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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枫是一位特别善于也特别乐于讲故事的作家，在年轻一代作家里，这种能够有效指向故事本身的叙述激情，正变得越来越珍罕。我先以最简单的方式尝试把故事掰扯明白：阴差阳错，三份骨灰被殡仪馆装错了。一位老革命，一位老北京，一位建筑工人，三位逝者的骨灰各自被“错的人”带走，去了不同的大洲。我们的主人公那豆由此踏上了远渡重洋的“三角贸易”之旅——如同是破落户版本的《奥德赛》，奥德修斯漂洋过海是为了见儿子，那豆漂洋过海是为了接爷爷。故事的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众灵归位，随之捎带出来的还有三条线索上的故事与人。 “故事”与“事故” 小说核心情节的“故事时间”，是从三座火化炉开始的。从三座火化炉开始，到三只骨灰盒结束，这样的故事必然是离奇大胆的，也必然伴随着持续凸显、甚至不断加码的情节悬念。《漂洋过海来送你》中，“故事”的动力，来自于一连串的“事故”：骨灰装错了，这种离谱的事情是怎么被发现、进而被确证的？这部分像是推理小说。为了解决“事故”后果，要依次寻找到跟“事故”有关的人，于是跟踪、寻访、设套“钓鱼”……这部分像是犯罪或追捕小说。好不容易人都找到了，人的现时处境又几乎可以称作“事故”：三个人，除了主人公那豆老老实实待在北京，另外两位相关人士一个在阿尔巴尼亚、一个在美国芝加哥。于是远征之路开启，成了探险小说。这之间来来回回闹出无数岔子，那豆先后两回搞出事情进了班房，眼看着都要往黑帮小说的路子上旁逸斜出了。一言以蔽之，为了解决最初的那一出“事故”，那豆搞出了一连串更多更复杂的“事故”，还顺便揭出了相关人等各自身上的“事故”（如田谷多的“施工事故”、黄耶鲁家的“融资爆雷事故”、阴晴家的“婚姻破裂事故”、甚至李固元在汶川地震这种“自然灾害事故”中的人生前史等）。正是这一连串的“事故”，因果相跟环环相扣地连缀起来，构成了这个“故事”。 所谓“环环相扣”，每一枚“环”本身，都令人头大、甚至堪称灾难：事情麻烦、人更麻烦，可以说是“乱成一锅”了。然而，环与环连接、扣紧、相通的地方，却又是令人意外地精巧、惊喜。借用小说里的一句话，那是“事儿都拴在一块儿了”。三只骨灰盒里藏着柳暗花明的道具。原本不相关的三个人，细聊之下竟发现了“彩蛋”式的人生交集。甚至那豆与阴晴那条欲说还休的感情线，也如同年少时飞丢的风筝一样，风起梦回般飘返于手中。这是熟悉的、却在当下并不多见的小说景观：石一枫话多嘴碎，却几乎没有闲笔。它显示出某种向最古老、最经典的现实主义创作（甚至更广义的传统叙事艺术）返归的冲动：如果作家在小说里写到了一杆枪，那么在故事的最后，这杆枪就要响。 在《诚挚的历史祈愿与天真的道德热情》一文中，徐刚是从“偶然性”的角度，来解读《漂洋过海来送你》里的这种“返归冲动”：“这种借助偶然性造成的情节突转，来迅速达成故事情节的戏剧化，以便造成现实中难得一见的离奇效应，几乎是传统叙事的惯常手法……在故事的这些关节点上，对于‘巧合’或‘偶然性’的强行征用，让情节迅速推进，使得石一枫的小说建构起了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叙事形态。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正是以这种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荡涤了流行的文艺腔，从而让叙事趋于通达和质朴。” “贫嘴”与胡同烟火 这样的故事当然是好看的。更不用说，这个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全程伴随着石一枫驾轻就熟的“贫嘴幽默”：有点玩世不恭，沾沾自喜中掺着自我解嘲，带着点无伤大雅的“损”和“欠”。石一枫似乎格外喜欢把那些过于巨大、过于正经的事物解构一下，把它们降解到凡人日常和胡同烟火中涮上一番——当然，是带着善意。就拿“阿尔巴尼亚”来说吧！何大梁正在阿尔巴尼亚修大桥，我们当然也知道，历史上我们曾经援助过这个国家，抚今追昔，意味自然是厚重的。但石一枫偏要给这“厚重”松弛一下，于是那豆一家与这个遥远国度的渊源历史，被落脚在爷爷所在的酱油厂和酱油上面：中国给人家援助黄豆，酱油厂的内部碎黄豆就短缺，那豆他爸就少了黄豆吃嘴，因而留下了碎嘴抱怨的毛病；等到援助完了，黄豆充足了，到了那豆这儿便能可劲儿吃炒黄豆——吃多了爱放屁，“豆儿”这个名号是从这里来的。遥远的、充满情怀幻想的国度之名，就这样跟吃喝拉撒揉到了一起，其中还掺杂着令人哭笑不得的讨论。这种风格，与“小人物”人设以及“老北京”胡同文化背景结合在一起，就显出了一种“贫嘴式的可爱”：里面的人物不怎么靠谱，但从来不做坏事；没什么能耐，但内心本质善良。这种反差杂糅其实早都印在了主人公那豆身上：怪唬人的一条大花臂，刺青内容却都是卡通人物。 更有意味之处在于，所谓“贫嘴式的可爱”，有时也会转变成“贫嘴理想主义”：骂骂咧咧着，甚至意外频出着，却终究是认一个理儿、捏一把劲儿。