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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进入新时代，现实主义仍然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不息的创造力的“主潮”。这当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关切密不可分。如论者所言，捍卫“现实主义这个成就斐然的文艺流派的原则”，非关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个人偏好，而是因为“这些原则渗透着公开地和真诚地为劳动人民的解放服务的愿望”，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本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还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明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性的根源所在。以此为基础，对“社会最低需要”的根本关切，亦即坚持人民伦理，乃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为文学的艺术创造打开了更为宏阔的现实和精神空间。新时代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召唤并形塑秉有新时代内涵的新的人民。此属“新人”（主体）与“新世界”（新时代）交互生成之要义所在，亦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实践价值和伦理目的的核心内容。而因应新时代现实新变的文学，自然要深度感应时代新思想、新心理、新情感，倾心书写新时代“新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的自我创造，不仅在思想观念上打开了宏阔的世界和文学视野，在审美表达方式上，亦有融通传统、因应现实并指向未来的仅属于新时代的全新创造。 感发时代新声，在总体性意义上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壮阔图景 社会主义文学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即便生活世界及人之内心世界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却仍有可以辨析的内在于时代的现实创造的“总体性”。而对时代精神总体性感知和把握的深广度，在多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思想和艺术的基本面向。其理如李敬泽所论，“在中国，历史没有完结，无论文学还是作家这个身份本身都是历史实践的一部分，一个作家在谈论‘现实’时，他的分量、他的眼光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世界观、中国观，他的总体性视野是否足够宽阔、复杂和灵敏，以至于超克他自身的限制”。而一种“中国之为‘中国’的总体性、‘中国故事’的总体性，一种1840年以来现代性进程之中的总体性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面对都要回应的”。因此，在新的时代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总体性视野”，是对这个时代文学的“根本考验”。这无疑涉及文学观念的转换问题，不仅包含着如何理解文学与时代、写作与现实的关系，也包含着如何处理作为创作主体的自我与正在行进中的社会创造的关系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降，在总体性的宏阔视野中处理时代的复杂经验，以肯定性和巨大的建构力量为杂乱无章的现实赋形，似乎已非时代潮流。琐屑的、庸常的、无意义的细节和人物在文本的虚拟世界中漫天飞舞，面对着永恒和非永恒局面，精神或低迷或委顿，无根无据也无所依傍，一种颓然的、向下的情绪甚嚣尘上，影响甚至形塑了一代人的文学和世界观念。而就思想和审美观念论，可知源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力仍在，其在形塑作家的眼光的同时，也影响到作家的审美判断力以及基本的美学追求。然而即便在此类作品风光一时无两的时期，总体性的宏阔进程依然存在，仍然在推动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时代虽有众声喧哗，类乎“复调”的多声部混杂状态，却并非缺乏内在的总体性的视野。李洱的《应物兄》，写尽知识人因疏离中国古典“内圣”传统，不在个人德性生命的自我圆成上做工夫，也无意于成就事功（即儒家所论之“外王”）的精神的颓然之境。各色人等皆因个人一己之利害得失而牵连入儒学大家程济世返乡之事上。由此敞开之世态人情，众生万象堪称繁复，也极具时代的症候意义。其故事千头万绪，事件纷繁复杂，人物丰富多彩，话头纬度多端，诚所谓“嘈嘈切切错杂弹”，但人物事件虽繁，却有内在大关节，如万丝迎风不乱，可谓“杂乱有章”。其“章”何在？首在对民族文化精神内在价值的心之向往。次在若干人物观念、行止所彰显之价值坚守。不仅如此，全书对80年代先锋小说、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等流派所依托的观念和审美趣味皆有反思。