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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关切与现实介入：一种可贵的小说品质 短篇小说作为标志中国新文学自创生以来取得丰硕成果的文体之一，从来都是感知、介入和引领时代新潮的“尖兵”、急先锋。作为中国新文学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小说传统，现实主义立场、方法、精神在短篇小说中体现得尤其充分、深入。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十七年”时期的“百花文学”，到八十年代的“伤痕小说”、“改革小说”、“新写实小说”，再到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底层文学”和第二个十年中的“脱贫攻坚重大题材写作”，短篇小说与各时代的互为关联及其在坚守并弘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已彪炳史册。那么，在这方面，2022年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和作品呢？ 其一，直面疫情，反思的世道人心。毫无疑问，自2020年爆发以来的疫情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人们从物质、技术到精神层面的变化，是新时代中国所面临的“第一现实”。这不可能不对小说家及其小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然而，疫情已延续近3年，至今还没有出现与之匹配的精品力作，这是一种遗憾，也让笔者倍感疑惑——如此深重的灾难，小说家去哪儿了呢？东西是不多见地一直在关注、追踪、思考、创作疫情题材小说的作家。本年度，他发表了《飞来飞去》（《收获》第5期）。所谓“飞来飞去”，即姚简因母亲屡屡病危而不断往返于中美之间。疫情突发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各类意识形态之争，更让姚简的探母之行变得愈发艰难、复杂、不适应。作为远在美国的亲生儿子，这次排除万难、好不容易回国，也因母亲病危之故，但这次中国之行更让他深陷某种不可理喻的“怪圈”之中。首先，从昔日大学同学张文垂、初恋好友白小娟、护工姚久久，到病危中的母亲，都纷纷站在各自立场，品评或数落姚简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种种不合适。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不堪的国度，姚简应该尽快回国。其次，身边亲人纷纷指责姚简，说他故意拔掉输氧管，从而致使姚母窒息而死。由姚简这次回国探母所引发的种种舆论，以及由姚母之死所生成的种种谣言，很显然是对“疫情中国”意识形态现状的一种有力呈示。这个短篇完稿于2021年3月。彼时正是我们抗疫最吃紧、最艰难、网上舆论最凶猛的时刻。其中，被民粹主义思潮鼓动起来的针对美国的毫无来由的谩骂、诋毁，一时成为弥漫整个网络虚拟空间中。这也是作者创作这个短篇小说的时代背景，也因其介入现实的鲜明姿态和力量而展现出弥足珍贵的精神品格。 其二，关注并介入公共问题。直面时代发展中的种种弊端，关心社会公共问题，是我们想象中人文知识分子型作家所理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和形象。可是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占据并把控话语权的时代，这种写作并不受待见。本年度出现劳马及其《乌龙岛》（《钟山》第3期），其价值与意义自不必赘言。《乌龙岛》在写法和风格上近似近年来风行文坛的“非虚构写作”。当地政府要把一个叫“黑石湾”的海边村落打造成旅游风景区，遂请“我”作为专家出一份调查和论证报告，但“我”基于实事求是地考察后作出的报告，却接连遭到县“一把手”的嘲笑和否决。这个小说的“看点”就在此，即，一方面，基于科学考察、论证后出具的报告不被采用，反而依靠胡编乱造而成的方案大受欢迎，“一把手”依此方案建成风景区（改名“乌龙岛”）而被上级认定为伟大政绩并得到提拔。另一方面，坚持真理、维护地质原始景观的“我”被勒令“滚出家乡”。原因不过是“我”的坚持阻碍了“一把手”的计划。在全国，这并非个案，应是一个普遍现象。各地纷纷建设自然风景公园，为了出新、出彩，随意编造历史文化、肆意破坏原始自然风貌者并不少见；小说中这位飞扬跋扈、粗俗不堪、后因贪污入狱的‘一把手’形象，在基层也屡见不鲜。这是一篇针砭时弊的讽刺剧，对当下普遍存在着的建设乱象予以集中展现，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警示意义。  其三，关切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浮沉。立足深圳并以深圳为视角、方法，书写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各色人物在大时代境遇中的命运景观，构成了吴君最引人关注的创作特色。她的写作擅长将深圳某一地理坐标引入小说，比如《光明招待所》（《上海文学》第7期）。“光明招待所”由国营转为私营，即意味着其曾有过的高光时刻已成历史。黄梅珠就是在“高光时刻”进入光明招待所的，也曾受人尊敬、风光无两。如今，虽依然是名义上的经理，但从身份、地位到人际关系已大不如前。年近50岁的她仍须外出跑业务、拉客户不说，还时不时遭受来自亲亲人、发小、同事的各种纠缠。