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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五篇佳作虽然内容不同，但共同呈现出对普通人的特别关注。那些被历史遗忘、湮没在时间长河中的平凡生命在五篇佳作中重新激活，被怀疑主义浪潮解构的生命意义在五篇佳作中强力确证，被世人长期忽略的超越性努力在五篇佳作中深刻铭记。那么，需要追问的是，为何创作倾向存在明显差异的五位作家会一致将视角移至平凡的普通人，他们这种共同的选择是出于自发性的本能流露还是集体性的理智选择？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五位作家敏锐地捕捉到当前文学创作中普遍面临的一个写作困境：回避崇高的冲动与回归真实的呼唤直接导致英雄主义退场、意义消解、精神迷失，而在主体性弥散之后，对现实生活原貌的极致呈现与平凡普通生存境遇的多维透视又难以有效承载文学追求超越此岸性的原初理想。 随着宏大叙事的解体，文学创作被迫不断向生活的细部回归，不再致力于历史理性的生动言说，转而专注于具体现实的精致描摹。平凡普通人逐渐替代理想主义的英雄人物成为作品的主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创作重心的调整存在一定程度的现实意义。平凡获得关注至少意味着平等观念渗透至作家群体的创作意识。相较于生硬说教平等观念的意义与价值，这种创作意识的集体性自觉更能突显人文精神的持续深化。但从具体的创作实绩来说，作家们对平凡普通人的关注并未收获理想的预期，相反陷入对琐碎生活的无条件认同和超越性努力的彻底放弃。原因是多方面的，消费主义的崛起持续消解着当下尚未完全凝聚的人文精神，理想主义始终难以有效对抗物质诱惑的侵蚀。当作家们普遍意识到坚守理想直接等同于守望孤独，捍卫尊严其实意味着直面虚无，批判现实无异于株守绝望，他们自然本能地选择更为经济实惠的创作方式，自然主动地放弃难以承受的精神重压。除此之外，作家在书写平凡普通人的过程中之所以陷入意义消解的危机与理想失落的持续阵痛，更源于平凡普通人本身欠缺惊天动地的英雄传奇和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当作家们将艺术视角聚焦于普通人身上，成为镜像的似乎只有平淡如水的生活和意义匮乏的苍白。当创作素材本身出现意义危机之时，作家们任何尝试性努力似乎都意味着注定失败。因此，当作家们将视点转向平凡普通人之时，似乎别无选择地只能被迫认同生活的现实，主动让渡诗意性的找寻与审美性的开拓。但是，肩负社会责任的作家不会放弃任何超越困境的努力，具备主体意识的作家也不会任由怀疑主义对文学的侵蚀。摘取2022年鲁奖短篇小说奖的五位作家，以坚实的写作郑重宣告文学创作可以在平凡普通人的书写中实现文学尊严的捍卫与人文精神的重铸。五位作家之所以没有陷入价值弥散的写作困境，没有局限于普通人的狭小生存空间，没有执迷于平凡人的柴米油盐，根本原因在于在他们的创作意识中没有人为割裂平凡与伟大的统一，更没有刻意制造平淡与传奇的对立。从一般的线性思维出发，平凡与伟大、平淡与传奇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似乎永远处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之中，殊不知真正的伟大来源于平凡，传奇的本质归结于平淡。换句话说，伟大只存在于平凡之中，传奇只生成于平淡之内。脱离平凡的伟大只能停留在想象的虚幻空间，无视平凡的传奇最终只会走向自我消解的反面。究其原因，则在于伟大与传奇并不孤立存在，只有在相对立的交互性关系中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与自我确证。五位作家的创作,生动诠释了这种辩证关系。 在《无法完成的画像》中，作为万千地下工作者中的普通一员，杨宝丰和小卿母亲难以在浩瀚的历史中留下点滴印记，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湮没在尘封的历史记忆之中。他们似乎只能借助于地下工作者这一集体性的称谓获得后世的缅怀，也只能通过他人追忆性的想象确证其生命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可有可无的存在，恰恰是他们默默的自我牺牲最终赢得了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振兴。在刘建东笔下，潜伏在基层的地下工作者在不被家人理解的精神重压中坚持斗争，在忍辱负重中守望着理想信念，甚至不惜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杨宝丰的作画过程中之所以一反常态，是因为作画的对象是已经牺牲的战友。作画的过程与其说是一次平淡无奇的例行工作，不如说是在看似平静的伪装下回顾战友生前的音容笑貌。每次落笔之所以异常艰辛与沉重，是因为每一笔都承载着对战友的真挚情感，都寄托着对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的无限追忆。杨宝丰最后主动销毁画作的行为不仅是出于保护战友家属的现实考量，更是因为他已经通过画像的过程完成对战友的追思与怀念，并将这些弥足珍贵的情思推向不朽的永恒。 