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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学应该永不厌倦地寻找‘差异性’” ，这是朱山坡的文学观，也是他一直以来笃行的创作理念。在新作《萨赫勒荒原》 中，他的南方经验从中国飞向了遥远的非洲，通过聚焦中国援非医疗队，赞颂医者的使命意识和国际精神，探索人类命运中的灵性交集，形成一首复合国别、种族、宗教、自然多维度关系的交响诗。唐诗人、胡读书、刘景婧、卢桢等四位青年评论家从文本叙事、创作母题等角度出发， 探讨这部小说如何借助异域故事让读者对疾病、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以及启发更多作家如何更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 内容梗概 中国援非医生老郭突然病故，我临危受命接替老郭。黑人司机萨哈开车带着我，横跨尼日尔东西部全境，穿越萨赫勒荒原，天黑前必须抵达中国医疗队驻扎地津德尔。 萨哈和我行驶在“世界上最孤独的公路”上，在穿越苍茫辽阔的荒原中，萨哈一直谈论以老郭为代表的中国援非医疗队救死扶伤的故事。尤其是老郭妙手回春，治好了萨哈老母亲的白内障使她重见光明，还挽救了他两个罹患脑膜炎的儿子。萨哈对老郭敬如神灵，他的老母亲更是视老郭为儿子。 萨哈和我进入荒原的腹地，在匆忙前行之时，突然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原来是萨哈的儿子尼克。他在此等候了三天，他说他的祖母要去津德尔看望郭医生，被萨哈断然拒绝。父子两人为此起了争执。萨哈与我隐瞒了老郭的死讯，安抚一下尼可后重新出发。但因身后的尼可突然瘫倒，我们回头，我喂他水和食物，他重新活了过来。不顾萨哈的反对，我送了一瓶炼乳给尼可带给他的祖母。尼可执意要跟随去津德尔，亲眼看看老郭究竟是死是活，好向祖母交差，与萨哈再次发生冲突。萨哈凶狠地丢下尼可，义无反顾，加速前行。 萨哈说起了去年的一件事：听说老郭被病魔纠缠，萨哈年迈的母亲从部落出发，沿着这条凶险的公路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不可思议地走了十二天，穿越萨赫勒荒原抵达中国医疗队驻地，乞求老郭跟随她回部落做一场法事，她将召集荒原诸神和祖先的魂灵合力为他驱除缠身的恶魔。虽苦口婆心乞求数日，但还是被老郭以工作忙为由婉拒了。 感动之余，我突然意识到，尼可极可能是患上了疟疾，有生命危险，遂极力恳求萨哈掉头返回救治，却遭到了拒绝。我跟萨哈争吵起来。然而萨哈的理由如此充分，而且彰显了一种令人不胜唏嘘的尊严和平等价值观的高贵。我无能为力，满腹怨气，但在不经意间看见貌似冷漠、无情和固执的萨哈“已经泪流满面，泪水重重砸在方向盘上。” 夜幕降临时，我们终于穿越萨赫勒荒原，准时抵达中国医疗队驻地。 两周后，我再见到萨哈时，他对儿子尼可的安危避而不谈，只是说尼可的老祖母听说老郭还活着，炼乳是老郭送的，十分高兴。当天夜里，她喝了一口炼乳便“满嘴乳香去见祖先”，脸上堆满了欣慰和安详。 《萨赫勒荒原》：走向世界，重构中国故事 唐诗人 朱山坡的《风暴预警期》《蛋镇电影院》等小说普遍有着清晰的南方色彩，地域风格突出，新近的短篇小说《萨赫勒荒原》却走出了中国的南方地域，将故事延伸到了非洲，这很值得关注。我们一直在说作家要讲好中国故事，我理解的“讲好中国故事”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讲好在中国发生的故事”，这种“不封闭性”指向作家也指向作品。作家要走出地理界域的中国，将自己的写作视野放到全世界去。作家的世界视野，表现在作品中，可以有很多呈现方式，比如故事题材、叙事风格、精神格局、思想发现等等。就朱山坡《萨赫勒荒原》这篇小说而言，它首先在题材上即是世界故事，写的是中非人民之间的友谊，在故事层面即走出了国门。同时，小说也通过表现不同文化中关于疾病的理解差异，在精神格局上突破了地域意义上的文化限制，关于生命价值的认知得到了世界性维度的更新，变得更为开阔、深沉。或许，《萨赫勒荒原》可以拓展我们关于“中国故事”的认识。 