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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对时间既敏感又糊涂的人。十年对我来说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一来我真正开始写小说的时间并不长，二来又总觉得创作似乎不是一个能分开说的东西，它无时无刻不在。 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是在北京电影学院读大二的时候写的，发在《名作欣赏》上，是关于茂瑙电影《浮士德》的“诠释与创造”，大概8000字左右。当时刚进电影学院，因为热爱德语文学，所以打好主意，只要一上大学就跑去歌德学院学德语，这篇文章就是在初学德语的那种热情和冲动下写的。现在再看，我好像一直在潜意识里把“文学”当成了一个潜在的主体，用各种其他客体和文学比较生长。其实除了正式发表的文章，更早的时候我也尝试过写诗、写剧本，还写过童话、游记，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我也不知道被自己放到哪里去了。我总有一个固执的想法：这些只是练习，仅仅是表达的欲望，并不构成真正的写作。在这点上，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直觉型写作的人，更多时候，我确实在等待。 这种“在路上”的行走方式几乎让我在每一个地方都成了一个奇怪的人，别人感觉我总是“飘着的”。确实如此，比起学习、工作或者知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似乎是这背后的经验，我好奇的是世界（无论是过去的世界还是现在的世界）自身，我渴望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世界中去。在学习文艺复兴艺术史的时候，我对学科划分的质疑几乎达到顶点，再加上当时我热情投入的创业实践，就有了第一本书《细读文艺复兴》。这本书让大家觉得我是“学艺术的”，讽刺的是，写下这本书的初衷恰恰因为我认为“文艺复兴是一种时代精神”，它更多地是窥探事件和人物的途径之一，正如音乐、电影以及文学一样，殊途同归。 在关掉创业公司之后，我才正式开始写第一个小说《黑色小说》，它出版的时候我过了30岁，和同龄人比起来算晚的。写完这部小说用的时间不长，半年多，但是素材基本都来自于我积攒了很久的小纸片们和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毕业论文。我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太安分的学生，和在国内一样，在欧洲待着的时间，我尽可能地用来旅游，或是做自己的事情。所谓自己的事情，坦白说就是游手好闲，于是在英格兰、苏格兰和欧洲大陆的火车上产生了很多小纸片。在那四年时间里，我几乎编造了M和W两个人，一直不断地和他们喃喃自语，多是片段，直到我的毕业论文写了17世纪苏格兰公爵汉密尔顿的收藏史。我用他们家族图书档案馆里的书信、历史上真真假假的记录以及现在可以追溯到的画作来源，一点点想象着汉密尔顿这个人，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虚构带给我的巨大快感，我好像终于听到了创作的回声。所以在我拿出藏了很久的小纸片的时候，那些片段依靠汉密尔顿公爵重新连接了起来。 我知道，在今天，只要你的写作被出版，它就不仅仅是文字，更是一个完整的出版物。创作者周边的世界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似乎也越来越模糊，比如别人如何用第一印象判断你，比如你的写作是否真正能被人读到并因此评价你，比如声名、抬头或者其他外在的显性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缠绕你，比如你的写作究竟是为什么。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第一部作品总带有自我救赎的意义，在这之后，写作者将面临一个又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你是否要粉身碎骨或是与之同处？你到底该怎么做？写完《黑色小说》之后，诚实地说，我陷入了巨大的低潮中。我知道，这些情绪和问题对于接下来的作品是重要的。那段时间里，我处在完全沉默和失语中。我们面对现实时的巨大的无助，不仅来自于我们要在其间生存，还来自于未来和记忆造就的回响空间，使我们一不留神就会迷失其中。那些对知识的焦虑、对生命的功利，只有拨开层层迷雾、赤裸生命，我才能开始成为一个写作者。 最难的时候，我想变回一个孩子，变回小时候玩《暗黑破坏神》的样子，那时候我以为人应该像个勇士一样打倒魔王，拯救世界。在电脑游戏里，任务是单线的，而现实却尽为颠倒梦想。于是我写了《男孩们》，他们所处的世界和我们一样混乱而隐晦，一切都可以被虚构，但哪怕在虚构世界里，现实的种种依旧不断回响。很长一段时间里，李问和速为这两个男孩的命运已经与我的日常生活隐秘地纠缠在一起，我知道他们的挣扎已经在我眼前挥之不去，但在他们的背后隐藏着母亲、梦想、老人和船。《暗黑破坏神》对于这个故事来说，是一个笼罩现实的隐喻：现实从来不是二元对立的。甚至在算法的引导下，坚固的二元对立也变得复杂无比。我想，今天我们不再能凭借从前的认知去判断一个事物，判断一个人，判断我们的周遭，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就连文字都可以被粉饰。但我们依然注定和现实相互依存，在消解中并行，在反抗中咀嚼一切。 《男孩们》是我的第二个长篇，我一直笃定的是，小说中是有魂魄的。对，故事是一部分，人物是另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这之外的小说自我的延展。所以长篇或短篇、女性或男性、世界或本土、青年或成年，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没有人能规定创作应有的样貌。30岁以后我有意识地让自己不处在一个稳定的环境，我似乎还没丢掉30岁以前可笑的“英雄主义”，我依然希望撞击创作的边界，哪怕看起来不规整，哪怕我好像还是那个孤零零的人。其实最近让我困扰的是，当我们的作品被更多更宽泛地推向市场的时候，它们一定是被二元看待的。当好与坏、善与恶的判断被轻易说出的时候，文学作品一定会变得单薄。当聪明的写作者知道自己要代表什么的时候，文学也就成了一种手段，一种障人耳目的人际游戏。 我一直时刻提醒自己，除了“写”本身，不要忘记自己童年时最天真的那个关于写作的理想。可能我本身懒散，所以写得不算多也不算快。以后还是要更勤奋一些，好好写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