在《山前该有一棵树》中，胡老师充分意识到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矿区的物质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是引导学生们不被恶劣的外部自然环境所局限，借助精神的力量不断探寻现实超越的可能。带领学生观看植树的过程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课外活动，更是借助树这一具体形象在学生心中种下生命的希望。带领学生抢救濒临死亡的树与其说是启迪学生的怜悯心，不如说是竭尽全力捍卫这唯一的精神象征。胡老师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可以承受恶劣物质环境的逼仄，但绝对不能因此毁灭他们心中的希望。只要他们心中有希望，生命中的任何艰难险阻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反之，如果希望破灭，再简单不过的障碍也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胡老师带领学生们完成了从平凡到伟大的飞跃。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他自然是平凡的，但作为滋养了祖国花朵精神世界的灵魂工程师，他毋庸置疑是伟大的。 《地上的天空》中的主人公朱一围终其一生都以卑微异常的方式生活，甚至他的家人都不得不承认他的生命轨迹是那样了无生趣，言谈中流露出怒其不争的失望。但正是这样一个外表看似不会对世界产生任何影响的渺小生命，却在去世后留给世人值得反复品味的生命意义。随着作品情节在抽丝破茧中展开，读者从最初的猎奇发展为惊讶最终升华为敬畏。而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不是朱一围逝世后留下的谜团，而是在他生前对读书的迷恋就已经确立。作为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小职员，朱一围的一生没有任何令人称道之处，而精神出轨的事实又难以回避道德的审判，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无法掩盖他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他通过读书完成了对现实的根本性超越。读书不仅帮助他摆脱现实的羁绊与束缚，在心灵的滋养中收获物质满足无法实现的自我提升，而且祛除了他生命最后时刻的恐惧与遗憾。朱一围之所以与大多数身患绝症的患者不同，是因为读书的充实体验从根本上缓解了肉体痛苦与焦虑，读书的诗意感受让他以超然的方式享受到彼岸世界的自由。他的平静安详源自彻底摆脱了好生恶死的世俗认知，他的乐观豁达源自他以诗意性的方式实现对死亡的超越。也正是源于此，朱一围通过读书在凡俗的地上创造了诗意的天空。当他在病床上脱口而出那兼具哲思与诗意的话语之时，没有人会否认此时的地上对朱一围来说就是天空。而谁又能否认一个可以在地上创造天空的人的伟大呢？作为普通人的朱一围在自我创造的天空中成就了自己的伟大。 《在阿吾斯奇》通过讲述与回忆的方式将边防战士的人生际遇与精神图景散点透视。在董夏青青笔下，边防战士不再是新闻报道中的统一模式化形象，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他们与所有普通人一样对生活充满希望，渴望生活在自己的努力之下不断趋向理想的完美。而当生活按照其固有的逻辑呈现如意与不如意的相互交替之时，他们又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反复徘徊。董夏青青借助边防战士具体生命轨迹的展开试图扭转已经普遍化的错误认知：边防战士并非天生的，他们首先是普通人，然后才是战士，而不是相反。边防战士也有作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也有现实需求和理想憧憬。而他们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将自我价值的实现定位于军人职责的坚守与尊严的捍卫。问题的实质在于不是边防战士的身份属性先天地确证其人格的伟大，而是在由普通人成长为边防战士的过程中自我铸就其伟大。伟大并不是某种确定价值的称谓指涉，而是自我人格的持续养成。从宏观意义上来说，被概念抽象化的边防战士群体可以用伟大来赞誉，但是这种赞誉本身难以唤起强有力的情感共鸣，只是出于某种惯性思维的自然流露，而非源自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认同。但如果从微观的意义出发，每一位边防战士都有着特殊的生命体验，都以各自的方式铸就属于自己的军功章。当他们点亮自我生命的历程成为历史并被他人讲述与回忆之时，昔日的平凡瞬间化为今日的伟大。因为在这一讲述与回忆的过程中，边防战士守望理想的心路历程得以多维透视，他们告别平凡、拥抱伟大的精神之旅也在他人可以理解的感同身受中自由展开。 《月光下》通过姨母和外甥女的欢愉相伴与最终分离将小人物共同经历的成长创伤与普遍面临的生活困境生动演绎。之所以选取姨母与外甥女这一特殊的人物关系，是因为这种关系从最初就注定了分离。无论是姨母还是外甥女都不能中止成长，这就意味着她们曾经的关系即便再亲密无间，也无法阻碍时间推移造成的裂痕。虽然这种先天不稳定的关系从表层来看牢不可破：不仅外甥女对姨母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姨母对外甥女也有着无法切断的情感。