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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园有棘》 作为报人，从业二十多年来，我先后主持创办过多个文学副刊；作为作家，写作三十多年来，我的文章九成以上发表在报纸的文学副刊上。虽然文学副刊和它所发表的文章应该归类于文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章？文章与文学的边界在哪里？报纸文学副刊惯常发表的杂文，究竟应当归类于文章还是文学更为严谨？如此这般的问题，多年来盘旋于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一、汉代以前文章与文学之源流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域，文章与文学这两个概念，出现得都比较早。然而，在至少三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文学与文章相比较，无论其本身的内涵与价值，还是在历朝历代——特别是明清以前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之曝光率和影响力，均不可并日而语。 “文学”一词，在现存历史文化典籍中，最早见于《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即所谓“孔门四科十哲”——“文学”乃“四科”之一，指通晓西周时期的文献典籍，学问渊博，跟现在所说的文学作品或文学创作并不沾边。战国时期荀况在《荀子·性恶》和《荀子·大略》中均讲到“文学”——“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荀子所说的“文学”，指的是儒家的各种经典；所谓“被文学”与“积文学”，亦指受到各种经籍的浸染熏陶，增长了学问，提高了修养，与现在所说的文学创作亦不沾边。后世诸如《史记·李斯列传》之“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吕氏春秋·荡兵》之“说虽强，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等，大多指的是儒家学说与文献经籍，同样与今日之文学或曰文学创作不太沾边。 至于汉代在州郡以及分封王国所设置的“文学”，或称之为“文学掾”，或称之为“文学史”；三国时期魏武帝设置的“太子文学”；魏晋以后设置的“文学从事”；以及晋至隋唐时期太子与诸王亦设置“文学”，还有唐初于州县设置“经学博士”，到唐德宗时期改称“文学”等，这些“文学”都是官职名称，与今日之所谓文学或曰文学创作，说有联系吧，有时也略有些“工作上”的联系（偶或谈文论诗），说不搭界吧，也确乎是不完全搭界的。而近现代以来，把文学这一范畴定义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艺术，或曰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云尔，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事情，到今天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 “文章”一词，最早散见于先秦典籍《论语》《墨子》《左传》《庄子》等。譬如《墨子·非乐上》之“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左传·隐公五年》之“昭文章，明贵贱”，《庄子·胠箧》之“灭文章，散五彩”等，其“文章”多指错杂的色彩或花纹，或指车服旌旗等；也指三代之礼乐制度，如《论语·泰伯》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焕乎其有文章也”，《礼记·大传》之“考文章，改正朔”等；还指《诗》《书》《礼》《乐》等文献典籍，如《论语·公冶长》之“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等等。 细考“文章”一词，“文”之本义，为彩色交错，亦指彩色交错的美丽图形与图案，故《易·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说文》亦解之为“文，错画也”；由于“文”多指色彩绚烂美丽，所以后来便引申为文辞、文采与文章，如《孟子·万章上》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汉书·贾谊传》云“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等。“章”之本义，《说文》解之为“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文词意尽语止，亦谓之一“章”，表示告一段落；也有典章制度之义，比如《诗·大雅·假乐》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亦有与“文”同义的色彩花纹，如《书·皋陶谟》之“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还有美好、显著、明显之义，如《易·坤》之“含章可贞”，《书·尧典》之“平章百姓”等。所以，组成“文章”一词的“文”与“章”，其语义相近又各有所侧重，“文”侧重于错彩镂金、色彩美丽，“章”侧重于明丽显著、有章有法，即如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之所谓“异色成彩之谓文，一色昭著之谓章”。 二、文章之典范——“大汉文章” “室有余香，谢草郑兰窦桂树；家无长物，唐诗晋字汉文章。”这副著名历史佳联，上联说的是人才辈出，下联讲的是文采风流。的确，至晚自西汉以来，文章一词即日渐趋向专指文辞或独立成篇的文字以及著作，与今日之文章概念语义相同或相近。如《史记·儒林列传序》之“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汉书·艺文志》之“凡著于竹帛者为文章”等。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自汉代以来所谓文章，上承夏商周三代之风雅，下启魏晋盛唐之风骨。 