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我有很多沮丧，其中一点是知道自己只是个写小说的。这听起来略显可笑，难道本不就是个写小说的？只是但凡一个人在较为年轻的时候有些多余的理想，就总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多。就比如我依旧常常幻想自己晚年在一个大平层里面画画，但很快我就取消了这种未来心裹挟着的虚荣。因为我意识到写小说这一件事才是这些年我唯一没有停歇，一直在进行的工作。而继续细化起来，与之伴随的最久的工作，便是安抚家人，陪伴家人，在日常生活中试着洞悉创造性劳动的意义——知道自己身上最大的秘密就是与亲人相关的那条秘密通道。亲情生活这样一个听起来较为枯索的题材，每隔几年我都会找机会处理一遍。在《传声筒》之前，是《犹豫的时候更接近道德》与《战国风物》。我不敢说仅就这个题材来说，我的写作是有进步的，而只能说，当试图打捞水面之上的生活时，我发现真正改变其面貌的，来自底部的根扎在哪里。 对我来说，近几年内心最动荡的一段时间，一个是疫情刚刚来到，被封锁在老家的街上，和众多亲戚相伴的近两个月里感受到的细节。另一段就是上海今年的春天到夏初，我在房间内与自己相处的三个月。这两段经验，一个是认清与自己相关的附近生活的样貌，另一段是认清自己的脆弱，甚至卑微。或者说，看到底部的自己。《传声筒》写于上述两段生活之间，既有着第一段记忆中的各种不适，又似乎也为应对第二段生活积蓄着能量。 对每个人来说，长期面对自我是充满危险的。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可能发现自己是潜在的暴君。懂得体贴，与其说是一种修养，不如说是一种能力。责任的建立，也并不是在要求付出，而是帮助一个人真正成为他自己。或许可以说，一个人的独特性，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免于仅仅只是一个触角的命运，而成为懂得循环的枝蔓。 也是出于这种目的，我试图通过《传声筒》书写几个普通人在医院内外一日的生活。空间越有限，可移动的范围越窄，问题就越多，人能看到的自己反而越全面。我想让这几个人在这个过程中看到自己的触角，然后互相触碰，在感觉到疼的那一刻试着变化一下自己的模样。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这篇小说背景的暴雨，原型是二〇二一年夏天郑州的暴雨。在及腰的水中，我曾和很多人一起去买饭。雨后的白天，走路的时候，眼睛只敢往上看，生怕看到脚下躺平的啮齿类动物。夜晚暴雨后的街头歌者，一边高唱，一边讲述自己被困地铁的记忆。在别人的幸存与幸运之间，我获得了那个夏天难得的松弛。而所有这一切，在二〇二二年的春天，与窗前松树对视的几个月里，都化成微弱的力量，一定程度为我挡住手机信息的波涛，还有一些动荡的内心瞬间。而那些摩擦，每一遍，都像齿轮，在微弱的疼和激烈的变形之间，试着带我跑出了零点五厘米。 2022.9.9于上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