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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8年写作至今，25年了。不管地理物理时间空间如何演变，故乡始终在望着我，她浓稠但安详的目光投射在我的笔下，有时化为真切的字句乃至成为小说的主角，有时只是拖曳的影子或隐约的气息，也有时是慰藉般陪伴般的心境。 七〇前后这一批写作者，有相当一部分与我经历类似：幼时有着结结实实泥土滚打的乡村经验，早期的阅读与审美也是全然东方的、古典式的。随后，一般在二十岁以前即完成了积极的自我刷新：从洗得太白的运动鞋开始，从学生腔的普通话开始，从对现代性审美的巨大胃口开始，从对所谓国际性视野的诉求开始，我们或多或少地城市化了。这一切似乎也都是顺理成章的。然而我们骨子里还是个乡下半大孩子，只要一想起乡村就会莫名疼痛，哪怕私底下骂起人来还是用方言更带劲，发起烧来最想吃的还是几根乡下腌脆瓜。 我的故乡江苏盐城东台，从出生到后来离开，我在她怀里一共待了十四年。那里，有我关于人世间的最初滋味，一望无际的苏北平原那样平静地裸露着，蕴藏着圆通与谦卑，悲悯与宽大，让我有所思有所苦又有所得。我最早期的一批作品，诸如《逝者的恩泽》《颠倒的时光》《思无邪》等一批乡村叙事，就是取自这段记忆和经验，它们有点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又一封的小说体情书。当然，故乡的怀抱里，来来去去，多少的读书儿郎，多少的四方游子，她哪里能一个个记清？出于某种敬与怯，我在小说里给故乡取了个名字：东坝。这相当于是东台的一个昵称，或者说一个笔名，文学之名。在东坝镇上，按照记忆或想象的样子，我再现那些苗禾、雾气、鸡鸣、街市。同时还安插了许多人物，又替他们加上一些故事与情趣，加上一些宿命与戏剧：白面修长性格内向的裁缝宋师傅、整日指指点点诲人不倦的伊老师、因种植大棚西瓜而颠倒四时的木丹……我的东坝，在我的小说里，作息起来，热闹起来。 比方在《纸醉》里，我写了散落民间、遭遇当下消费图景的手工剪纸，也写了身有疾障的生命——正因其缺，乃有所灵。以我的经验，写一个哑女与她的剪纸，其实是不足的，然而我居然不太怕，当然我会做足功课，最主要的，我知道，只要有了东坝作为故事的底子，开音就会自动地出现在那里了，包括伊老师与她的父亲，与大元、小元，他们抬手做什么、张嘴说什么，根本不用我想，皆纷至沓来了！包括开音的剪纸，什么花色，什么刀法，如何起意，又如何收束，那不是都在东坝地上撒着嘛，我只管照着写就是。包括伊老师这个角色，已经在我的各篇小说里，出现了好几次，我实在是很喜欢他，甚至我想把他写成一个“著名”的配角。还有竹笛，各样乡野民乐中，我颇喜其声，因它能同时吹奏出极苦与狂喜，想都没想，我就让大元的袖子里带上它了……连我自己有时也觉得奇怪，“东坝”二字，似有魔力，一想到她，想到我曾于那山水间日生夜长，我就“醉”了，醺然而不自知，醉后的书写，那糊涂是真糊涂，可那性情亦是真性情。 而《燕子笺》则与我母亲所在的乡村学校有关。我的整个童年与少年时代，周围有很多老师：母亲、舅舅、舅妈、姨伯、干妈，他们来往的朋友，他们的话题，他们的喜怒，一概与学校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我是在乡村学校里长大的孩子。还没上学的时候，我就倚在教室门口，与里面的学生一起背诵《致颜黎民的一封信》，毕业班拍照，我也会有机会蹭着拍一张黑白一寸照；漫长的夏季，我跟母亲到小学校去值班，在阳光白晃晃的空操场上奔跑；年终的教工会餐，我与另几个“教工子女”一起在边上搭个小饭桌，看平日里古板的校长喝得脸颊微红……故而，对于乡村教师，总抱有一份亲人般的眷恋与热爱。他们与地道的农民不同，亦不类于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为人处世与传道授业中，既有庄稼人常见的那种实用主义与知天乐命，又有被知识武装后的迂腐与浪漫，他们懂得一切与大地、耕耘、撒种、收获相关的酸甜苦辣，可却有着不自觉的抽离与幻想，似乎自己是原始乡土与进步文化间的传递者，是改变乡村命运尤其是下一代乡村人的不二使者。他们文弱的肩上，有种不自量力、固执的道义感，那里面，是单纯而朴素的爱国主义、“鲤鱼跳龙门”式的教育观、对“知识改变命运”不知疲倦的推广……哪怕是一名专门负责给学校烧火、打扫、敲钟的老教工，在他身上，我都会看到这样积极到天真的气质与信念——我想，在苍凉广袤的中国乡野，无数也许颇为简陋的小学里，一定有无数这样的乡村教师，他们细小不舍、亦庄亦谐，哪怕是一间悬而未决的教工厕所，一台大杂烩的“六一”文艺汇演，都寄托着他们的意义与激情…… 最近这些年，我们那里的乡村学校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撤转合工作，一方面是为了集中起当下的教育资源与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也借机改善乡村教育的硬件与装备。