《萨赫勒荒原》的故事并不复杂，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中国援非医生老郭突然病故，叙述者“我”临危受命接替老郭，“我”在当地黑人司机萨哈的催促下，穿越萨赫勒荒原，要赶在天黑前抵达中国医疗队驻扎地津德尔。整个小说就是写这一路上的对话和遭遇，以及“我”和萨哈面对这些遭遇的不同态度。说“遭遇”，其实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并非作为中国读者很可能会想象到的武装冲突或劫匪事件。如果从故事的怪诞性、奇葩性需求来看，这个小说就是平淡的、日常化的。但短篇小说不是为了故事好看，起码不是只求故事性。朱山坡最近有创作谈说：“短篇小说就像一道闪电，如果它精准地击中目标，会令人兴奋；如果它与目标擦肩而过，会让人失望、沮丧。然而，闪电划过夜空的瞬间，是非常令人着迷的，哪怕它什么都没击中，这是我热爱闪电的理由。”作为“闪电”的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不是这道闪电有多凶猛，而是它是否击中了目标。《萨赫勒荒原》故事不算惊异，但它在“击中目标”意义上实现了相对理想的效果。这道闪电很清晰地击中了一种超越民族地域的、人类生命共同体意义上的精神标的，照亮了中非人民之间深沉的友谊。击中了目标的《萨赫勒荒原》，发表后获得了很好的业界评价，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这道“闪电”的魅力。 说《萨赫勒荒原》击中了“目标”，这目标是什么？朱山坡可能有自己的叙事旨意。但在我看来，这“目标”可以是作为读者的纯粹的阅读感受，即我们瞬间被小说这道闪电所吸引、打动，并获得某种震颤或启迪。同时，这“目标”也可以是读者凭着自己的判断所相信的小说意义——这意义当然与小说所带来的感受层面的震颤和启迪是相通的。《萨赫勒荒原》带给我的感受，不是故事的愉悦，而是认知层面的更新，是小说借助异域故事让我们对疾病、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以及这种叙事如何启发我们重新理解“讲好中国故事”。 《萨赫勒荒原》对于生命问题有很深的思考，小说中“我”和萨哈的对话基本是在探讨生命问题。萨哈的生命观对叙述者“我”、也对作为读者的我们造成很大的震撼。比如面对儿子的饥饿、疾病和死亡，萨哈用的是当地的公平话语来拒绝“我”的帮助。“你不能送他任何东西。”“因为对其他人不公平。”“真主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们不能去破坏真主的旨意。”“也许是村子里的人传染给他的。这里到处都有疾病，每天都有人死去。在死亡面前人人是公平的，连老郭也不能例外。”萨哈的这些说法，如此冷静，这放到其他民族文化语境中很容易被视作无情、冷血。“我”对于萨哈的态度也确实给出了“冷血”的指责：“你真冷血！我来尼日尔是治病救人的，不是来听你普及狗屁常识的。如果我错过了救尼可，我会内疚一辈子的。”但面对“我”的不理解和指责，萨哈还是面无表情、无动于衷，拒绝救助的态度始终坚决。“我”和萨哈的“冲突”，当然不能简单地从谁更人性、谁更冷血来评判，这是一种文化差异。但一个“文化差异”就能化解我们关于生命价值的判断吗？这一解释放在很多国家，它都很难成立，放在医疗条件相对正常的环境下，它也不至于出现。但放在非洲这块疾病肆虐、医疗资源远远不足的土地时，它似乎又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萨哈这种“冷血”才可能转化为无私和伟大。在“我”抵达驻地后，“我”才真正理解了萨哈的态度。“病人出乎意料的多，药品省着用。听说很多病人在送来驻地的途中便死了，亲人便将他们就地掩埋。”医疗资源如此匮乏，“我”如果在路上先用药物救助萨哈的儿子，也就意味着抵达驻地后可以救助的病人减少了。我们无法换算哪种救助更值得，但在萨哈眼里，在他开车途中先让医生救治自己的儿子，那就是对其他人的不公。萨哈当然希望儿子能够得到救治，但他有更强烈的尊严：“老郭，你们中国医疗队，已经救了我的两个儿子，治好了我的老母亲，如果我再让你们救尼可，村里的人会说我替你们开车是为了谋私利、得好处。