其“破”中之“立”，恰属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新变与代雄之紧要处。 《望春风》《人世间》《长安》等作可作典型。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对文学作品的意义生成而言，“讲述故事的年代”与“故事讲述的年代”同等重要，甚至前者决定了后者所能打开的基本面向。这几部作品所直接处理的内容虽非全然发生于当下，但作者处理故事所涉年代之时代问题及人物的命运之变的方式，却可见宏阔之世界视野和人世观察所敞开之复杂面向，其肯定性意义所显发之精神能量亦源出于此。《望春风》中时代风云变幻，可谓天翻地覆，人物命运也与时俱变，然皆不脱大历史或成就或限制的力量。时代风云际会之中，既有破坏性的角色，亦有坚守常理，并不随世俯仰的人物。即便在特定年代乡村呈现出颓败之境，然而仍包含着“贞下起元”的向上的力量。此种力量之源或非乌托邦式的价值期许，而是内涵着时代精神转型的复杂意味。 《人世间》中周家两代人于时代变革中的命运起落虽不乏叫人唏嘘感叹之处，但无论身居“高位”的周秉义，还是身处底层的周秉昆，皆以不息的奋斗的精神勉力完成自身之于家庭和时代的责任担当，无疑可解作时代总体性的前进力量之表征。《长安》虽将叙述的重心落在生活世界中人物的命运和情感起伏上，但仍然秉有宏阔的历史视野，有着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30年间历史和现实核心主题之变中理解和处理宏大命题的用心，被认为是这一时期中国军事工业的“创业史”。 目光如局限于生活世界饾饤琐屑之日常现实，自然难于高度把握和理解现实的复杂意涵。故而感发时代精神总体性，在更为开阔之历史和现实视野中理解生活世界中具体人物及其命运之变颇为紧要。具此大历史和现实的眼光，所见自然不同。《望春风》中隐然有诗性乡村再临所呈现之近乎布洛赫所论之“希望”义的境界。此境界在《陌上》《野望》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芳村的世界中仍有细碎的日常，仍不乏具体的矛盾和纷争引发的情感的波动，但人在与自然风物浑化的诗性乡土中，那些琐屑的日常中便有超迈的升腾的气象。还如《带灯》中小小的樱镇矛盾此起彼伏，不曾稍歇，欲变革实难。但自更为宽广的眼光看去，则其间所述作为新时代的过渡意义渐次朗现。樱镇世界的矛盾及其问题性，恰属新时代新思想所要超克的内容，亦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所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故而《带灯》即便书写樱镇世界矛盾盘根错节，人事纷扰不断的近乎颓然之境，最终仍彰显人物不畏艰难、努力奋进的向上的伟力。《主角》中若干重要人物虽未直接参与宏阔的现实创造，但个人命运之变化仍与改革开放40年大历史和现实之变密切相关。 前述作品观念和审美虽并不相同，但皆属叙事虚构作品，或难见出总体性视野之于作品世界敞开之重要现实意涵，故而若干报告文学可作参照。如《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的故事》《西海固笔记》所写皆是正在行进中的现实和人物，皆非虚构，因之包含着更具时代意义的复杂内涵。还如《新山乡巨变》以《山乡巨变》为参照，详细书写当下清溪村在新时代的再度“巨变”，说明周立波及其作品所彰显之50年代改变山乡面貌的未竟之业，在新时代新人物手中得以完成。以此为参照，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金谷银山》《经山海》《战国红》等作在时代总体性的宏阔背景中书写现实的新变及其历史性意义的时代价值——为新时代新创造的伟绩留下一份真实的、艺术的记录。此类作品中所蕴含之总体性的时代精神，亦可转化为具体的创造性的力量，如路遥所论，最终发挥推动社会实践的车轮滚滚向前的重要意义——此为现实主义文学实践价值之要义所在。 感应时代精神，塑造扎根现实不断自我创造的“新人”形象 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所开启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中，“新人”的塑造并非仅属对不同时期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之典范人物如其所是的自然描述，而是包含着与新的社会创造渐次展开密切相关之实践意涵，远非文学形象的艺术塑造所能简单概括。也因此，在总体性的宏阔视野中书写人民创造新时代新生活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现实图景，必然要落实于与新时代相应之“新人”的自我创造上。如张旭东所论，“新世界”与“新人”交互生成，互相定义。“新人”是在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完成自我创造和自我定义。故而“新人”所秉有的具体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应时代主题的阶段性变革而体现出不同的品质。在上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改造的宏阔时代背景中，蛤蟆滩的梁生宝所领导的互助组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前行的过程，无疑与其时时代的核心主题密切相关。