从母亲的怨责、丈夫的烦忧、同事的暗讽，到自己的“人老珠黄”，都无时无刻不在干扰着黄梅珠日常的生活、工作、心情。母亲说：“那又怎样呢？如果当初不是你进了国营单位，你大佬会去香港吗？会这么惨吗? 你细佬会去厂里打工吗? 如果没有这种好单位，你那个老公会选你吗?”同事说：“所以我们才没有炒掉你，本来公司是不想要这么老的员工，不仅用不了还要供着。”从家庭到工作所经常上演着这种“刀不刃血”的话语中伤，已让黄梅珠不堪承受。然而，一个青春不再的职场中年女性，在时代大潮的陡然巨变中，虽然遭遇被裹挟的无奈、困境，但也未曾放弃直面挫折、面向生活、维护尊严的勇气。这个短篇展现了自我与他者共处、博弈时的一种毛茸茸的原生景观。一个中年女人被时代所惠、所挟的成长史，也即见证和诠释了当代中国40多年来的变迁史。 其四，聚焦老龄化、老年人。老龄化和老年人的生活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问题。张鲁镭《浣花溪记》（《十月》第1期）关注和表现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情感世界而具有典型意义。已退休的东北人老杨到成都儿子家帮助照看小孙子，但在异乡异地总感觉不自在、不舒服。到浣花溪公园溜达或者吹吹萨克斯，成为其摆脱这种不适的方式之一，但因“扰民”而被公园管理员制止。后来，他也成了保安中的一员——每天送孩子上学后在公园巡逻。老杨的故事也原本平常，也是现实生活很多退休老人都曾有过的经历，然而，不平常就在于，小说让他和另两位同样担任保安的老人相遇，继而引出由于他们身份、志趣、言行不同而发生的一系列让人意想不到同时又引人深思的故事。这包括：“老山西”捡矿泉水瓶、开荒种地，实则是一种打发落寞生活的方式，他并不缺钱；周老头和老杨不满“老山西”的所谓“告密”，在酒精刺激下合伙“报复”他；老杨和马红霞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若近若离、似有若无的“黄昏恋”，老人也有其独立、私人的情感空间。这些都对老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作了真实呈现。 二、对于爱与温暖的信仰：一种永恒的小说精神 从人与人之间常见的母爱、友爱、情爱，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泛爱、大爱，再到超脱具象的形而上的哲爱，都指向一个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客观事实——在这人间，爱无处不在；在这人间，爱是一种信仰。小说家对于爱的体验、思考、表达从未止息过。人间有爱，爱如春风，最能抚慰人心。对爱与温暖的表达，也是一种永恒的小说精神。表现在创作中，作为一种素材、情感、经验，它在小说家笔下注定会常写、常新且未有竟时。2022年，从个体到国家，疫情、失业、跳楼、逃离、封控、劝返、静默、清零等关键词，将温暖与爱的存在和表现空间极度边缘化。在这种语境中，小说家们对这一向度的瞩目、探索、书写，也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时代意义。 其一，释放善意，礼赞爱情。刘庆邦根据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件——“1996年5月21日，平顶山十矿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84名矿工遇难，68名矿工受伤。有一个机电工，时年24岁。他16岁那年正上初中时开始谈恋爱，恋爱对象是他的女同学。恋爱谈了8年，二人感情极深。他们原定当年的五一劳动节结婚，因钱不凑手，家具没打成，打算把婚礼推迟到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举行。他们把准备结婚的两床大红被子都做好了，小伙子却死于矿难，一去不还。” ——创作了《梧桐风》。在小说中，豆明生和乔点凤是一对尚未结婚的恋人，情之切切，爱之绵绵，表现在从井上和井下的每一瞬间，但这美好终因这次矿难而风流云散。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要素，与矿难事故有着较大的相似度。但是，所不同在于，作者只不过是借用这些素材并对之整合、加工和感情浸染，从而形成了这篇以细节、风景、心理描写见长的短篇。这主要表现在，小说主要写矿难发生后乔点凤的心态、言行以及在豆家照料豆明生父母的生活细节。对爱和善的表现、讴歌，以及对人的生命尊严的呵护、宣扬，成为这个短篇最感染人的审美向度。作者将自己的情感、意绪、愿景编织进字里行间，借助风景、细节、对话描写予以生动呈现，因此，这是一篇值得逐句阅读、品味的精品。小说笔法绵密、细腻，观察细致、精准，景物描写尤显功力，起承转合也很讲究，展现出刘庆邦特有的那种韵律、情调、节奏，从而尽显语言之美、结构之美。 其二，抚慰弱者，互助互爱。南翔的《我的三月》（《芙蓉》第3期）聚焦中年女性、空巢老人、出租车司机等弱势群体的情感、婚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察救赎之道。在小说中，栀子、江西妹、春姐、老伯、网约车司机胖子等弱者都存在这样那样的情感、婚姻或身体问题。栀子是小说中的核心人物，故事由此展开，并生成意蕴。她遇人不淑，严重缺爱，与丈纷争不断，深陷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中。但她没有就此自闭、消沉，而是努力从家庭中走出来。加入义工队，参加集体活动，从而使其精神焕发。虽然她也不过是一个改缝裤脚的女裁缝，但她在抚慰养老院老伯、助力网约车司机胖子等义工活动中体味到生活的意义，同时，她也得到这个群体的救助。