我宁愿死也不能那样做。”这是萨哈作为司机要维护的职业尊严，也是他作为村落成员要守护的生命信仰和生存法则。 对于萨哈要维护的这份尊严和信念，读完小说之后的我们或许会给予同情和理解，甚至对萨哈产生敬佩感，然后小说到此结束。但朱山坡很巧妙地规避了这一可能为大多数读者所习惯的收尾，小说没有让叙述者“我”瞬间走出疑惑，“我”没有沉浸于对萨哈的理解和同情情绪中，“我”依旧对萨哈充满愤懑：“我如坐针毡，几次要推开车门跳下去，但车速越来越快，车子像是要飞起来。我狠狠地瞪了几眼萨哈。”直到发现萨哈“已经泪流满面，泪水重重砸在方向盘上”，“我”才不再“追究”。“我”对萨哈的不满情绪看似过于苛刻，但正因为小说写出了“我”作为医生所怀有的强烈的看病救人的天职感，才让“我”和萨哈有了更深层次的精神共振。作为医生，“我”不能简单地以文化差异而对自己没能救治眼前的病人而心安理得；作为司机，萨哈也不能让自己的职业身份变成了谋私利、破坏生命公平的东西。“我”坚持要救治他儿子的那种强烈意愿，看似在挑战萨哈关于生命公平的传统观念，这只是表层的冲突，在根本上，“我”和萨哈其实是获得了一种最深层次的精神理解。萨哈为何泪流满面？我理解的是，他既为自己不能让医生救治儿子而流痛苦的泪，也为医生坚持要求救治自己儿子而落感动的泪。“我”和萨哈关于疾病和生命的理解虽有文化认知上的不同，但因两个人都有着最纯粹的职业信仰，都在真诚地、无私地为他人的生命着想，因而能够实现深层次的心灵共鸣，最终也有了发自内心的相互尊重。生命共同体并不是要求每个民族的生命观念都变得一致，更深层次的共通性其实是在真诚对待每一个生命的基础上尊重他人的文化传统，而不是反过来将文化传统作为理由、借口而对眼前真实生命的疾痛无动于衷。我们所谓生命共同体意识，是真实的生命在沟通着不同的文化，而非让不同的文化隔绝了具体的生命。 《萨赫勒荒原》深化了我们关于生命共同体的认识，同时这也能够拓展我们关于“中国故事”的理解。《萨赫勒荒原》的故事发生在域外非洲，它是一个中国人在非洲的故事，是中国人与域外文化、与非洲人之间的故事，它很好地传达了中国人如何对待疾病和生命的精神理念。发生在域外，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从题材上拓展“中国故事”的地域范畴，而是从叙事精神层面来看，《萨赫勒荒原》可启发我们如何更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有效”，意为如何避免我们的“讲好”变为自说自话。在谈论讲好中国故事时，有一个知识基础就是要向世界讲述中国，要让世界更全面、更内在地理解中国。有这种“对外”的内在需求，我们的中国故事就需要有一种交流和对话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表现为直接的人物交流，也可以是隐性的文化互通。但无论表现为何种形式，它都要求我们的作家在讲述中国故事时，要写出文化的魂和灵魂的深，以获得不同民族地域之间的文化理解和人性沟通。朱山坡不是常驻海外的华语作家，他写海外题材《萨赫勒荒原》只是一个让中国故事走出去的尝试，但它成功地走出了深度。这份经验，或许会是重构朱山坡文学世界的一大契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朱山坡日后讲述的中国故事，将具有更博大的世界视野，以及更内在的文化对话品质。 面向世界的写作 ——评朱山坡《萨赫勒荒原》 胡读书 我们在地理学课本中学到的关于方位的知识是，东西是相对的，而南北是绝对的。而朱山坡的文学版图中，却一再把“南方”作为相对的文化身份概念重新提出。不同于以往倾注大量笔力勾勒的沉郁鬼魅的广西与岭南，朱山坡在最新的小说中，冲出了国界，甚至冲出了欧亚大陆，来到了地处南半球的非洲。2021年，朱山坡陆续发表了三篇以中国援非医生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萨赫勒荒原》（《人民文学》2021年第3期），《索马里骆驼》（《长江文艺》2021年第10期）和《永别了，玛尼娜》（《长城》2021年第3期），这些小说脱离了个人经验的范畴，将叙事视野移至撒哈拉大沙漠西南边缘的尼日尔，或者红海之滨的柏培拉，非洲腹地的卢旺达，讲述了一系列中国援非医疗队员生死相交的故事。