那豆“万里追骨灰”，说到底是因为心底对爷爷的那份情意。而躺在别人骨灰盒里的爷爷，更是某种平凡化、甚至世俗化了的理想主义的化身。在这个乱成一锅、由各种“事故”组成的故事里，始终不乱的、没有出“事故”的，是爷爷的一生。这位老人，一生没做过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却传承着某种古老珍贵的精神价值——那就是“善”，就是“好”。这也正是小说必须要动用大量的篇幅，在紧锣密鼓的“寻灰之旅”中不断闪回插叙爷爷一生故事的原因。这是一位始终惦记着要“能为别人做点儿事”的老式中国人，是一个心里面真诚地存有“他们”的人：“那些人对于爷爷来说无名无姓，无穷无尽……都是‘别人’。也正是为了‘别人’，爷爷把自己交了出去，汇入了一股宏大的、浩荡的力量。心里一踏实，这一辈子也就过来了。” 关于“理想主义” 那豆当然是认同和钦佩爷爷的。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好人未必就过得好，世间对“好”多是辜负。于是这场追寻骨灰的旅程，始终显得充满了仪式感：如同瘦弱的堂吉诃德骑着他拉胯的劣马，那豆追的是亲人的骨灰，更是在追一种道理、一个心结。当然不至于搞出什么大战风车的桥段来，那豆的旅程喜剧多于悲剧、轻松多于沉重，至少石一枫让我们看到的部分是这样——从技术层面来讲，石一枫在小说中设置的每一种显性叙事阻力，都被很快地克服掉了。但那 豆仍然带着读者看到了其他更多更复杂的东西。在阅读小说后半部分的过程中，我不断想起多年前火过的一本书，《世界是平的》。那本书讲的是全球化。的确是平的，那豆这样一个没有知识没有技能甚至没出过几次二环的傻小子，说走也能环游世界，并且最后还能把事儿办成。然而，这一切似乎又只是表象。在一个愈加平坦化的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沟壑似乎又更深了，自我内心深处的沟壑似乎也更深了。爷爷心心念念着的“他们”，正分化得越来越厉害、相隔得越来越遥远。让我们来看看三份骨灰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出身”吧：那豆家是空壳子的“前朝贵族”，黄家老太太是“革命英雄”，但其衍生出的子辈又成了（显然不光彩的）“全球化新贵”“金融投机大佬”，至于田谷多与何大梁，则是卖命的、沉默的底层劳动者。如此不同的三种人，如此意味深长的三种隔阂，竟是在死亡的面前，才被轻而易举地打通了、置换了；“我们”和“他们”的“通约”、人与人之间的“齐物”，靠的是火化事故。这背后当然有巨大而悲哀的讽刺性。而阴晴的出现，连同她的“研究项目”（以及抗抑郁药物）一起，则引出了另一个话题：世界出了问题，当我们试图搞清楚这些问题，却发现我们自己也连带着出了问题。这个世界无比繁荣、无比便利，却也愈发变得令人想不透、摸不清、走不进。在这样的世界里，人必是不安和孤独的。 我想，这是新一代人的困惑。阶层差别体验、价值伦理困惑、人生规划的不确定、内心世界的动荡感……更深层的“事故”正在不断发生。正因如此，并不聪明的那豆，在“起范儿”硬干硬来的时刻，会让人心动、会容易获得认同——在那样的时刻他依然是“不聪明”的，但他的心里有着“信”，在某一瞬间他是确定的、是绝不怀疑的。在此意义上，我甚至愿意将《漂洋过海来送你》看作石一枫对《心灵外史》的改写或曰“串写”。 只可惜，那豆不聪明，却不真傻。他能“上头”、能“支棱”，却终究躲不开这样的内心独白：“他心疼的对象还包括爷爷，并且他又从爷爷想到了自己……阴晴的活法是对了还是错了？他的活法又是对了还是错了？如果不知对错，他们又该怎么活着才是恰当的？” 尾声部分里，反反复复出现很多次的一个词，是“明白了”。然而，“明白”了什么呢？甚至，真的“明白”了吗？也许不想明白，也许原本明白、却终于不忍心说破——就好比，那豆和阴晴总归不适合在一起。又好比，其实死亡最终也没有让一切真正变得平等。再好比，那让那豆“起范儿”的东西、那些平凡却高贵的道德理想，究竟是不是无奈和悲剧性的，它现如今还能不能存活、是否还真的保存有“令世界变得更好”的现实力量？ 其实我们看出来了，石一枫是有意避开了这些。说到底，那豆和爷爷这样的人终究是渺小无力的，“骨灰事故”只不过是一场被意外搞“大”了的事儿，是麻烦，却也像是抚慰。于是石一枫用“拴在一块”的精巧故事把一切结束掉了，他把拟人声的鸟儿和那种饱经沧桑的痴情的理想主义一起放出了笼子；在小说的最后，这位向来没个正形的北京爷们儿，甚至都开始抒情了。但他终究没去碰那些“又好比”和“再好比”，尽管从《世间已无陈金芳》到《借命而生》再到《漂洋过海来送你》，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又好比”和“再好比”。我想，这是石一枫的慈悲，是石一枫的“贫嘴理想主义”背后，那不带前缀的——或许还带着些许悲哀和羞耻感的——真正的理想主义。 石一枫 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借命而生》《心灵外史》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