另一个重要人物剑坤，先后当过大学教师、处长、商人，也加入义工队，他对栀子等底层群体相遇、融合，并对后者走出“小我”、消解困境、发现并融入有意义的世界，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指引、助力。“我的三月天”，象征着温暖、美好、希望。小说主调也在传递温暖。栀子、春姐等弱者的救赎之路，需要剑坤等强者的主动融入，更需要两个群体的同舟共济。  其三，消解隔膜，走向包容。周瑄璞的《公司有规定》（《人民文学》第2期）是一篇关于知识者与劳动者互审互视、带有温暖情调的短篇小说。小说为一个快递小哥立传，从“我”的角度观察、记录、讲述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状态。在小说中，这个快递小哥时常被误解，屡屡被差评，每一次遭遇都要费心费力才能解除；他正值青春，奔忙不歇，有辛酸，也有收获。“我”和他的日常交集，虽也偶有小纷争、小矛盾，但彼此间始终释放着善意、理解、包容。作者以小说方式关注、记录、书写当代中国为人所习焉不察的生活一角，从中揭示一种生长于人间的人性、人情，并由此将写作融人间烟火，读来，也特触动人心。小说处处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人物对话简短、有趣，叙述节奏轻松、自然。如今，快递业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各类快递小哥，以及因快递而引发的各种故事，每个人也都不少遇到过。作为一种题材、原型、经验，快递员形象进入小说也就实属必然。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优秀的小说家都是观察者、记录者、沉思者。周瑄璞就是这样一位观察者、记录者、沉思者。 其四，书写大爱，敬天敬人。汤成难的《蓝色冰河》（《中国作家》第7期）主要讲述索朗老人、达瓦父亲送两个小孩达瓦、多吉到300公里外的县城上学的故事。小说详细讲述了在10天行程中，一行四人从查村出发，如何穿过赞斯卡河谷，如何遭遇恶劣天气，以及如何跨越险谷、冰河，最后踏上公路到达县城学校的过程。老人将孩子安全送达，完成使命，也了结了夙愿。这个短篇在艺术上的优长主要表现在：一、从小孩视角所作的陌生化讲述。两个小孩多吉、达瓦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对他俩来说，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从作为地名的“非洲”、作为昆虫的“蓝色闪蝶”，到作为特定称谓的“同学”、“县城”，在这俩小孩视野中，都是从未听说过或从未见过的神秘、神圣之物。二、从老人视角所展开的人与自然搏斗场景的描写。两位老人背孩子翻雪山、蹚冰河的过程，曾为背夫的甲央旺堆命丧冰河的悲剧，以及返程途中索朗老人跌倒在儿子命陨之地的场景，都极具感染力。三、作为小说意象的“蓝色冰河”所具有的多重指涉内涵。它既指向纯净、圣洁、壮丽、神奇的藏区自然风貌，也指向这些小人物对于个体成长和理想的主体诉求，当然也更是作为作者的沧成难对于藏区地理形貌、时空的一种想象、体验或把握。 其五，诠释“何谓爱”，践行“怎样爱”。陆颖墨《竹楼海》（《解放军文艺》第8期）是一篇讲述新兵李东东与一只海鸥从相处到相离的故事。小说故事大意是：在南海某礁盘上，新兵李东东在此驻守，但他因对新环境、条例、规则不适应、不熟悉而屡屡自缚手脚。比如，当老乔行将驾机落定时，他竟然没有落实机场防鸟工作；因胆怯而不能横亘于竹楼和灯塔之间近两米的海沟。这一切都因为一只受伤的海鸥的到来而彻底改变。海鸥被撞伤，李东东承担起救护之责。这只海鸥给李东东带来快乐，经由李东东陪伴、养护，它也很快恢复健康。海鸥有其天性，老乔告诉李东东，须把这只恋礁的海鸥驱走。最后，李东东只好忍痛开枪驱走了它。这个短篇之所以引人关注，就在于它隐含两种“成长”模式：一个是海鸥的成长。作为鸟类的海鸥有其特有的生存法则和生长规律，从长远看，人类施与的关爱有悖这种规律，因此，被救治好的海鸥必须离开李东东，但由此所产生的断离舍，又让他一时难以接受；离开李东东，对于这只海鸥来说，同样难舍难分。于是，两种情感、两种伦理在此相遇、纠缠。最后，自然界不可违逆的生存法则胜过人为施与的溺爱，李东东必须驱走这只海鸥。另一个是新兵李东东的成长。作为一名新兵，他和这只海鸥一样，自我意识和意志同样经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弱到强的演变过程。从胆怯、躲避到首次跨越海沟，从不熟悉岛礁环境、驻岛规则到熟悉并积极融入集体生活，以及从与海鸥的相依相伴到认识到必须迫使其离开，都可见证他在新环境中身心成长的过程。小说通过对这两个成长模式的营构，充分展现了当代军人守礁、爱礁、传递大爱的动人形象和深远境界。 三、表现人性、探察欲望：一种小说永续的实践向度 自1990年代以来，物欲、性欲、情欲及其混合态（比如“爱情物质化”），以及由真假、美善、爱恨交织而成的复杂人性，一直就是当代小说一再表现的对象，也是最能彰显中国当代小说取得卓著成就的领域。钱谷融说：“文学是人学”，同理，小说更是一种人学。小说家对人的“研究”永不止息。2022年，有关这一对象、领域的书写也有不俗表现。艾伟、弋舟、盛可以、付秀莹、房伟以小说方式追问、探察、表现人性与欲望的本质及其种种形态，从而为读者加深认知人自身的复杂性、丰富性提供了典范文本。 其一，探察欲望之本。小说家往往因对某一经验的持续关注、思考而发生文本改写现象。比如，杜拉斯以同一文本为所生成的几个“情人”版本，就是以小说方式持续对爱情和欲望本质作深入探讨的典型例证。与此类同，艾伟的《幸福旅社》（《花城》第1期）是对《离家五百里》 的改写，再次指向对于人的欲望及其后果的深度表现、探察。