到六朝时期，文章亦称文笔，细分为文与笔，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故唐宋以前之文章也包括有韵的诗骚词赋。唐代大文豪韩愈《调张籍》诗前四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诗圣”杜甫《偶题》诗前四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利，名声岂浪垂。”唐宣宗李忱《怀白居易》诗中有句：“童子解吟长恨歌，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其文章指的都是诗文，但侧重于诗歌。与刘勰同时代的南朝梁任昉所著《文章缘起》开宗明义讲道：“六经素有歌诗诔箴铭之类，《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诒子产书，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汉以来圣君贤士，沿着为文章名之始。”从《隋书·经籍志》所录书目可以看到，关于选编并研究文章的专著，比较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代。譬如曹魏至西晋荀勖《杂撰文章家集序》，西晋挚虞《文章志》，南朝宋明帝刘彧《晋江左文章志》，南朝梁沈约《宋世文章志》等。可见，历朝历代文体迭兴的高峰，都是由幅员辽阔的高原簇拥而成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不如此。正是由于“大汉文章”所形成的文章高峰，才推动汉代以后的魏晋南北朝兴起研究文章体裁乃至创作方法的热潮，才出现了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研究的巅峰之作《文心雕龙》。愚窃以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所以对文章之研究兴义盎然，或许与魏文帝曹丕对于文章评价的崇高性与重视度相关联吧？ 所谓“唐诗晋字汉文章”，唐诗固然属于文章范畴，而汉代人所说的“大汉文章”则更多指的是大赋。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其名作《两都赋序》中所列举汉代文章大家，如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以及公卿大臣作家倪宽、孔臧、董仲舒、刘德、萧望之等，其中半数以上为汉赋大手笔，“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而后大汉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然而，班固所赞颂的“大汉文章”，与后世所称道的“唐诗晋字汉文章”之“大汉文章”，不完全是一码事。大赋虽然发源于《诗》“六艺”之风赋比，但真正宏富壮大却深受《楚辞》之影响，过分地注重铺陈辞彩、宏大叙事，导致其形式远大于内容，“繁华损枝，膏腴害骨”，诸如《上林赋》《甘泉赋》《两都赋》《二京赋》等篇什，当时之影响何其巨大，但终至于风流而云散，“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不过，后世特别是明清以后所谓文章的各种体式（与今天的文章定义基本相同），到西汉时期已然众体皆备。诚如清代文学家刘熙载《艺概·文概》所论：“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所以后世所津津乐道的“大汉文章”，乃是明清之际所定义而沉淀的现代意义上的文章，多指辞气豪迈、元气淋漓、拔山扛鼎、笔力雄健之贾谊《治安策》《过秦论》、晁错《贤良对策》《论贵粟疏》、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等，乃能真正体现“大风起兮云飞扬”“箫鼓鸣兮发棹歌”之慷慨沉雄大汉气象！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关于文章的这一论断，也许是有中华文明史以来给文章下的“最高级”定义。古人尝言，“文章六经来”（黄庭坚诗）。还说，“真学问从五伦起，大文章自六经来”（古联语）。南朝梁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说得更具体：“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议论，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尽管颜氏讲得并不周严，譬如箴铭亦生于《书》，议论更生于《春秋》，但他却比较早地贡献了一个重要观点——“文章原出五经”。其实，“六经”（秦火之后再无《乐》）或“五经”本身就是大文章，而且对华夏民族近古以来的成长与发展，对“中国人”性格品质的形成与塑造，作用极其重大，影响持久深远，堪称中华传统文化之筋骨与血脉。据《礼记·经解》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所以精研“五经”或“六经”，对于古代文章大家而言，具有世界观与方法论、思想性与艺术性、做好人与作好文等多重性典范意义和多维度艺术影响。西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扬雄在其《法言·寡见》中主张“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战国著名思想家荀况在《荀子·劝学》中亦讲道：“《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因而，历代文章大家都会在经典的继承和弘扬上下足功夫。“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文章巨擘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自称，“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吾终身而已矣”。