这些故事互不相干，也毫不雷同，但主人公都有一段援助非洲的医疗背景，不得不引起人的注意，以医生为主人公创作出不少作品的作家，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俄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戏剧家契诃夫。或许是医生职业的特殊性，以科学理性的态度面对人类在自然面前最无力、悲哀的时刻，给了作家源源不断的灵感。朱山坡的诸篇小说中也不乏这样的故事，其中讲述在撒哈拉沙漠之南的尼日尔进行医疗援助故事的《萨赫勒荒原》给笔者以最深的震动。 作为援非医疗队的成员，向生存环境艰难艰苦的地区，冒着生命危险，为困苦的非洲人民带去健康与人道主义之光。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他们无畏且专业的精神让人敬佩。但与此同时，朱山坡又将他们的职业外衣剥去，显露出不同的人物性情与身世，《索马里骆驼》中援助过非洲的父亲因为婚姻风波再次离开故乡，来到索马里开起小诊所；《永别了，玛尼娜》中的“我”则将医疗队同事的非洲女孩玛尼娜吸引到中国南宁，展开了一段无果的缘分；《萨赫勒荒原》中的“我”接替已殉职的博士导师老郭继续开展医疗援助，却为了隐瞒导师的罕见病的秘密，要装作不认识恩师。这些故事线索并不需要很强的在地性或职业特殊性，却在揭示治病救人的医生依然有一片难以疗愈的心灵角落。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在其中都是有缺憾的，失去妻儿、爱情或父辈，即便从事着崇高的职业，依然有着脆弱、迷茫的至暗时刻，每一个故事都是试图疗愈内心的历程，可是追寻心灵补偿的代价往往是换来了另一处的撕裂，都多少有些背负着“医者不能自医”的悲剧结局收场。地处如尼日尔等这样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中，极端的穷困往往伴随着疾病和死亡，而朱山坡恰好选择在这样的环境中，烤炙着经受着苦难的人性。 在《萨赫勒荒原》中，最让人难忘的是嵌在其中的一段尼日尔司机萨哈讲述的故事，在这里切换了萨哈的主视角，萨哈成为讲故事的人，讲述了尼可祖母，也是自己的母亲，沿着萨赫勒荒原中的公路，独自步行十二天，只因为梦中医疗队的老郭被七只恶魔缠住，披星戴月地来要将老郭带回村子里为他驱魔。在这个村子中流传的习俗是，每个月的一天，先人的灵魂会聚集在村子里，借助先人的力量，可以将恶魔驱散。老郭是“省内最顶尖的医学权威”，为尼可祖母治愈了白内障，让她重获光明，还拯救了两个罹患脑膜炎的孙子，老郭对于萨哈一家而言，是堪比神灵的；而尼可祖母，作为萨赫勒荒原上活得最久的人，她掌握非洲自古流传的部落巫术，能看见这片荒原上的毒蛇一般的恶魔，她试图用自己最大的能量，来为现代医学仪器不能检测出来的隐疾“驱魔”，用自己的方式来报答，与中国援助医疗队互助。民俗与信仰穿梭于生死之间，依然是朱山坡游刃有余的华彩部分，如开篇“夜幕降临，魔鬼也跟着降临”定下的基调，尼可祖母离奇地独自依靠步行十二天来回津德尔与村子的神秘历程，犹记得第一次读到《骑手的最后一战》中妹妹毫无征兆死去时内心的冲击，抑或《鸟失踪》最后揭示父亲出走的苦痛根源时的恍然，这是朱山坡运用纯熟的写作手法之一。尼可祖母终未完成为老郭驱魔的心愿，悄悄地回家后便一病不起，最后因为萨沙撒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得知老郭安然无恙，喝了一口以为是老郭赠与的炼乳，在当天夜里安详离世，而实际上老郭因为持续的超负荷工作，在老太太离开驻地后不久就倒在手术台前。可是在瘟疫横行的尼日尔，人命如草芥，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在死亡面前，即使老郭是“一座最高的山”，也不能例外。死亡并不可怕，坦然面对死亡来临是萨赫勒荒原上的共识与信仰，他们中绝大多数信仰真主，相信好人死后能上天堂，也相信每个月能与先人们在村子里相聚。