二人甚至在这种融洽异常的幸福体验中遗忘了时间，忽略了自己与对方都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改变，直至彻底打破原有生活的平静与美好。可以肯定的是，她们二人相伴的时光越是愉悦，分离的痛苦就越是难以承受，在心理中越是依赖对方，分离后的孤独就越是无法摆脱。蔡东的独到之处在于没有局限于这一生活常态的纪实，也没有刻意渲染这种普通情感纠葛的伤痛，而是借助作品深层结构的有机搭建，透视平凡生命的伟大意义。具体来说，《月光下》在情节的展开过程中形成对立性的二元结构：曾经的记忆与当下的现实。之所以是对立性的是因为前者被赋予理想性的完美，后者根植于现实的残缺；前者洋溢着超凡脱俗的诗意，后者充斥着蝇营狗苟的世俗。前者以梦境的完美演绎着对现实的自由超越，后者以真实的苦痛揭示着生活的沉重。那么，这种二元结构的设置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曾经的记忆构成姨母与外甥女对抗现实的精神支撑，那么当下的现实则构成二人认同现实的客观力量。二人的分离不仅仅是突发的偶然，而是各自独立承受生活、谱写属于自己生命乐章的必然，一旦她们离开只有依靠对方才得以成立的保护伞，她们自然要独立面对曾经从未想象过的艰辛与绝望。而在这种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重压之下，她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只剩下对昔日完美生活片段的追忆。虽然从纯粹客观的意义上来说，昔日的生活场景绝非无忧无虑的仙境，也非生命肆意绽放的乐土。但是对她们二人来说，当下的现实越是沉重，曾经的相伴就越是弥足珍贵，越要人为地将其理想化为绝对的完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她们暂时摆脱现实的羁绊，也才能让她们在难以超越的生存困境和无以复加的精神重压中持续鼓起勇气，不彻底沦为维系肉体生命的工具。换句话说，曾经的记忆是以理想的方式实现对现实的否定，通过这种否定，刘亚和李晓茹才能有效抵御生存重压的肉体折磨和精神侵蚀，从而构成维系她们艰难生存的精神支撑与灵魂皈依。与其相反，当下的现实则是打破二人梦境，将她们拉回现实的外部力量。无论她们曾经的相伴是怎样的温馨与亲密，无论她们对曾经的记忆进行怎样理想性的渲染与完美化的篡改，她们的生活始终都要继续，终究无法在虚幻的想象中回避现实的沉重，更不可能凭借记忆的执迷抵御生存困境的催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的现实是以现实的方式完成对理想的否定，通过这种否定，刘亚和李晓茹才能实现自我与他者的清晰认知，从而不至于陷入虚幻的想象中无法自拔，更不至于在自欺欺人的虚幻梦境中自我迷失。如果说曾经的记忆帮助刘亚和李晓茹超越平凡、通达伟大，那么当下的现实则引导她们回归本心、返璞归真。蔡东借助这种对立二元结构一方面郑重向世界宣告平凡人生命中固有的伟大因子，并不能因为其身份的普通与能力的弱小而否定甚至忽略其独异价值；另一方面理性客观地揭示没有必要否认平凡本身，单方面拒绝现实只会陷入想象的虚妄，伟大之所以伟大不是源于对平凡的否定，而是源于对平凡的自我超越，这种自我超越只存在于曾经记忆与当下现实的辩证统一，或者更为确切的说法是源于人敢于在告别过去中直面未来。在作品结尾，刘亚和李晓茹终于共同放下曾经思想的包袱，在心扉敞开中开启她们全新的人生旅途。虽然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她们彻底摒弃当前的芥蒂，也绝不可能在现实中恢复曾经的过往，但是她们各自祛除内心阴霾，在心灵的解脱后轻装上阵的全新生活状态本身已经在新的维度中实现了对曾经记忆的重构与再造，从而有效实现了从平凡到伟大的艰难性跃迁。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五篇佳作从不同侧面揭示出普通人实现对平凡超越的恰当途径：不是彻底拒绝并否定当前现有生活的平淡与乏味，而是在对现有生活的诗意超越中完成从平凡到伟大的自我提升。而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生活本身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生活依旧以其固有的方式自然展开。唯一发生改变的是人对生活的态度。生活本身并无所谓平凡与伟大之分，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是生活其中的人所赋予的。五篇佳作将普通人独立人格的自我养成过程形象化呈现，并在此基础上展现他们的心路历程，从而为当前处于精神迷失的绝大多数普通人指明了正确方向。对时代问题的思辨性演绎与形象化解答，构成了五篇佳作标志性的文学史意义与超越性的审美价值。 作者简介： 赵耀，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学原理研究，《人工智能的双向限度与美学理论的感性回归》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现任职于吉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