这是一个以人性、欲望为表现对象——哲明、少女及其关系不过是一种“道具”——并深入探察其本质、影响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文本。噪杂而喧闹的小镇，三教九流暂居的幸福旅社，以及由此所传导出的光怪陆离、五彩缤纷的欲望风景，较为充分地展现出21世纪初“乡镇中国”的世态、人情。“幸福旅社”曾是藏污纳垢之地，十年后，哲明再次来到这个小镇并暂居此处。在此，他结识了一位身心遭受摧折的少女。这位少女试图以身体为诱饵想让哲明带她逃离小镇。然而，这注定是徒劳而无果的。因为她所寄以希望的这位“异乡客”同样是一位罪恶的制造者。十年前，正是这个哲明和另一小镇青年在欲望冲动下联手杀死了这位少女的姐姐。十年后，作为当年的两个凶手之一，哲明的罪孽感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因而，哲明和这位少年的相遇和短暂交往，以及在同一地点所将要发生的类似行为，也再次将其精神深处那种挥之不去的难以自我消解的负重感予以强化、累积。十年前那一瞬间的欲望与杀戮，作用于哲明这儿，就是一生不能消解。欲望成了一种自缚其身的精神枷锁，使其永无自由。  其二，表现人性之变。在弋舟的《瀑布守门人》（《收获》第1期）中，第一人称“我”是小说中的人物兼叙述人，小说一开始就展现“我”的不合常理处——不仅称自己的生母为“郭老师”，还在表达对这次丽江之行的不情愿。事实上，母女俩在丽江相见，表面上看是因母亲丢失手机而向女儿发出求助，深层原因实则是源于母亲发觉身患癌症而想见见女儿。对母亲而言，离异后的生活从不缺少男人，也极力避免他人干扰自己的世界，此番来丽江旅行，自也是这种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对于女儿而言，同样离异，奉母之名不得不赶赴丽江，但须将孩子暂时托付给前夫家照料。母亲与女儿之间的这种不乏对立、紧张的关系，在小说前半部分得到充分展现。在小说后半部分，母亲拟想中的泸沽湖之行，得到“我”的主动迎合——“你还需要我陪你去泸沽湖吗？”，是源于“我”被告知母亲身患癌症之实。由此，对女母女俩欲望与人性维度的表现，又瞬间转向对其生活与伦理向度的表达，也正展现了同样深置于生命中的另一种风景，即母女间由离散、对立走向共情、和解。标题中的“瀑布守门人”本是一种网络游戏的名称，在这家旅店中又发生了从“我”住处流出的现实版的“瀑布”，这可否也是颇有意味的隐喻？或者说，这和小说中的“我”及母亲有何种意蕴关系呢？小说并没有正面回答，这有待读者去追问。 其三、揭示情变之谜。盛可以《女猫》（《人民文学》第9期）侧重讲述三种关系从微变到质变、从共存到消亡的演变过程，从而将现代都市男女敏感而脆弱的爱情和婚姻予以生动表现和充分呈现。小说共有三个角色：他、她、一只猫。他和她组成一个独立的“爱情世界”，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虚拟爱情”后，已进入同居试婚阶段；她和一只叫做“米雅”的猫组成另一个和谐世界，在他没有进入这个“世界”之前，他和“米雅”亲密无间、其乐融融。当这两个世界发生重叠，这种原本各自独立、和谐的状态被突然打破，即当她将他引入这个空间，她也试图融入他的生活，中间却因为“米雅”的介入、干扰而致使爱情走向破裂。在此过程中，因为她对他的依恋、拥抱、恩爱刺激了“米雅”，于是，她就时不时遭受来自“米雅”的攻击；因为她与“米雅”的过分亲密又让他感到不自在、被边缘化，于是，他与她的爱意也悄悄地消退。在这个由他与她、她与“米雅”、他与“米雅”组成的关系世界中，任何一种关系的缔结和发展都因“爱”而生，但任何一种关系的变动都会决定或影响着其他两种关系的存在。这一切都在不被察觉中悄悄地发生着，演变着，直至有一天彻底破裂、消亡。 其四，呈现婚变之相。付秀莹的《纸船》（《湘江文艺》第1期）讲述大学教授老娄遭遇的情感困境、婚姻危机。在京城一茶楼内，老娄向“我”诉说他们夫妻间的诸多不愉快、不和谐。那个未出场的娄太太，在“我”印象中“斯文，恬静，甚至有点羞涩”，但在老娄心目中则是一个经常吵架、起摩擦的主儿。“我”作为老娄的倾听者，偶尔也参与交流，彼此所分享或能够展开交流的，也无非仅限于那些心照不宣或已成为常识的层面。然而，老娄话语中的娄太太形象即使有诸多不堪，那也仅是他的一己之见吧。当把老娄和小关的暧昧摆上前台，无论老娄面对“我”的言说，还是“我”面向老娄的交流，事实上，所谓话题也就显得那么尴尬、苍白、无力。同时，作为“我”也同样面临来自自身的问题——“我”不是也深陷进一个自造的意识牢笼吗？在此，老娄的困境，“我”的拿捏不定，彼此互为“镜像”，共同映照出现代人情感或婚姻中的游移、恍惚与迷失。这难道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代人的现代情绪和精神处境吗？作者善于从细微处精准把握和表现人物心理图景，表现在这个短篇中，即尤其注重从细节和细微处——比如：“老娄把那只纸船往桌子边缘推了推，眼睛并不看我，好像是在跟那纸船说话。”“忽然间，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怔住了。”——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呈现人物的精神状态。  其五，言说“仿像”之罪。房伟的《爱情买卖》（《中国作家》第3期）讲述了一个具有“灰色调”和“丧文化”风格的网游故事。在小说中，“我”和陌生女人“闲看花开”的网聊可谓触目惊心，在最后高潮阶段差点葬送了“我”的生命。