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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写过《理解媒介》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媒介即讯息”，讯息会使人的行为尺度、速度或模式产生变化，媒介对人的协作与活动方式产生影响，从而重构社会形态。 麦克卢汉的观点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冲击。从媒介的角度理解当下新诗的传播，就不难理解诗歌圈的诸多现象了。古典诗处在“印刷媒介”时代，所以诗歌是慢的、礼节性的，文人觥筹交错之际要作诗吟诵，人生迎来送往也要用诗，唐代科举考试也以诗取才。从国家政治生活到民间日常生活，诗歌有深厚的传统。诗歌的趣味也有了明显的区隔，官方的“颂”、文人的“雅”、民间的“风”。虽然有四言、五言、七言以及绝句、律诗之分，但诗歌整体的创作规矩和美学范畴变化不大。 印刷术和印刷文化创造了文化上的同一性与连续性。古典诗词在规整的传播形态制约下，有了规范的书写、回声以及美学的重现——就和好莱坞的类型电影一样，通过固定的程式不断使美学趣味得到加强。微信、小红书、抖音等媒介的涌现，使单纯的“纸上诗歌”的时代过去了，它使印刷媒介完整的、连续的传播机制变成片段，时间上使二十四节气变成了星期、天数、小时、分秒。媒介技术造就的“快”与“唯新”，使慢时光与怀旧感消失了，使古典诗词中常常书写的“追忆”主题逐渐式微。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迫使诗歌和文言文相分离。这种分离的一大后果便是现代诗可以在视觉上欣赏，较难在声音上共鸣——古典诗词发明了一套押韵的规制，这是一种声音上的规制，而在很多新诗中，韵律几乎没有了。严格的声音规制表面看起来非常死板，但其实对跨媒介传播却极为有利。乐府、宋词被谱成曲子之后，传播盛况空前，“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便是例证。周杰伦的《本草纲目》《青花瓷》等古风歌曲能引发华语乐坛的共鸣，乃因其美学运转的文化母体为古典诗词。现代诗除了形式上的分行，没有任何的字数、声音的规制，失去声音的基础，即便谱曲，也很难以达到宋词的传唱效果。 大众媒介对人际关系的塑造是分割的、肢解的、肤浅的，而非整体化的、集中制的、有深度的。技术变革改变了思维模式和评价方式。当代媒介造就了“先媒介后诗歌”“先诗人后文本”的传播现象，这自然与新闻媒体的放大效应有关，但同时也与新媒体本身的离散性、分众传播有关系。大数据和新闻要素联合起来，给诗歌写作者和读者创造了信息茧房。很多诗歌符合计算机和技术逻辑，甚至很多人工智能平台也在推出写诗软件，这些诗有热度，但是鲜有古典诗那般“从无到有的创造力”。 纵观部分口语诗，结构松散而将感官体验推向极致。这些诗制造了“震惊”效果，制造了口腔快感，拉动了“诗歌消费”，用出圈轰动取代群众的自然口碑，用震惊猎奇取代灵感、韵味、意境，用心理冲击取代心灵体验，用喧闹取代属于艺术应有的孤独与清静。新诗创作门槛低，但这并不代表新诗好写易写，更不意味着公众更加乐于接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辨别什么是好诗，什么是披着分行外衣的“伪诗”。 当然，公众趣味并不能代表诗歌的全部美学趣味。墨西哥诗人帕斯在《弓与琴》中，给诗歌下了一串略矛盾的定义：“诗是知识、拯救、权力、抛弃。是孤立，是团结。是疯狂，迷醉，理性。是神圣的和罪恶的，大众的和少数人的，诗歌展现所有人的面孔但它不拥有任何一张面孔。”流行的诗歌，允许阳春白雪，也允许下里巴人。当下的诗歌创作并没有与群众脱节，很多青年诗人的诗歌，有传统“风”诗的特征。学院派的诗人也并非都是缩在象牙塔里，而是用隐喻和曲折的表达方式抒发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思索。特别是一批“90后”“00后”诗人涌现，他们的诗包含了更为鲜活的美学经验。 当代的诗歌已不似古代那般被精英把持，当代诗并没有落寞，只是在媒介时代被爆炸的信息遮蔽了。一些网络读者可能更热衷于谈论一些诗人轶事、诗歌事件，也不大愿意细心地阅读具体的诗歌文本。或者就具体一两首作品进行独断的言说，较少全面地去阅读一个诗人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作品进行均衡的判断。这就造成诗歌事件压制了诗歌文本。针对此，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要回应时代潮流，通过直播、短视频、诗朗诵、诗电影等突破“纸上诗歌”思维，突破印刷时代壁垒，通过跨媒介互动给诗歌带来新的可能性。其中最核心的环节还是，推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令人信服的优秀诗歌文本。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