放在今天，这样的民俗与信仰似乎很容易被科学与理性驱散，可是这样的力量又是坚实的，即使科学与现代医疗手段来到了非洲大陆，在援助覆盖不到的地方，无私奉献的生命之花依然在盛放。 父与子，依然是朱山坡小说中的核心母题之一，《萨赫勒荒原》中出现了好几组父子关系，其中萨哈与尼可是亲生父子，而老郭与“我”构成一种形同父子的师生关系。萨哈一共有过七个孩子，其中夭折了四个，在开往津德尔的路上，被亲生儿子半路拦下后，萨哈并不打算承认这是自己的儿子尼可，命令他回家，而转头只是解释面前的年轻人是“一个熟人”，即使在察觉尼可可能身患疟疾的情况下，萨哈也拒绝“我”调头救治的请求。萨哈不近人情地拒绝儿子，甚至做出抛弃儿子的决定，“我”在惊愕之余却让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父亲的样子，同时，“我”在车上也时常感受到年长自己十几岁的萨哈“用父亲一般的眼光看我，让我有些不自在，但又觉得很有安全感”，父亲在成长过程中的缺位，继而当遇到博士导师老郭时，老郭严肃与严苛的态度使两人成为“冤家师生”，而“我”恰恰又是老郭在专业上真正的继承者。在类似这样的父子关系，在《索马里骆驼》中的父亲，在援非三年回国后，抛弃妻子和六个月大的“我”再次只身前往非洲谋生。这些看起来失去道德感的父亲，和寻找父亲的儿子，被安置在一系列小说中，这不同于此前短篇小说集《十三个父亲》中的十三位各异的父亲形象，在朱山坡的创作中，对父与子的观察与探讨依然在不断生长，但共通的是，“父亲”作为某种完美、伟岸、安全的隐喻被彻底击碎，随之而来的是缺位、残忍、不近人情等的阴暗面，萨哈为了完成救治更多人的使命，头也不回地放弃救治自己的儿子尼可的机会——不论“我”如何央求，这种具有疼痛感的亲子关系，即使在脱离中国经验之外的世界中，在病毒肆虐的非洲大陆，依然具有共通性，并继续推演着人性的极致。 朱山坡在小说中对南方书写的自觉是不言自明的，在小说创作之外，他也曾不止一次提出过在南方写作，或者“新南方写作”，抑或是怀念正在消失的“遥远而陌生的南方”，“南方”或是“新南方”俨然成为一种流派。而能使其区别于非南方的，或是语言风格、叙述视角、民俗文化、地域经验，这些南方人才会有的实感经验，是南方之所以为南方的重要基石；但同时，朱山坡提出“新南方写作必须是面向世界的写作”，这也要求写作者必须跨越出所谓南北的相对性，借用这些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差异的缝隙，将生命经验放到世界中去检验，此时的“南方”不再是一种方法或者目的，而在故事的发展中化于无形，变成一种挑战主流意识、公约道德、常态书写的力量。朱山坡借助非洲这个“南方”，在这片陌生、神秘的地域，借助信仰与民俗，使某些非常态的认知与生命状态成为常态，试图建立一些新的认知秩序，这些看似平行的新旧世界中，又因人性中闪烁着的高贵品质连结在一起，这样的书写是具有实验性与先锋性的，也是具有相当意义的，这一点上，与此前《风暴预警期》《蛋镇电影院》等小说的创作是共通的，这也使“新南方”的概念即使跨越了赤道依旧成立，从而自然地成为朱山坡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 萨赫勒之路 ——读朱山坡短篇小说《萨赫勒荒原》 刘景婧 也许，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非洲。海明威的非洲，是一只桀骜不驯的豹子，神秘地深埋在乞力马扎罗雪山的峰顶；凯伦•布里克森的非洲，是出走的雄狮，自由奔驰在干黄焦黑如陶器的恩贡山；而朱山坡的非洲，就是这片“从荒凉通往荒凉，从寂寞通往寂寞”的《萨赫勒荒原》（《人民文学》2021年第3期）。 “这里简直看不到人类活动的痕迹。路边全是荒凉的灌木、荆棘和草甸，并朝着四周蔓延开去。一堆堆，一丛丛，像是一个又一个部落。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根草，都仿佛相处了千年，早已经看腻了彼此，却又不得不互相为邻，紧挨着搀扶着度过漫长的岁月和亘古的孤独。”在广袤的萨赫勒荒原上，现实仿佛是一棵孤独的老树，有黑色的枝桠蔓延于古老的苍黄背景上。朱山坡没有用过多的笔墨去描写异国他乡的秘境，而是巧妙搭建了几条通幽的路径，试图抵达树顶的黄昏。 