从现实生活走向入网络世界，虽然彼此也能暂时转移或消解现实中的烦恼、压抑、痛苦，但一旦把虚拟等同于现实、把“仿像”等同于真实，甚至无拘无束、肆无忌惮地付出生命中的一切，危险和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对“我”来说，“爱情”等同于金钱，网聊就是工作，为了金钱可以无所不做、无所不为；对于叛逆女孩“闲看花开”来说，母亲被父亲所逼而割腕自杀的经历，让他如坠梦魇，因“我”长相类同其父，她代母复仇的夙愿也就转移到“我”这儿。然而，“仿像”是虚幻的、致命的，女孩的日常、身体、精神被“仿像”的力量所吸附，继而找到“我”并把“我”作为报复对象，一场预谋中的网游在快感和虐杀的双重挟持下，也就一步步走入危险境地。背对生活，沉溺网络，并把技术、虚拟等同消解或拯救自我的灵丹妙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终将被吞噬的身心消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对当下也有极强的镜鉴意义。 四、讲述、意象、关系；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小说是一种叙述艺术。相比于“写什么”，“怎样写”更重要。这为小说家打开了另一扇小说之门。关于“怎么写”，可在讲述语式、意象建构、人物关系建构等方面寻找到很不一样的路径和叙述感觉，从而生成不同的艺术效果。本年度，海飞、鲁敏、朱山坡三位小说家在“怎么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颇引人关注。 海飞的《蝌蚪》（《花城》第4期）将犯罪、刑侦、探案、悬疑模式融为一体，共嵌入了三桩杀人案：一、从小说家钟村角度，以隐匿方式讲述亚美与其丈夫之间的凶杀案。但实际情况是，所谓“亚美杀死家暴的丈夫”，只不过是钟村一人的主观猜想。二、从文斌（便衣警察华良）角度，以卒章显志方式讲述小说家钟村杀死女朋友的案件。钟村和她萍水相逢，在一起相处仅3天。这是实有之事，也是隐匿在叙述中最出人意料、不可思议的案件。三、新闻报道中的凶杀案。即小说最后一句话：“那天，杭县的杀妻案告破。案犯就是死者的丈夫，一共使用了两吨水。”这只是一种背景，在小说中，主要辅助于前两者的讲述。关于这三桩杀人案，小说并没有从正面直述，而是将之编织进极其日常化、冷静化、若无其事的碎片话语中：亚美和女儿稻草租住在一起，恰好与小说家钟村成为邻居；亚美为养家糊口出外打工，钟村忙于写作，平时代为照管女儿稻草；亚美与钟村日久生情，三人在一起，宛然上演一幕互助互爱的爱情佳话。然而，随着便衣警察华良的介入，关于钟村与女孩的凶杀案遂得以显现。由此一来，小说结局突显，情节陡转，美好而温暖的义行、话语中竟然隐藏着一次如此残忍的杀戮。不急不慢、曲径通幽式的讲述，以及由此生成的叙述张力和震撼效果，对读者阅读构成极大冲击力。 鲁敏的《镶金乌云》（《江南》第3期）采用倒叙、隐显、空缺、伏笔等手法，使故事在扑朔迷离中一步步走向“豁然开朗”。彼此之间毫不关联、素无交集的几个人物，因某个指令而被撮合在一起，于是种种关系和因人而异的“世界”被次第打开，继而呈现出所谓“江湖”才有的规矩或逻辑。从整体上来看，由“有人拍出20万来了，叫他去‘弄’一个大姑娘”所层层打开的场域、界面、出场人物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不断上演着的各种关于“黑”与“白”、“道”与“盗”的“江湖”风景，构成了这个短篇小说最具吸引力的“内景观”。在此，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事件、人物和环境不断重组，内在于其中的因与果频繁转换，并在这种重组与转换中融入对多维生活和复杂人性的表达、呈现，从而使得小说讲述本身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此外，由“镶金乌云”所生成的指涉意义也耐人咀嚼。由“镶金”装饰而成的“乌云”，与小说中所建构的“江湖”与“人性”，彼此间存在某种隐喻关系，其形象以及由此所延伸出来的深层喻义，都值得细加玩味。  朱山坡的《闪电击中自由女神》（《钟山》第1期）的人物关系比较复杂，主题也较为深刻。但小说并没有将这些置于前台，而是不断以意象、错位、陡转、跳跃、伏笔等艺术手段将种种人物及其关系作背景化、隐匿化、互文化处理，从而凸显“讲述”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意义。首先，双方父母的神秘消失、母亲的隐匿之途、潘京的言行之谜，以及彼此间若隐若现的日常交集，都被作者置于隐显之间，最终又借助失踪母亲的最后露面而将这一切点破，从而赋予小说以一种众流归源、柳暗花明的呈现效果。其次，由“我”和潘京的认识、交集为中心，逐渐揭开阙崇才和母亲、宋桃和黄国安、潘京和阙崇才之间的秘密，并由此引出对欺骗、罪恶、爱恨等人性经验的审视和考辨，从而使得这个短篇在思想表达方面拥有了某种深度。再次，作为小说核心意象的“闪电”多次出现，寓意丰盈。在此，它不仅是对小说主题、氛围、意绪、语调的一种统摄，更是对潘京、“我”等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诠释或显影。甚至在小说最后，仍以闪电意象收束全文——“像一把利剑辟向黑茫茫的大地，剑锋直指竖城阙宅，它肯定要击中什么。”——更进一步升华了小说的主题。小说在极致处戛然而止，留给读者的思考似才刚刚开始。 五、在常规之外：短篇之变及其可能 短篇小说始终都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开放性的文体，它在未来的形态、样式、理念、功用都注定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变。