想来，像当初《燕子笺》里为一个厕所而产生的小喜剧小闹剧，不会再让束校长与伊老师为难了。而今每年回乡，经过原先的操场，面对曾经的学校旧址，我总是会涌起一种冲动，很想找到一两位仍然健在的乡村教师，要与他扯上几句，我会指给他看，在手臂尽头的某处，随着我的描述，可以活灵灵地看到，在冬季里那灰黄色缺少色彩的田野深处，站着往昔的束校长与伊老师，站着往昔的顽皮少年，他们或大或小的身影已与大地融为一体。 我想我所写的这个乡土，与前一辈作家的乡土是不同的。我的乡土是八九十年代的，略带乌托邦气息，底子是清寂的传统色彩，可进程上，它正处于城市化的边缘与前夕，有复苏与躁动，也有胆怯与茫然，就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一双脚立于泥土芬芳的古老大地，可大半个身体，却在都市里呼吸现代化的效率与混沌。这一批东坝系列作品，很像是我少年经验的第一桶清冽之水，是与生俱来的胎记与童贞式的热切，在后来的写作中，我很快奔向下一个路口，但故乡还是以别的方式，或隐或现地参与或推动着我的写作。 2009年后，我开始了都市叙事，毕竟我已经在南京生活了十多年，较为充分地领略了城市的强大意志，发达的商业逻辑，灿烂的金钱鬼魅，零度的社交模式，对效率和技术主义的崇拜，实用性的道德修正体系等。这时期我写的中短篇小说，虽是以城市为小说展开的典型场域，但审美里仍然带着来自故乡的基因，糅杂着后天见识所生成的复杂视角，投向巨大物质力的拖曳推动和整个社会文明的向前进步。当然，这进步里，同样也包括我总是难以忘怀的乡村大地。 在长篇小说《奔月》里，共有两个地理空间，一处为现代都市，其现实参考为第二故乡南京，另一处为僻远县城，其参考，当然还是我的老家，我的小县城。这时的县城，已有了新旧的交融，也有了“出乡”与“返乡”的人们，有了对所谓成功学的城乡对照，有了人们对于生活价值的差异理解与实践。这样的对照之下，我们会更深刻地意识到性别、地域、口音、职业、家庭、教育、口味好恶、日常习惯等所编织而成的一个人，这成全了一个人，也可能局限了这个人，而在局限中，也会有一跃而起，去打破，去勇莽泼洒的另一种可能。这种打破，就是奔月，摆脱惯性与重力的远奔。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思考。 所以，写作《奔月》，其实就是我在跟小六一起探索着这样一种对未知的出走与探索——会发生什么？她所无情抛弃、苦苦追寻，又寻而不得的，到底是什么？此中当有含混但真切之意，却又难以一言蔽之，我能做的，只是跟小六一起走，即便走的是一条新的陌生小径——毕竟，可以时常抬头望月，有月亮照着，就不会有全然的黑，就不会慌与茫。是啊，这就要说到月亮了，这里的月，仍是我故乡的那轮月。记得小时候每到中秋，家里老人就叫我们一群小孩抬头辨月，说那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嫦娥、吴刚、玉兔、桂花树，最起码可以看到其中一样。小孩子们容易上当也乐于上当，于是我们都举起脑袋来，用肥胖无知的手指点看着，并争相嚷嚷着，说看到了真看到了，那兔子还在动呢，那吴刚在砍树呢，那嫦娥在擦眼泪呢。我在《奔月》里写过多次月亮，一为叙事所需，异地的人自然更会留意月色，二来也是因为我太想念、太喜爱幼时的月了，下笔的原型总是故乡之月。这或许不是美学意义上的，也许纯属是生理与心理上的——对它的凝望，常会使我油然而生一种悲伤又澄明的感受，内心为之荡然远驰，如野马如尘埃。 ……过了今年春节，用老家的算法，我可是足足的五十岁了。人啊，在哪里会强烈地感到时间？对，正是故乡。这些年，像许多所谓在外工作的人那样，我多次的返乡，我看到一些变，也看到一些不变，遇到当年的少年伙伴，看到他们成了创业者，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也看到许多进入生命晚境的老人，在他们夹杂着咳嗽与烟味的讲述中，外面的世界像是神笔马良所绘，他们惊奇地看着，这里一笔，那里一笔……每回一次故乡，我都会更深地感到一种时间的重量，呼啸着，带着物质，也带着非物质，既沉甸甸，也轻飘飘，让我魂魄有动，更有种目力无边、风光旖旎之感。我知道，这是加载了四十年时间长度之后的分量，不独是我的故乡、我的世界，而是更多人的故乡与世界，在时间与记忆里，岁月流金，凉热与共，作为一个年已半百的写作者，我想时间到了，可以写写从故乡和人们身上流过的时间了。正是源自这样的触动，我写作了比我以往所有小说都更见“时间”刻痕的长篇小说《金色河流》，这本书里有四十年的跨度，正是我从有记忆开始的，整个中国大地上意气风发的四十年。某种意义上说，时间正是这本小说的重要元素，它塑造着、宽容着、混沌着，也覆盖着、更替着。它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河流，循着这条长河，我们永远可以回溯到心灵深处的故乡，继而再次踏上通往辽阔之处的旅程。 （作者：鲁 敏，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