最神秘的人是“老郭”。然而，老郭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他藏在援非计划的津德尔医疗队中，闪现在平平无奇的讣告里，直到“我”搭上了萨哈的车，在横跨尼日尔的“铀矿之路”上奔驰，老郭仍然在萨哈的吞吞吐吐中、在我的欲语还休中，“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些只言片语不经意地构建着一个奇特的世界，加倍地勾起读者对老郭一探究竟的好奇。 作为非洲大陆的闯入者，“我”是新奇兴奋的，也是心防重重的，因此，“我”隐瞒了与老郭的师徒关系，于是，老郭原本清晰而鲜活的现实身份，被作者艺术地藏身在“医生”的陌生身份里，却以一个“逝者”的面貌，镜像般竖立在萨哈的心中。对萨哈来说，老郭不仅仅是一个医生，还是“一座最高的山”。然而，这座高山并非一览无遗。在萨哈一开始的沉默中，老郭是一个秘密。随着路途的深入，萨哈聊起了他夭折的四个孩子，停车给一条横穿公路的蜥蜴让路，看“我”幼稚地想要给饱受干渴之苦的荒原喷水……在这些貌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当中，萨哈和“我”之间的隔阂慢慢瓦解，老郭的故事也呼之欲出。然而，就在这个当口，“路障”又出现了——尼克，萨哈的儿子，这个纯真的非洲少年，拦住了萨哈的车，也拦住了本应顺流而下的故事。在读者的屏息凝气中，尼克在荒原的黄昏中又引出了另一个重要人物——神秘的祖母。年老的祖母是萨赫勒荒原的德高望重者，也是郭医生亲手治好的病人。她深谙萨赫勒荒原的生存与罪恶，满怀对中国医生的感激，一意孤行要替郭医生驱魔。非洲大陆的旷古神秘，透过老祖母诡奇的梦境逶迤而来；老郭的形象，也终于在老祖母、萨哈和“我”的轮番重述中，一点一点清晰起来。 “我想起送老郭去机场的那天，阴雨连绵，春天的气息竟然让我们有些伤感。因为他放心不下身体不好的师母和准备高考的儿子。我最后一次问他：非得要去吗？他依然坚定地说，要去。此时，压在心底的悲伤突然翻滚起来，溢出我的胸膛，在大荒原弥漫开去。”在现实的生活中，老郭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个患有心脏病的病人，一个抱憾终身的丈夫、一位失职的父亲。他的叹息与遗憾，和他坚定的援非选择汇集在一起，如同一场不动声色的大爱，滋润着干裂的萨赫勒荒原。到最后，随着“我”对尼克疟疾病情的发现和关注，一种接力赛般的救助热情接续上了老郭的大爱选择，老郭、萨哈、尼可、老祖母和“我”的形象奇异地与萨赫勒荒原融合在一起，在生之渴望中完成了死之对抗。 也许所有的写作都是一种重返。在重返的路途中，有人拾得了回忆，有人收获了信念，朱山坡在短篇小说写作中，发掘了一种历史的透视感。这种透视感让朱山坡在作品中制造出一种纵深幻觉，仿佛X光透过肉体映现骨骼，所有的细节都伸向某种特定的生活场景，所有的叙述节奏都凸显着某个时代的特色风貌；透视感穿越了现实生活的平板化，用精准、扎实的历史想象力，让人轻易跌进过往时光的隧道中。那些已化为云烟的生活痼疾，在重返的凝视中展现出奇异的细节之美；那些直击人心的开头，使人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历史沉重的喘息。 “店铺位于民主路和普陀路交接一角偏左靠内的黄金地段。往东，是白沙长途汽车站，往西，是风景秀丽的灵山大道，路的尽头是殡仪馆。”（《灵魂课》） “有月光更好，没有月光也成。沿着弯曲窄小的河流一直往上走，一个夜晚下来总能捕到半箩筐的鳝鱼。”（《捕鳝记》） “惠江有多长，船就走了多久。”（《爸爸，我们去哪里》） “父亲骑着马追随火车消失在漫长而黑暗的隧道里，再也没有回来。”（《骑手的最后一站》） 朱山坡早期短篇小说的重量，在于寓言性，在于现实与魔幻的高度融合。你可以看见福楼拜的精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沉重在同一篇小说的奇异杂糅，而胡安•鲁尔福的阴魂无处不在，饥饿、死亡、异化与寻父的主题，以“南方写作”的名义，贯穿在朱山坡2005年——2015年的写作中，最后在2016年的长篇小说《风暴预警期》中达到顶峰。 