或者说，短篇小说的变与不变是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2022年，叶兆言、韩东、李宏伟、徐则臣四位小说家在其创作中作了一些突破常规的实践，从而使其小说在文体、样式、功能方面展现新气象。 其一，用短篇建构长篇气象。叶兆言的《灰色丝绒大衣》（《作品》第2期）在写法上，将长篇的要素、处理方式，转换、浓缩为一个短篇的格调、样式，使得这个短篇在格局、主题、意蕴方面展现出独特气象。首先，与云裳关联的一件灰色丝绒大衣穿越历史，不仅将汪伪统治下的南京、西安事变、滇西抗战、远征军、对越反击战、“上山下乡”运动等宏大历史运动背景和要素引入小说，也见证和呈现了云裳、云龙、灵安在历史长河中命运浮沉的宏阔景深。这种原本在长篇小说中才能彰显出的格局、格调、效果，却在这个短篇中得到充分显现。其次，这件灰色呢绒大衣，不仅见证云裳与云龙的姐妹情深以及云龙在抗战洪流中赴汤蹈火、为民族捐躯的壮举，还引出云裳与灵安在另一历史语境中的因缘际遇、岁月情深，从而在在个体记忆与历史书写之间描绘了一幅深阔而幽远的时代变迁史、心灵史。在历史长河中，灰色丝绒大衣一直被云裳保存着，既是对代表青春与美的少女时代的一种奠纪，也是兄妹之爱、民族大义的传递、宣扬。当这件灰色呢绒大衣被云裳赠予女儿玲安时——无论她是否理解、是否接受——关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和峥嵘岁月，也就愈发彰显其非同寻常的内涵和意义。大开大合书写人物命运，以小见大映照宏大历史，这是小说的辩证法，也是对历史和生命的另一种探寻与见证。 其二，寓言与小说的交融。韩东的《同情》（《芙蓉》第2期）中的“我”是倾听者，庆总是“主述人”。庆总姓朱，他所叙述的无非是一个由他、他老婆、朱父、朱母、岳母、女儿、保姆构成的一个复杂交叉的涉及婚变与情变的家庭故事。小说以庆总和朱母的关系为明线，以朱父和岳母陈蓉的私恋交集为暗线，讲述发生于这个家庭一系列暗中角力的情感故事，并由此上升为带有一定寓言性、总体性的表达诉求。然而，作者总是竭力将这些故事置于背景之下，即使由朱父写给岳母的纸条——“蓉，我跟她实在过不下去了。”——看似最直接、明了地指向一种事实，即朱母据此认定朱父与岳母有染，但这似乎也不是小说所要最终达成的旨归所在。它所引人深思的地方还在于接下来的“讲述”和“我”的那份建议：朱母去逝，朱父与岳母的关系非但没有按照常规常理发展，而是作者让他俩双双在远隔千里的大城市里因脑出血而成为“植物人”；“我”建议将两个植物人放到一起照顾，理由是：既可节省人力、物力，又可实现他们想在一起的愿望，还可以从此成全一家人的“团圆”。在此，小说艺术张力瞬间“内爆”：庆总为什么要把那张纸条吞咽进肚里呢？一如“我”所想——“这事儿是明摆着的，两栋别墅，两个植物人，两组资源配置……庆总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以及小说结尾那句话——“至今庆总也没有回复我的微信。”——就将小说所要深入表达和探讨的主旨引向广阔和深层，即以一个小家庭里隐匿着的种种世相及其角力风景，来隐喻一个大社会的潜流、暗流。用人物作为象征符号，用种种关系隐喻无形之网，用小说方式探讨探察世道人心，由此，这个短篇也就有了某种“寓言”的样式及效果。  其三，将小说写“虚”，写“飘”。李宏伟的《云彩剪辑师》（《天涯》第5期）是一篇在构思独特的小说。阿懒拥有某种超能、异能，即可随心、随性地剪辑云彩，且做到“每一朵云彩都是独一无二的”。日常生活中，阿懒常以‘剪辑云彩’为自处、自安、自悦、自思的精神依托，在其无意识的把玩和自恋式自赏中，也似乎油然而生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或时不时被青春期内那场“热病”——“他的心里充满了愤怒，乃至对女人的恨。”——所左右。但作者似乎对这一层面的探察或表达并不抱有深入展开的热情，而是以此为基点，将之引向关涉“他者”的存在之思。这种不可言说的神奇或神秘被作为一种视角、诱因、力量置入文本中，并成为拓展关系、生成意蕴的源泉与动力。于是，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一方面，他为促成男孩和女孩的第一次身体接触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能（“女孩头顶上的天空漏出一条圆柱体的光，将她罩住”），并试图让这位女孩在第二次境遇中感受到他的“致意”。另一方面，他在老T引荐下拜访胡伯，却不能为胡伯父女之间与“雨”结下的生命之缘有所助力，即他剪辑不出与“空心的雨”相匹配的云彩。从随心所欲的“可能”到这次绞尽脑汁的“不可能”，小说也就借此展现出一种耐人寻味、有玄幻色彩的主题意蕴。这是一篇被写“飘”起来的小说，不难体会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意、之境、之象、之味在文本中的生成、交叠、弥散。 其四，用小说勘验神秘。徐则臣的《瓦尔帕莱索》（《作品》第5期）写得很反常，显得很异类，大有实践“叙述迷宫”之意。瓦尔帕莱索是智利的一座城市，在老宋陪同下，我到这个城市旅行。小说前半部分不厌其烦地写了游览该地的所见所闻——一种类似流水账式的旅程记述，其中也屡屡提及聂鲁达及其诗歌；后半部分写了在回圣地亚哥路上的遭遇：汽车半路抛锚，“我”和老宋都怀疑是吉普赛女人从中作了手脚，老宋只好找人换轮胎，让“我”留在车内看守现场；久等不来，在夜色中，我坐在车顶抽烟，以防事故发生；再后来，一位说西班牙语的漂亮女人在此停车、驻足，然后与“我”车内攀谈、接吻并发生关系。正如小说第一句话——“瓦尔帕莱索是神秘的，地势起伏，道路曲折。”——所示，“我”和老宋的瓦尔帕莱索之旅以及返程之行，也时时处处充满神秘、未知的可能性。从对聂鲁达和瓦尔帕莱索的神秘感知，到与吉普赛女人的搭讪以及因之而关联一起的轮胎抛锚事件，再到“我”和美丽女人夜间在路上的相遇以及车内艳遇，一切都似乎发生得毫无逻辑，毫无章法。