代文学的某种装置，有着特定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性。对现代小说风景描写的质疑，也含有一定合理性。然而，一方面讲，舒尔茨、杜拉斯、王小波、麦克尤恩等作家笔下，风景描写依然存在，只不过它们不再是民族国家叙事装置，而是与人的内心、人对世界的理解融为一体，形成了象征性氛围；另一方面来说，小说创作之中，精妙的风景描写，依然能给人们带来阅读快感，并以此形成人与世界的某种沟通性。因此，无论文化哲学领域，还是创作具体实践层面，风景描写，都不应被简单剔除在创作训练项目之外。与此类似的，还有小说的对话功能。某些激进青年作家，是不屑于写对话的。他们的人物对话描写，全是简单的，不加标点的“转述体”。小说对话功能，似乎只有在影视剧本等视听语言艺术之中，才被认为是重要技法。抛弃对话的立场，也与先锋文学对现实主义原则的质疑有关。然而，当这种姿态耗尽原有形式创新的冲动，很快就会陷入乏味的套路。精妙的对话，也是小说创作训练的基本单元，即便刻意淡化对话功能，有功力的作家也会让对话“转述体”显现出意想不到的力量。除此之外，讲述故事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它可以让作家在特定氛围内，将读者很快带入叙事节奏。讲述故事的能力，不能简单等同于叙述性等先锋化小说模式，比如，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讲述技法，口传艺术创作的评书技法，在今天的网络小说创作中，依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小说创作道路千万条，条条通罗马，每个人的创作面貌又不同，但基本功训练，会让青年作家有坚实的创作基础，能在此之上，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 四是“封闭症”。从事纯文学写作的青年作家，在走向创作时，很容易走入内心情绪，将某种情感性论调极端化，而疏忽于构建人与外部世界的关联。这种状态在创作初期是有利的，它容易让作家养成个人化叙述风格。然而，随着创作的深入，“初始化”的个人状态，必须在两个方面得到强化，一类沿着深度走，走入更深邃博大的境界，这种做法是将个人状态进行“内化”，小说题材、故事、人物，甚至叙述手法，表面看似乎并没变化，但主题却能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深化；另一类作家则走向外部世界，将个体体验与外部世界更好联系起来，将个人状态进行“外化”，故事不断变化，主题也不断变化，但总体而言，又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这两种做法很难说孰优孰劣，只是侧重点不同。前一类做法，“世界知识”变成“心灵知识”，比如，已故青年作家黄孝阳，有着先锋化“量子文学观”，其创作对AI与算法风暴、物理奇点等科技知识，有着超常敏感性，并将之运用到有个性的小说形式创新上，而他的《乱世》《众生：迷宫》等小说，那些层出不穷的隐喻意象群背后，又可看到作家对当下社会深刻的理解与反讽式激情。这种状态同样出现在既有先锋性，又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家王小波身上，青年作家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陆源的《童年兽》也都有这种特点。他们都是将“外部世界”变成“心灵宇宙”的典型作家。后一类作家的创作中，外部世界极大丰富了表现时空、主题和艺术手法，不管是丰富的世界知识，还是复杂的社会形态，都成为作家探索人与世界的关系，及人性与人心的标本。比如，刘慈欣的“三体”系列科幻小说，展现了中国人对宇宙秩序的科学想象，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梁光正的光》等作品，表现了当代作家直面底层现实生活的勇气和智慧。相比而言，网络作家阿耐的《大江大河》，何常在的《浩荡》等作品，在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深度与广度上，也丝毫不逊色于传统纯文学作品，且更加鲜活有力，具有丰富的时代经验性。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某些青年作家在这方面的不足。他们大多出身文科专业，有着很好的高校背景，也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可惜的是，这些东西没有内化成养料，反而成为阻碍他们深入现实的绊脚石。“作家应该成为这个世界最有好奇心和热情的一群人”，然而，“自我封闭”让他们丧失了这些东西。他们迷恋于几个西方作家的时髦风格，沉溺于某种情调化写作。他们的阅读面狭窄，除了一些西方作家的作品和文学理论之外，基本对其他学科不感兴趣，不仅历史、社会学与哲学的修养不足，甚至对当下世界科技前沿所知甚少。更令人担忧的是，经验雷同和生活趣味趋同，导致写作缺乏鲜明个性，部分青年作家甚至错误地将“写作调性”或某种风格当成个性。他们的笔下，充满着无聊的男女、昏暗的酒吧、精致的零食、暧昧的情绪与虚无的思维指向。如果考察他们的生活，也会发现，他们喜欢某种“安逸精致”的生活形态，并将之美化为理想的个性生活。他们不能主动深入生活，缺乏刺入沸腾复杂的生活的勇气，也缺乏将之总结归纳，化为创作资源的能力。 当今的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变革，正在走向新的历史转折点。中国的当代史，有着丰富的现代内涵，复杂的历史信息、多样化的人性状态，表现出既与西方社会有联系，又与之有很大差异性的文明形态。从世界范围内来说，随着互联网算法社会的来临，AI的飞速发展，ChatGPT等最新的科技探索，科技已经在革命性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多媒介跨界融合，导致人类感知的变化，也必然引发文学形式的变革，最终走出本雅明意义的“机械复制时代”，进入难以想象的“虚拟时代”。与此同时，民族国家纷争，意识形态隔阂，也仍然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可以说，中国小说创作，有着非常丰厚的创作资源，有待于青年作家们去挖掘和淘洗，进而打造成文艺精品。我也相信，中国小说的未来还在于青年写作，有志气、有想法的中国青年作家，也一定能把握机遇，创作出真正“伟大”的中国小说。 注 释 [1]李俐：《第四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在京开幕》，《北京日报》2020年9月4日。 [2]房伟：《 论 “学 者 型 作 家 ”与“作 家 型 学 者”》，《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3] 裘晋奕：《〈2021网络文学作家画像〉出炉：95后占比最多增长最快，重庆网络文学作家全国最多！》 ，《重庆晨报》2021年1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