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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和妻子、女儿在乡下的老家过完春节，要坐绿皮火车回省城太原。害怕春运期间客流量大，提前到了火车站。遇到我儿时的伙伴和他的妻子，他们带着一个特别大的行李箱，要去省城赶庙会。我们聊了大概有半小时，来了另一位同乡，也要去太原。儿时的伙伴说有人帮他把行李箱弄到火车上去了，让他的妻子回去。我很惊讶，一直以为他的妻子要陪他去太原，便说弄箱子的话我可以帮忙，为什么非要让你妻子等？伙伴说你是城里人了，哪好意思麻烦你。我问他有没有买下坐票，如果没有，可以和我们挤一挤，我们有三张票。他说，不和你们在一起了，说不到一块儿。当时一种悲哀涌上来，马上想到《故乡》里的鲁迅和闰土。这位伙伴是我小时候很好的朋友，还为我打过架，现在隔阂竟这样大。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说素材，把它深深记在脑海里。 具体写《把自己折叠起来》时，是很愤懑的时期，同时起步创作的朋友们差不多几乎都专业搞创作了，而自己连最基本的创作时间也不能保证，渐渐对所在的这块地方失去了希望。一位异乡的朋友邀我到他所在的省，能保证我足够的创作时间，另一位朋友尽力促成，给分析去了异乡的种种好处，但另一个省比山西更加偏远，而且牵一发动全局，我很难做出选择。春节期间回老家时，看到绿皮火车上蜂拥的人群，觉得这么多年似乎什么也没有变，便想起了隐藏在记忆中的那个影子。我要写“我”的还乡，写“我”和“闰土”的故事。 “我”和“闰土”虽然有了很大隔阂，但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国家政策，尤其是农业政策的转变，农民有了很多可能和希望，还出了不少发展得成功的农民，我想写随着时代变迁，“我”和“闰土”隔阂缩小，甚至亲近起来这样的主题。这时想到有次在家乡的街道上，伙伴开着一辆大货车，停下来和我打招呼，车上拉的都是碰碰车。他已经从拉着大箱子赶庙会，变成开着大汽车赶庙会了，这不也是一种进步嘛！我决定让他开着拉着碰碰车的大货车去车站接“我”。他为啥要开着大货车来车站接“我”呢？必须要有充足的理由。我想到两条，一条是要在“我”面前展示“成功”，另一条是有事求“我”帮忙。“我”的性格不爱求人，伙伴托“我”求人，自然不愿意开口。故事有了发展的逻辑，一环一环写了下去。 但是写着写着，发觉“我”和“闰土”还是有很大的隔阂，这道隔阂没法用时间弥补，这和个人的身份和性格有关系，也和真实处境相关。“我”是知识分子，骨子里有种理想主义者的清高、孤傲；“闰土”是农民，他更加注重现实中的利益，而“我们”两者的共同之处，都在面对各自生活中的难题。小说便游移了原先的主题。这时另一个影子飘了出来。 几年前，在太原与几位朋友吃饭。一位朋友喝了酒之后，说自己会做瑜伽，能把双腿架在脖子上面。这位朋友当时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已是人到中年。说完他便表演了起来，随着他的腿一下下往高抬，他的骨头啪啪地响，口袋里的东西都掉了出来……我想到人的卑微、弱小。一下觉得“我”和“闰土”都是把自己折叠起来的人，便朝着这个主题写，这个影子放到“闰土”身上天衣无缝。 小说写完之后，总有些地方觉得疙疙瘩瘩，放了一段时间再看，发现没有把李老虎这个人物处理好。在小说的初稿中，酒宴上的李老虎被写成了一个猥琐可笑的人。我想还是没有理解了这位儿时的伙伴，便去重读《战争与和平》里与鲍里斯相关的章节，这是我不喜欢的一个人物，但托尔斯泰处理得很好。除了读《战争与和平》，继续琢磨李老虎这个人物。有一天忽然理解了他，李老虎代表着生活中的一类人，他们有他们的生存哲学和处事原则，对这类人我们可以不喜欢，但不能简单地去批判他，而是要去理解他。这时我清晰地感到一道光照在我身上，理解一个人比批判一个人更难，明白了托尔斯泰为什么处理好了鲍里斯这个人物。于是重新写有关李老虎的情节，在最后的酒宴上，客观地描写了他，甚至写出了他的精彩。 处理完人物，再想主题，在小说中，其实除了舒文和李老虎，舒文的同学们，孙林书记，都是把自己折叠起来的人，便用更多的笔墨去写最后大家集中出场的那部分内容，小说变得广阔了起来。 写这篇创作谈的时候，重读《把自己折叠起来》，舒文和李老虎有些像《故乡》里的“我”和闰土，但绝对不是“我”和闰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