在此，种种不可能次第发生，但内在于其中原由皆无处可寻、难以说清。由此可以看出，彻底抛离源头、因由、结果等逻辑要素，而把感知、探察、呈现某种不可言说的关于地域、人性和文化的神秘经验作为小说的表现对象，成为这个作者在这个短篇中所努力追寻的实践向度。 六、新与旧；关于题材的辩证法 题材是小家创作小说的基本材料。虽然题材本身不是评判小说优劣高低的标尺，但它是影响或形成小说风格的重要要素之一。题材有新旧之别。在旧题材中写出新意、新形象，或在小说中引入新题材，都会引发关注。2022年，王方晨、陈世旭、夏立君对乡土题材的开掘、运用与创造，周大新对人工智能题材的加工、想象、建构，都给人以深刻印象。  其一，令人难忘的“八大人”。王方晨的《八大人起》（《雨花》第9期）为乡村世界里的奇人立传，讲述他们虽深处边缘但也足够个性、典范的生命故事，首先从题材、立意、方法上为新乡土小说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经验、新写法。张天顺和“八大人”从形象到内涵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俩都是乡村世界里的小人物：作为农民，从出生到成年过程中，他们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生活虽艰苦、逼仄但也不乏快乐；作为农村世界里的边缘人物，他们一生在物质、情感、婚姻等方面也必然遭遇一连串的挫折，他们当然有其不可摆脱、无可化约的愁苦、孤独、无奈，但他们并未因遭遇种种不堪而彻底沉沦、自暴自弃，他们也有独立、自适的生存之道和生命伦理；成年后，“八大人”去南方闯荡，在其来往于南北之间的不乏神秘的行踪中，他不断给张天顺寄钱，由此在小人物之间所生成的这种纯粹的道义、情义，也着实触动人心。对他俩来说，那唯一最能根本性慰藉并解决其人生问题的方法，不过是求取一个可以共同生活、传宗接代的女人，可这似也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小说语言精练、简洁、含蓄，耐人寻味，且不乏传神之笔；叙述老练，讲求节奏，风格独到。 其二，文化挽歌里的“剃头铺”。陈世旭的《小单剃头铺》（《人民文学》第12期）是一篇洋溢着民间文化挽歌意味的小说。作者的讲述成熟老练、错落有致，对话和细节描写拿捏到位，表现并传达出了一种唯有小说才有的独特韵味。“小单剃头铺”，一个很有特定时代感的称谓，但也不是那种为普通百姓、三教九流服务的“剃头铺”。作为卫生局的“理发室”，日常所来者也都是一些机关人员，也不乏文人雅士。“剃头铺”虽小，但关涉面不小：从陈志视角来看，由他和小单的密切关系以及围绕剃头铺所谈论的话题，可集中昭示出“剃头”这一行当所含蕴着民间文化意味；由疤俚从学徒到鄙夷、弃离和单干的历程，可见出时代大发展对年轻一代的影响；由文化人姜老两次与剃头铺的纠缠，可折射出社会文化生态中的多元众生相；由小单和他的剃头铺在此地从开张到消亡的过程，可清晰反映出时代变迁的轨迹；从胖子、单科等机关人员角度，可呈现某种令人熟悉的官场气味；作为匠人形象的小单从此归乡，以及“小单剃头铺”被“旺铺招租”所替代，都可传达出一种民间精神中的挽歌调子。这个短篇以小见大，切近生活，呈现出了人物自在的生命形态，也折射出较为广阔的社会风景。 其三，从沂蒙山跑出来的“一只母兔”。夏立君把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重要的表现对象，尤其擅长并置两种视角（动物视角、人或人类视角），建构两种空间（动物世界、人界），并让前者审视和俯瞰后者，以达成对人或人间世相的反思性书写。《兔子快跑》（《红豆》第10期）是以一只母兔为视点，让它自己讲述在一年中从定居、孕育、生产、与人对峙并规避风险的历程，并以此来审视人类施予它们的对峙、驱赶、围猎等行为。这篇小说非常鲜明地区分“人间”与“非人间”（动物界），作者笔力重心在塑造、建构母兔的神异形象及其主体世界，但在整体上又无不指向对人间异相的审视、反思或批判。 其四，人态化的“人工智能”。当前，人工智能飞速发展，越来越对当代人的生活、心态、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周大新的《云兮云兮》（《当代》第4期）中的云兮是一个机器人，就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产物。作为物质和技术形态的云兮，与作为有情绪、有人态的云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因此，把云兮作为小说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首先在题材和实践上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其次，小说从动作、言行、心态上表现云兮，并尝试赋予其“人”的属性，也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书写向度。云兮随“我”的这次农村之行，尤其在和诸多乡村人物“交往”过程中所首次接触到的生活面影，也正预示着作为作为“人化”的人工智能形象在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云兮作为一种形象、一种智能样态进入当代小说，那么，其作为一种生命形态的内涵、形式及意义何在？周大新在《云兮云兮》中的尝试具有不可低估的开拓意义。再次，人工智能与当代生活，以及作为智能产物的机器人与当代人相处中的科学伦理、生活伦理，都已经成为今天及未来极具前沿性的课题。因此，诸如小说在结尾处所提及的农村光棍汉纷纷订购女性机器人的举动，也是作者以小说方式直面并提出当下现实问题的一次有益实践。