正是在创造蛤蟆滩新生活的具体过程中，“新人”梁生宝完成了精神的自我创造。《创业史》作为“十七年”现实主义典范作品的意义，此为重要一维。而极具历史和时代意味的是，时隔近70年后，在柳青的家乡陕北索罗湾，村支书柯小海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的过程，有着深具新时代新观念的重要意义。历经种种尝试，也不乏失败的经验，柯小海最终在生态发展观的指引下完成了索罗湾村人的小康梦想。由此所显现的共同富裕状况可在多重意义上视为50年代初梁生宝未竟之业在新时代的实现。此《国家战略——延安脱贫的真正秘密》的要义所在，具有表征新时代内涵的典范意义。柯小海无疑可视为新时代的“新人”，与50年代初的梁生宝，80年代的孙少平、孙少安一般，表征着不同时期“新人”在创造世界的同时完成自我创造的重要意义。 颇具对照意味的是，就在梁生宝互助组展开如火如荼的新的社会创造的同时，距离蛤蟆滩十余公里外的西安城，由部队转业回地方的忽大年接到上级所交付的重任——创建军工厂。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现实语境中，忽大年所领导的长安厂的创建和发展过程，无疑呈现了与《创业史》所表征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内在精神相通，但具体状况颇多差异的军工领域“创国家大业”的复杂图景。此后近30年间，时代主题不断转换，长安厂所面临的具体语境也变动不居。作为长安厂的核心人物，忽大年的命运也随之历经起落、荣辱、进退的复杂境况。然无论个人命运遭遇何种坎坷，忽大年始终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即便牺牲个人生命，也要勉力完成国家交付的重要使命，可谓矢志不渝，初心不改。忽大年无疑可以视为新中国成立前30年军工领域的“新人”，其所呈现之家国情怀、牺牲和奉献精神，无疑昭示着“今日中国崛起的秘密”之要义所在。《应物兄》虽在人文知识分子精神颓败之复杂情状上用力甚深，且极多“反讽”之笔，但其间仍内蕴着秉有家国情怀、时代担当的知识人所持存开显之超拔的精神气象。作为全书着墨并不算多，却具有贯穿性的重要人物，核物理学家双林院士亦如乔木、兰梅菊等历经特殊年代时代剧变所致之生命的困厄，然并未落入以个人的利害考量取代精神的理想之境的上世纪80年代以降的观念颓境，而是仍以其超迈的精神坚守和巨大的牺牲精神勉力完成国家交托的重大使命。此间牺牲和奉献精神教人感佩，也让人动容，为《应物兄》中巨大的建构力量之所在。他在晚年勉励其孙加入党组织，以为惟其如此，个人方能因精神有所依傍而不至于陷入颓丧与虚无之境。这一笔无疑颇为紧要，乃是理解全书精神振拔力量的大关节所在。不仅如此，书中其他人物如芸娘，如早逝的文德能，皆属知识界的典范人物，也皆有感通时代观念和现实疑难，勉力完成一时代赓续传统、扎根现实并朝向未来的新的精神创造的重要意义，为知识界秉有肯定性意义的“新人”的另一类型。 在有效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和审美创造性转换的基础上所打开的古今融通的新视野的成就之下，若干作品中的“新人”也秉有扎根于民族文化精神的新品质和新境界。此类“新人”以《主角》中忆秦娥最为典型。由九岩沟的放羊娃成长为秦腔艺术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忆秦娥40余年的生命历程恰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巨变同步，其艺术进境与个人生活之间无疑存在着交互成就的复杂关系。忆秦娥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感通中国古典思想和艺术经验，打开自身艺术进境的重要人物。其生活和艺术经验充分说明，在新时代古今融通的新视野中，“新人”所能依托之思想更为复杂，也更具时代的典范意义。民族文化自信的确立，此亦为重要路径之一种。 与《主角》核心资源的中国古典思想和艺术传统不同，《人世间》的重心是传统思想及其所形塑之文化人格在底层社会的延续性问题。周秉义、周秉昆兄弟身份不同，观念也异，但皆以极强的奋斗精神，或为“小家”的发展尽心竭力，或怀揣理想，努力为群众谋福利，哪怕牺牲自身也在所不惜。其中普通人在时代巨变中素朴的价值坚守，表征着民族文化精神民间影响力的无远弗届和在新时代语境中作用于普通人精神、情感和心理的观念效力。此亦如《装台》中刁顺子的生活和生命经验所示：即便身为处于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也无力通过辛苦劳作变成另一种所谓的“精英人士”，他们的生命仍然自内而外焕发出勃勃生机，而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勉力完成自我之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其间自有他人难以尽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虽具体的困难此消彼长、此起彼伏，从未消歇，也时时承受着艰难生活的压力，但刁顺子从不颓然，也未放弃持续的个人奋斗并从中获得巨大的自我满足。也因此，《装台》中洋溢着积极的、向上的气息，一如《平凡的世界》中理想的光芒时时照进现实之后的精神影响力。它告诉那些如孙少平一般以不息的奋斗精神创造未来的普通劳动者：平凡的世界充满魅力，平凡的人生自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新人”的精神感召力和现实影响力，莫此为甚。 