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锺书曾经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这句俏皮话经杨绛披露后，引用率还真不低。 二十世纪的“新批评”理论，强调对于文本的细读；至于文本的作者，还是要想办法“隔开”，否则就可能受其影响，走入迷途。“新批评”提醒，来自于作者的“意图的谬误”，可要当心。 但话又说回来，杨绛说钱锺书那样“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让她“直耽心他冲撞人”，所以写了《记钱锺书与〈围城〉》。这或者可以解释为对那些不认识钱锺书却又很想认识的读者的一种补偿？无论如何，对于想认识“下蛋的母鸡”的人，多多少少是一种满足。 两千多年前，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这句古训，也可以拿来作为认识“下蛋的母鸡”的理由。 当然，“知”，或者“认识”，并不是求见一面；就算见上一面，也未必就能达成“知”或者“认识”。况且绝大部分经典著作的作者，和读者时空遥隔，没有时光倒流机和空间穿梭器，徒叹奈何。更何况在今天，求见拜访，差不多是追星族的行为，读书人与字纸相晤，怎么可以同流于粉丝与明星面对面。 不过，所有这些理由都不能泯灭与伟大作者接触的愿望。如果有这样幸运的事情发生——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约瑟夫·布罗茨基多年后回忆他青年时代与前辈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的见面时，早已在世界诗坛盛誉加身，也许这样的时候更能让他意识到那些会面的意义。“我说过，与阿赫玛托娃的每一次会见对于我都是极为出色的体验。这时，会切身感受到遇上了一个比你优秀的人。优秀得多。和用一种语调改变了你的人在一起。阿赫玛托娃仅凭嗓子或一扬脑袋就将你转化成人。我想，无论以前或以后都不会发生类似的现象了。也许当时我还年轻。发展的阶段不会重复。和她聊天，或不过和她喝茶，喝伏特加，你很快就变成基督徒——一个基督教意义上的人——比阅读有关的文本或进教堂更有效的。” 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体验，发生在文本之外，带有某些神秘性，却也是最切实的。所以布罗茨基会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谈到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我们接近她不是为了赞扬，不是为了文学的好评或者为了对我们文学的期许，至少不是我们全体，我们走向她，是因为她使我们的心灵在活动，是因为她的在场令你仿佛否认自己，否认了你处的心灵的、精神的——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它——水准，你会为了她所使用的语言而否认你与现实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 与伟大的作者会面，有时候情形可能变得比较复杂，比布罗茨基体验的还要复杂。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写过一篇题为《朝圣》的小说，里面的女主人公和作家本人在精神成长上具有密切的相似性。一个早慧的高中生，十四岁，读书和音乐让她进入忘我的状态。一九四七年的一天，她买到一本《魔山》。“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这本书都在我的房间里，我几乎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我本来想细嚼慢咽地读这本书，但兴奋和激动使我不能这样做。在读到334页到343页，汉斯·卡斯托普和克拉芙蒂娅·乔查特谈爱情的时候，我还是放慢了速度。他们说的法语，我没有学过法语，但我不愿意跳过这一段，于是我买来一本法英词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阅他们的对话。读完了这本书，我实在舍不得放下，就以读这本书应该用的速度，每天晚上朗读一章，又从头到尾把它重读了一遍。” 她把书借给朋友，朋友提议：“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那个时候，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从希特勒统治的国土流亡美国，正居住在同一座城市里。 这个提议马上让她的阅读喜悦和对作家的敬慕之情，变为羞愧和难为情。“我有他的书。”——“我不想和他见面。”——可是朋友已经通过电话约好了。“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将被迫去见托马斯·曼，这似乎是一件极为不妥的事情，而他要浪费时间来会见我则是一件显得十分荒唐的事情。”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对他充满敬畏，他就在我的面前，这使得我在开始的时候只看到了他而看不到别的东西。现在我开始多看到一些东西了，例如，他那显得有点凌乱的桌子上的东西：钢笔，墨水台，书籍，纸张，还有一套装在银框里的小照片……此外便是书，书，书，几个从地板到天花板的大书架上面全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和托马斯·曼在同一间屋子里，这真是一个令人激动，令人惊异的伟大事件。但是，我也感到了我所看到的第一个私人图书馆对我的诱惑。” 整个的会面过程——谈话，喝茶，吃小点心——因为敬畏和难为情的交织而让这个女孩内心紧张，甚至她都巴不得赶快逃掉。“我现在身处文学世界的觐见室里，我渴望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即使是做一名地位最卑微的公民（我根本没有想到告诉他我想当作家，这和告诉他我在呼吸一样毫无意义。我在那里——如果我必须到那里的话——是作为一个崇拜者，而不是想要和他平起平坐）。我在这里见到的这个人只会说一些格言警句，虽然他就是写托马斯·曼的书的那个人；而我说出的都是一些傻乎乎的话，虽然我的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我俩都没有处于最佳的状态。” 多年以后，她也成了一名作家。终于，她可以为当年自己的敬慕和难为情在精神成长中找到准确的位置，找到它们所开启的未来的可能性。“我现在仍然能感觉到自己从令人窒息的童年中解放出来时的兴奋和感激。是敬慕之情解放了我，还有作为体会强烈的敬慕感的代价的难为情。那时我觉得自己已是个成年人，但又被迫生活在孩子的躯壳里。后来，我又觉得自己像一个有幸生活在成人的躯壳里的孩子，我的那种认真热情的品质在我的童年时期就已经完全形成，它使我现在还继续认为现实还未到来，我看到在我的前面还有一片很大的空间，一条遥远的地平线。这就是真实的世界吗？四十年以后，我还是像在漫长而累人的旅途上的小孩子一样，不停地问着‘我们到了吗？’我没有获得过童年的满足感，作为补偿，我的前方总是呈现着一条满足的地平线，敬慕的喜悦载着我不断向它前进。” 一个害羞、热情、陶醉于文学的女孩和一个流亡文学家的会面，变成了一次朝圣。朝圣，并非只是当时的强烈体验，时过境迁，那种强烈体会的敬慕的喜悦和难为情，仍然有能量释放出来，把精神的发展推向现在和将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