唐代另一位古文大师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亦自陈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可见，传统经典之“五经”“四书”以及诸子百家甚而《左传》《国语》《楚辞》《国策》《史记》《汉书》，乃至于后来者如李杜、韩柳、苏辛、《西厢》、《红楼》等等，都是中华好文章，均为滋养陶冶历代文章钜子之源头活水！ 三、文章之范本——《古文观止》 “《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荀子的这句话颇能概括中华文章的博大精深。然而，站在大多数读者角度来看，博大与精深往往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精者难博，博者难精，二者很难得兼。这就突显出文章选家与选本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中华文化史上几家影响重大的文章选本（包括诗歌），有孔子选编的《诗三百》（《诗》305篇），西汉刘向编订的《战国策》（选文497篇），南朝梁萧统选编的《文选》（诗歌类434首，辞赋类99篇，杂文类219篇，共计752篇），清代蘅塘退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选诗318首），还有清代吴楚材、吴调侯选编的《古文观止》（选文222篇）等。对后世影响更加持久深远、流传更为广泛普及的则是《诗三百》《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究其因，一是选家遴选精当，二是诗文篇数较为适当——大约诗三百首、文二百篇，比较适合阅读且容易流传下来吧？ 作为明清以后乃至于现代意义上所谓的文章范本——《古文观止》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本。之所以说比较好，是因为它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古文观止》编选于清康熙年间，那时应对科举考试的“统编教材”是“五经”“四书”，《古文观止》只是一部“教辅材料”而已；而且，那时儒家之外的老庄杨墨申韩之文均属于“异说”，所以《古文观止》既不收“五经”“四书”之篇什，譬如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时不如地利》等雄辩之文；又拒收诸子百家之华章，譬如庄子的《庖丁解牛》《秋水》等哲理之篇，以及韩非子的《说难》《孤愤》等政论之章，如此等等的“先天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些缺憾都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不必对其责备求全。而《古文观止》所遴选文章跨越中华文化史长达二千三百五十多年，自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行世三百多年以来，流布广远，长盛不衰，自有其历史文化意义与大功德在。 诚如前文所述，汉代以来所称文章如《汉书·艺文志》所定义的“凡著于竹帛者为文章”，乃广义之文章；唐宋以前特别是魏晋时期以来，将诗词曲赋之类有韵之文与无韵之笔一同归入文章，算是“中义”之文章吧；作为明清以后所称之文章（包含辞赋），已然与现代意义上的文章之外延与内涵基本相同——亦即《现代汉语词典》所定义的“篇幅不很长的单篇作品”，乃狭义之文章。《古文观止》属于狭义文章之范本。狭义文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章。 谈到《古文观止》中的文章，如果只让你选出一篇最好的文章，你会选哪一篇呢？我的夫人和女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贾谊的《过秦论》。去年我曾与一位编辑家吃茶，谈起这个问题，他也认为《过秦论》当拔头筹。我手边有一本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古文鉴赏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其护封采用的亦是《贾生过秦论》影印古版。可见贾谊《过秦论》在中华文章史上的超绝地位。不过，我品评文章高下，有一把相对固定的尺子——即用魏文帝曹丕所说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来衡量。譬如，读“大汉文章”贾谊的《过秦论（上）》和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既能够深深地感受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高格，还会领略到“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和“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的天地英雄气！然而，当你读欧阳修《醉翁亭记》和苏东坡《前赤壁赋》之类的顶级宋文时，就领受不到“经国之大业”的襟抱风骨，仅能感受到“不朽之盛事”的才子气！这就是文章的差级。虽然“唐宋八大家”，唐两家，宋六家，但宋文与唐文相较，整体来看多情趣而少骨力，总给人每况愈下之感觉。 也许有人会说，一篇文章说明不了问题。那么好吧，谨选择苏东坡颇有代表性的三篇名文，来阐释一下这个问题。当你初读年仅26岁的苏轼写下“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留侯论》时，你能够感受到“立论超卓”的苏子瞻，也能够隐约地感受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豪迈气象。而当你读到时年47岁的苏东坡写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的代表作《前赤壁赋》时，你会感受到“了悟风月不死”“令人有遗世之想”的东坡，然而也仅能够感受到才华横溢、辞采华丽的“不朽之盛事”的沧桑感和才子气。但是，当你读到晚年65岁时坡翁写下“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答谢师民推官书》，或许连“不朽之盛事”也感受不到了。就在下之浅薄看法，此文至少有两处文眼和一处瑕疵；文眼固然佳妙，瑕疵则不足为训矣。