感通多元传统，创造新时代文学新的艺术境界 如路遥所言，现实主义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精神。在新时代的新语境中，这种精神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胸怀“国之大者”，能够见天地、见众生的博大精神。其产生、发展和壮大最为根本的原因，便是因应现实之变的自我调适。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中，现实主义文学皆有因应具体的时代精神和生活现实的新变。虽未必如加洛蒂所言，现实主义可拓展到“无边”的状态，但也并非一成不变。以新时代艺术新变的重要特征论，突破“古”“今”分裂的鄙陋观念，在多元融通的意义上重新理解中国古典传统和现当代文学之关系，是新时代文学具有时代精神典范意义之新变的重要一维。这无疑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关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之于当代文艺创作的重要价值的重要思想密切相关。在此后的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更为细致、深入地论及接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之于当下时代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此为“五四”迄今百余年间自国家层面重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历史连续性及其因应现实不断创化之意义的重要论述。有感于此，不独作家写作所能依托之资源可以向中国古典思想及审美传统敞开，文学评论及文学史的观念，亦在古今融通的视域中得到极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新的拓展。 “五四”迄今百余年间，“古”“今”分裂之文化和文学观念影响虽无远弗届，然有心接续中国古典传统的作家代不乏人，在不同时代皆有基于时代观念的新的拓展。至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新时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维的意义渐次朗现。《山本》所涉，虽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于秦岭的史事、人事，但人事的发展与包容载重的自然的内在交感，呈现出的便是“人”与“自然”和合发展所敞开的全新境界。历史史事堪称繁复，却暗合《周易》所开显之兴废、起落、成败之循环义。此观念约略有中国古典“渔樵观史”的意趣，虽未必可以直接说明历史之变的基本规律，却是打开宏阔之大历史观念可资参照的重要路径，蕴含古典思想传统现代转换的尝试意义。《云中记》中，在经历大地震数年后，云中村其他人皆在政府精心安排的安置点中开启了新的生活，灾难虽阴影仍在，却逐渐淡去，惟村里的祭司阿巴对那一刻自然所致之灾害不能一日或忘，他要再回其时已“危在旦夕”的云中村，践履自己作为祭司所应承担的安抚亡灵的责任。在与云中村偕亡前的数十日，阿巴的所思所想所闻打开了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维度，呈现出与现代以降之世界观念全然不同的精神图景。其作为精神返魅路径之重要一种的意义，仍有待在更为宽广的思想视域中进行转化和阐释。 前述种种，皆为古典思想现代转换之后所开出的新的文本图景。与此图景密切相关的，自然还有古典审美表达方式的接续与转化。《主角》虽详述主角忆秦娥40年艺术修养过程与庄子艺术观念内在相通所开之技艺的自如状态，还着意于书写“虚”（梦境）“实”相生的艺术境界。此境界无疑在多重意义上近乎《红楼梦》中复杂梦境之于现实世界的隐喻义，乃是打开民族文化精神的有意味的方式。《红楼梦》的艺术经验还成就了《谁在敲门》所敞开的复杂的世情世界的基本面向及其艺术特征。作为《下庄村的道路》的同时期作品，《谁在敲门》则可谓与前者大异其趣。此间无疑包含着由新时期文学至新时代文学观念转换的难题，此不赘述。其他如《月落荒寺》之大实大虚，《面孔》中类乎古代人物的古典意趣等等，均体现出新时代多元融通之思想和审美观念所开显之艺术新境界的不同面目。 此外，文学与艺术的会通，亦属新时代文学新变之重要一种。《暂坐》《秦岭记》中虚实相生之境，摇曳多姿之笔，计白当黑之法，颇多得益于作者长期的书画艺术实践经验。而对戏曲艺术传统的通透理解，可以说成就了《主角》不同时流的独特的艺术创造。如是种种所敞开之更为宏阔的艺术空间，仍大有可发挥之处。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新变”之要，在作家对身处其中的宏阔的时代问题的感应和处理，单纯艺术的创造则退居其次。如不在现代以降之观念成规中理解物与我，文学与时代之关系，可知作家所能感通之世界纬度多端，消息万千，举凡古今中西人类所创造之精神和审美经验，皆可融入笔端，做基于时代的新经验的创化生成的功夫，进而熔铸新时代的新文化并形塑新的文化人格。新时代文学的“新”，也因此既表现在人民创造新生活的过程中呈现出的新情感、新心理和新成就，也体现在感应时代精神的阔大气象，在更为宽广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视野中处理和表达新经验时所自然呈现的艺术的新境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