而2021年的《萨赫勒荒原》，让我们看到了朱山坡对“南方写作”的“反叛”——这不仅仅是写作地域的拓展（小说已经由广西南方的小镇，走出了国门，走向了非洲），更是写作手法上的改变。在遥远而神秘的萨赫勒荒原上，原本存在着那么多奇异的民风民俗，但是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却看不到朱山坡擅长的魔幻细节描写，有的，只是一望无际的旷野荒原，两个孤独的人，在“从荒凉通往荒凉，从寂寞通往寂寞”的公路上，一路疾驰。摒弃了繁茂的想象，所有细节都在人物只言片语的对话中深藏不露，所有事件的发展如同生活的本来面目，在错综复杂的迷乱中、在节外生枝的突兀中默默发酵，最后，我们竟然发现朱山坡写作中的传统主题：饥饿、死亡、异化与寻父，都熔铸在这一片萨赫勒荒原中。也就是说，写作到了最后，萨赫勒荒原俨然成为了小说的主人公，它像古希腊传说中的远古父神，残酷、荒蛮、暴烈，摧毁一切的同时也滋生一切。人类的抗争在它眼中是无足轻重的。但是正是因为无足轻重，人类才可以继续以自己的微小之力对抗诸神，在自己内心的荒原上一路奔驰，对抗死亡。 “每一棵树、每一棵草，都忍受着饥渴，每年都要枯死一次。你拿着几瓶水去救活几棵草，但救活不了整个大荒原。用不着担心，到了明年春天，荒原上的一切又会重生。” 现实是浓墨重彩的黑夜，魔幻是光怪陆离的人事杂糅而成的海市蜃楼，人们往往沉醉于海市蜃楼的瑰丽，却忽略了它背后深广无边的暗夜。可以说，在由鲁尔福走向海明威的过程中，朱山坡用《萨赫勒荒原》的写作，完成了一次自我砍斫；在向海明威致敬的同时，他拒绝被定义，证明了“南方写作”之外，写作还有诸多可能性。非洲大陆的春日清晨，微光清凉，有细致苦寒的荆棘草香。一切仍在路上，一棵孤独的树，仍在远方。 ——2022年4月10日夜，写于南宁 一部穿越荒原的公路电影 ——评朱山坡《萨赫勒荒原》 卢桢 “文学应该永不厌倦地寻找‘差异性’” ，这是朱山坡的文学观，也是他一直以来笃行的创作理念。他擅长以兼具柔软温情与荒诞残酷的叙事，从容自由地穿越在经验和虚构、先锋与浪漫等多重元素之间，观照大历史中小人物的悲情命运，建构充满寓言意味的诗性“南方”。在新作《萨赫勒荒原》 中，作家的南方经验从中国飞向了遥远的非洲。遵从着寻找“差异性”的写作冲动，他将视点聚焦于中国援非医疗队，赞颂医者的使命意识和国际精神，探索人类命运中的灵性交集，形成一首复合国别、种族、宗教、自然多维度关系的交响诗。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支援尼日尔的医生老郭突然病故，作为他的学生，“我”临危受命去接替老郭的工作。在当地司机萨哈的护送下，我们火速穿越了萨赫勒荒原，按期赶到中国医疗队驻地，将医疗物资及时送达。在文本中，一直“在路上”的旅途，充当了小说的叙事载体；而横跨荒原的这条一千公里的“世界上最孤独的公路”，则构成了文本的叙事空间。无论是“我”的所见所闻，还是内心的情感变动，一切情节的因果性和叙事的连贯性，都与这条公路相关。对主人公而言，车窗外的真实风景显然溢出了他对非洲荒原的初始想象。辽阔、平坦、荒凉，营造出环境的恶劣；灌木、荆棘和草甸，衬托了土地的贫瘠，也暗示了这里的医疗卫生条件之低，以及中国医疗队艰苦的工作环境。由富有视觉冲击力的荒凉景象生出的寂寞心境，大概是非洲带给“我”的最初感受。 随着一个个场景化的情节接续出现，如“萨哈与我聊起老郭”“我用矿泉水浇灌荒原上的植物而被萨哈嘲笑”“萨哈的儿子尼可拦住我们的车”“萨哈的母亲想要给老郭驱魔除病”“我送给尼可水和食物”“萨哈回忆老郭治疗母亲以及母亲去医疗队驻地看望老郭”“萨哈拒绝停车让我给尼可治疗疟疾”“我们终于在日落前赶到了驻地”“两周后‘我’与萨哈的再次相聚”……旅途中的每一个场景都内嵌着小文本，其间凝聚着精致的矛盾冲突，当我们把这些小文本组构连缀之后，又形成了一部清晰完整的故事。小说的结构由一个不断向前的、线性的时间目标推动着——“必须在日落前到达医疗队驻地”，同时又在彼此接续的“次空间”内，拟现出戏剧化的情境，这使得《萨赫勒荒原》更像是一部“公路电影”的剧本。在特定的情境中，主人公不断遇到的人和事，构成了作品的内在推力。只有完成了旅途，“我”才有可能获得对黑土地和当地人更为全面、真切的认知。 