文眼之一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眼之二是“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这一句是借用其师欧阳修的话来批评扬雄的；而此文的一处瑕疵，恰恰是一大段贬损扬子的文字：“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在我看来，扬雄有时的确“好为艰深之辞”，但却并不是用来纹饰“浅易之说”的；相反，他的《太玄》和《法言》倒是很有些非凡见地和深刻思想的。假如扬子云真如东坡所说得如此不堪，那么由南宋大儒王应麟所编著的小型中华历史文化百科全书《三字经》，就不会有流传七百多年的“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也不会把扬子与老子、庄子、荀子和文中子相提并论。别的且不说，就连“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仙”李白都会称赏“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就连东坡同时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对于《太玄》亦自谓“疲精劳神三十余年，讫不能造其藩篱”“屏人事而读之数十过”，然后喟然置书叹曰：“呜呼！扬子云真大儒者邪！”然后潜心为《太玄》作集注若许年（见《太玄集注序》《读玄》）。这样一部大书，竟被东坡斥之为“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是耶？非耶？或曰，这只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但如此这般含混不清的“一家之言”，是颇有瑕疵的。所幸《古文观止》共收录苏轼17篇文章，却并未收入此文，不愧文章范本之美誉。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大概就是文章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之所在吧。唐代著名诗僧皎然《诗式》云：“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亦云：“笔端肤寸，膏润天下；文章之用，极其至矣。”正是这类“文载公道”“膏润天下”的大文章，方称得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倘如《宋史·欧阳修传》所谓“文章止于润身”，仅只是吟风弄月，抒写个体之性灵与悲欢，其所谓妙文佳构如欧阳文忠公《秋声赋》与《醉翁亭记》，如苏文公前后《赤壁赋》与《石钟山记》之俦，还能够称得上“不朽之盛事”。等而下之者，连流布广远的“不朽之盛事”都谈不上，更何谈“经国之大业”！这倒并非说风月悲欢不可谈，《诗》三百篇每每吟咏风雪花草之物，“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白居易《与元九书》）。这也并非强调每一篇文章都要关乎家国情怀，都要书写“经国之大业”，都要展现强劲的“汉魏风骨”。文章应该也必然是多姿多彩多元化的，能够流芳百世称得上“不朽之盛事”者，当然都是好文章。然而，“修辞立其诚”（《易·乾·文言》），假如一个时代的文章与文风，长时间而且大面积地游离于大环境大时代，不关心民瘼疾苦，不开辟有益于世道人心之大境界，只抒发个人小情小调，过分地强调小自我与艺术感，其文章便会日益沦为供人清赏把玩的艺术品与小摆件，而文章与文人的作用和地位也就愈来愈无足乎轻重。 四、新时期文章之正脉——杂文 我读《古文观止》，更偏爱有思想有锋芒有文采有力道的杂文。粗略点数一下《古文观止》经典杂文篇什，像《周郑交质》《叔向贺贫》《邹忌讽齐王纳谏》《过秦论》《阿房宫赋》《杂说四（马说）》《种树郭橐驼传》《五代史伶官传序》《留侯论》《读孟尝君传》《卖柑者言》等将近半数。比重很大，分量超重，金声玉振，篇篇精品。不过，我所说的杂文，是以今天的杂文标准来衡量的。 其实，杂文品种，古已有之。《晋书·干宝传》即记载：“注《周易》《周官》凡数十篇，及杂文集皆行于世。”《文心雕龙·杂文》则将战国末期宋玉的《对问》、西汉以来枚乘的《七发》、东方朔的《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宾戏》、张衡的《应间》、蔡邕的《释诲》、曹植的《客问》等归类于杂文，并总结杂文的一些特点为“发愤以表志”“致辨于事理”“杂以谐谑”“讽一劝百”……还真有些今天杂文的味道。实际上，以今天的杂文标准来看，其最早出现的时代还可以向前追溯。譬如，《周郑交质》出自春秋时期的《左传》，《叔向贺贫》出自春秋时期的《国语》；譬如，战国时期孟子《天时不如地利》《鱼我所欲也》、庄子《庖丁解牛》《濠梁之辩》和韩非子《矛与盾》《郢书燕说》等，均为极品杂文。《文心雕龙·杂文》还对杂文文体品类的多样性作了归类：“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命，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隋书·经籍志》所录魏晋南北朝书目已有杂文专集，诸如《梁武帝杂文集》九卷、《文章志录杂文》八卷（谢沈撰，又名《名士杂文》）、《杂文》十六卷（为妇人作）、《梁代杂文》三卷等。唐宋时期科举考试项目中经史之外的应时试文亦称杂文。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载：“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续资治通鉴·宋真宗天禧元年》亦载：“诏：‘自今特旨召试者，并问时务策一道，仍别试赋论或杂文一首。’”像东坡《与谢师民推官书》“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之杂文，指的就是此类应时试文。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讲得好，“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诗经》如此，《楚辞》如此，“大汉文章”如此，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莫不如此。