“自古成功在尝试”，这个短篇从形象塑造、主题思想到经验领域都有所开拓，为此后此类题材写作开了一个好头。 七、主旋律叙事中的两个面影  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略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城乡发展风貌。这一主要发生于中国基层和边远地区的运动，可在素材、原型、经验方面为小说创作提供巨大支撑，从而源源不断地生成好小说。比如，海勒根那的《呼伦贝尔牧歌》（《民族文学》第5期）。一对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草原汉子，各骑一红一白的马行走在草原路上，两人边赏景边聊天，继而引出从童年到少年时期的种种往事；戴“前进帽”的汉子已是当地驻村扶贫干部，骑白马的汉子因打架斗殴入狱几年，此番，由“前进帽”陪同他去见几十里地之外的心上人巴德玛。“前进帽”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只是引导者、倾听者，即以他为视角和中介，引出关于骑白马汉子的一段甜蜜、美好、惆怅但也不堪回首的青春历程，并由此旁及对其阿爸与道丽格玛的的爱情悲剧。小说主述骑白马的汉子及其家人在过去几十年间所遭遇的一系列家庭变故及成长中的创伤经历，但旨归在于，以此作对比，以扶贫为背景，揭示呼伦贝尔大草原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短篇也很有艺术特色：首先，从大草原风景描写，到草原歌谣和历史文化的点染，再到草原母亲形象的素描，都展现了其独有的草原文化风味。其次，语言富有诗意，字里行间漫溢着牧歌调子，也有对乡愁和乡恋的深情表达。另外，骑红马的汉子，迎接骑白马的汉子，归来细细品味，也分明传达一种象征——呼伦贝尔草原像一位胸怀宽广的母亲，呼唤着游子们回家。 小说与历史永远处于互动中。邢庆杰《太行往事》（《小说月报•原创版》第3期）以“我”（即“江口君”）为视点，综合采用倒叙、抑扬、伏笔等艺术手法，讲述抗战争期间太行山根据地一对日军特务人员从死战、“效忠天皇”到被八路军俘获、软化、最终加入“反战同盟”的一段往事。小说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讲述“我”进入中国受训、参战以及在一场伏击战中受伤、被俘、被救助的过程；再现“我”和晴子如何相遇、相助、相爱以及在八路军教导下如何一步步转向厌战和加入反战组织的发展过程；不断插叙从刘伯承到一般医护人员对“我”和晴子的关心、照料。解放区日人抗日反战同盟会，总部设在延安，各根据地都有支部，成员主要是由厌战的日本人组成。这个短篇中的人物、故事、内容关涉这一段历史。以小说方式处理一段历史，也就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尝试另一种写作，作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小说故事性强，叙述一张一弛，尤其注重以细节和心理描写烘托人物形象，在艺术上也可圈可点。 结语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当代中国已进入新时代。那么，新时代就理应有其匹配于这个时代的短篇小说。如何生成？新时代、短篇小说、小说家彼此间两两关联、化合、质变，是为一途。其中，小说家是关键，他对“新时代”的观察、理解、把握和艺术表现力，直接决定了新时代短篇小说文体、内容、主题、风貌。在此过程中，从对“片段”、“横截面”的传统认知，特别是胡适那个经典界定——“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到如何处理旧与新（题材）、少与多（字数）、实与虚（构思）、小与大（容量）、有我与无我（境界）等关涉小说本体的辩证关系，再到面对“新时代与短篇小说”彼此聚合后在理念、文体、样式、风貌等诸多面向上可能发生新变的再考量，都将是摆在小说家和研究者面前的须持探讨与实践的永在、永新的命题。 小说家们大都认识并能做到“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但做不到“能使人充分满意”。这说明，短篇小说创作依然存在很多深层的问题。或许，那种极其碎片化、极端私人化、主题平面化、格调“灰色化”、有“我”无“他”的写作须改一改了。甚至很多小说就根本不能在写作、阅读、阐释之间完成一次有效的循环，不能被阅读，不被被阐释，谈何“经典”或“经典化”？ 小说家自闭在书房里，过着“纸上生活”，写出的小说是干瘪的，是没有生命力的。新时代的生活、声音被隔绝于小说之外，小说成了一种无根的呓语或独白，致使读者越来越少。 我愿景中的优秀短篇小说标准是：1、字数以1万字以内为宜。2、在新旧、多少、虚实、大小、有我与无我之间摸索到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度”，以创生自己的短篇样式。3、它是“新时代”的产物。或者说，它是小说家用新时代立场、思维、方法创作出的侧重表现或反映新时代人、事、物及其关系的文章。4、现代性是它的主体品格。它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异让它卓尔不群，同让它拥抱众生。5、探索并构建全新的读写关系，尤其要“共情”，做到“能使人充分满意”。 2022年12月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编辑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