苍茫旷远的荒原，演绎出大部分公路电影的场景，仿佛只有身处空寂广博的自然之中，人才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初涉荒原的“我”便有此般感受。即便如此，当“我”看到路边饱受干渴之苦的植被时，还是不由得用矿泉水去浇灌它们。显然，“浇水”是一个充满了诗意和浪漫气质的行为，这一细节看似微小，实则昭示出两种不同的自然观——“我”尽一切可能去改变自然，萨哈却认为荒原上的每一棵树和每一棵草都像人一样，忍受着饥渴，面临着死亡，人是自然的一员，也应坦然地面对生死的轮回。对萨哈的族群来说，“荒凉”既是大自然的气质，也是他们命运的底色。就连萨哈的言语，他善于以植物作喻的修辞习惯，他不经意间让车子给蜥蜴让路的举动，都点染出当地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平等观念。 正是在此般自然观的影响下，故事进入了有关“生与死”主题的叙述，人物之间的一系列矛盾由此展开，并在“救不救”尼可这一问题上集中显现。当“我”目睹饥饿的尼可晕倒在地，便很自然地给他炼乳和面包，但萨哈却从自己的信仰认知出发，认为接受“我”的食物，会对荒原上的其他人不公平。甚至当“我”发现尼可的疟疾症状，打算救治他的时候，萨哈依然秉持着“在死亡面前人人是公平的”信条，固执地拒绝了我。按照当地人的理解，在萨赫勒荒原，死亡并不可怕，人和植物都会死去，然后荒原会在来年迎来新生，如此循环往复，凝聚成尼日尔人的风俗和常识。此般对死亡的俗世认知，恰恰和医者的救人使命产生了矛盾。 很多涉及国际援助的作品往往都是先抛出一系列矛盾，最后让人们在彼此的交流中了解对方，理解彼此，形成统一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讲故事人的朱山坡并没有刻意去化解诸类矛盾，也未曾试图淡化民族之间的文化异质性。他深谙非洲民族的心理机制，对于自然、死亡、信仰，中非之间存有明显的认识差异。正如“我”和萨哈全家对疾病的理解一样，“我”的责任是用现代医疗手段迅速诊治病人，而萨哈的母亲则将老郭的疾病理解成“他被七只萨赫勒荒原恶魔缠住了”，方才固执地要为老郭做一场“法事”。作家注意到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他尽力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小心翼翼地维护不同文化主体的独立性，不让一种声音压制另一种声音。虽然不同族群之间难以产生一致的理性、科学认同，但这并不妨碍人类在“人性”的交流层面上超越隔阂，建构起命运的共同体。在贫瘠的荒原上，中国人与非洲人、生者与死者、人类与植物的命运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缘于人和自然本质的亲密关系，以及人类在坚守、感恩、信任、奉献、牺牲诸向度上的情感认同，萨赫勒荒原与荒原上的所有人一起融入了这篇具有全球价值的“中国故事”，也将文本的主题引入了多元的表述空间。 和过往写作相比，朱山坡在书写现实题材的《萨赫勒荒原》时，似乎有意控制了叙述人的声音，也减弱了超验想象的成分。那些密集的意象、荒诞的场景、寓言化的情境、充满“狠劲”的表达状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洁的叙事和凝练的语言。作家着意表现的，是人的精神境界与情感空间，因此才将充沛的笔力投入对人物的塑造。仿若公路电影的叙事线索，使“我”遭遇的事件随机性极强，人物的出场顺序也完全取决于旅途的进程。因公牺牲的医生老郭显然是作品的核心人物，这一形象是通过“我”、萨哈、尼可的聊天与回忆逐渐清晰起来的，如同剥玉米一般慢慢展开。包括“老郭”在内，故事的人物没有明显主次之分。通过多声部的叙述叠加，作家讲述了老郭的故事，讴歌了中国医生的牺牲精神，更可贵的是，他还生动写出了萨哈、尼可这些可敬的非洲人民形象。这是作家讲述国际化视野下中国故事的方式，也承载着他对建立在彼此尊重、理解、信任、宽容基础上的人类情感家园的期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