那么，急剧变革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又有哪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文体应运而生了呢？在我看来，既不是繁华了数千年的诗歌、散文，也不是后来居上者的戏剧、小说，而是已然存在几千年却又从未显山露水的——以鲁迅先生为杰出代表的新文化巨匠所改良创新而焕发出勃勃生机的杂文！ 既然“大文章自六经来”，那么杂文源出哪里？首先，杂文是立论的文体。颜之推认为“序述议论，生于《易》者也”，扬子云认为“说理者莫辩乎《春秋》”，刘彦和认为“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文心雕龙·论说》）……其实，“五经”“四书”，诸子百家，《国语》《国策》，《史记》《汉书》，莫不立论。所以说，杂文本来之于“杂”，更立之于“文”。《汉书·艺文志》对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等十家作过简要概括。其中“杂家”之来源与特点，确乎与今日之杂文及杂文家有些渊源，“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议官”以立论为主，“兼”“合”则打破藩篱，兼收并蓄。在下不揣浅薄，曾在一篇小文中讲过：“什么是杂文？杂文是诗的政论、政论的诗。首先是诗，然后政论才有意义。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著名美学观点。今天，以‘兴观群怨’说来概括、衡量杂文的特点和功能，仍是十分恰切而准确的。”（《杂文的“兴观群怨”》，发表于1992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三十年前我之所以撰文强调杂文的“诗性”，主要是针对当时有些杂文家只一味强调“敢说”，并不在意“说得好”，不注重杂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这就涉及到文章的文与质这个根本性问题。好文章在题材和表现上都是和谐般配的，其内容与形式也是尽善尽美的。关于文与质的关系，《论语·颜渊》载子贡语讲得很到位：“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刘勰又将此语的文与质之辩证性和统一性，有机地融合起来，特别地强调出来：“虎豹无文，鞟同犬羊。”就文章而言，无论内容大于形式，还是形式大于内容；不管表现得过于朴拙粗鄙，还是过分地花里胡哨，都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美的。作文作人，同一理也。因而《论语·雍也》载孔子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或许有人会搬出老子的格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来反驳，然而《道德经》五千言句句精妙，何尝须臾离开“美言”哉？所以《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才讲：“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庄子·渔夫》亦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其次，杂文是批判的武器。没有批判就没有杂文，没有讽刺就没有杂文。即如《周郑交质》《过秦论》《读孟尝君传》彰显的是批判精神，而《庖丁解牛》《邹忌讽齐王纳谏》《卖柑者言》体现的则是讽喻之旨。其实，批判精神也好，讽喻之旨也罢，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五经”“四书”、诸子百家的核心价值观所在，也是古往今来好文章最重要的价值、意义和标识所在。荀子所谓“《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诗》《书》“博”中有讽喻，《春秋》之“微”即批判。《诗》最本质的属性是“诗言志”，其思想价值乃“思无邪”，其社会意义和文化作用则是“兴观群怨”——亦即启迪人生、观察社会、团结民众（或曰凝聚人心）、鞭挞丑恶，所以《诗》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赋比兴”中无不包含“怨刺”成分——亦即批判精神和讽喻之旨，所以《文心雕龙·时序》称道“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诗》最本质的属性“诗言志”，则又来自于《书》。孔子的高足子夏赞《书》曰：“昭昭如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赞美其通篇讲的都是人间正道、光明大道。谚云：“说人的不是尽人的忠，甜言蜜语陷马的坑。”所以陈大道的《书》中，充满着格言式的哲理性的批判精神。譬如《书·太甲中》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譬如《书·旅獒》亦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譬如《书·周官》还讲：“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据《孟子·离娄下》讲：“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因而《春秋》之“微”，乃特指“微言”，即《汉书·艺文志》所谓“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是专门用来形容孔子的述圣之辞——特别是指作《春秋》所使用的“隐微不显”“精微要妙”之言辞，故称“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在下亦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作过专门论述：“孟子讲过：‘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史记·太史公自序》）。故孔子著《春秋》，本着寓说理于叙事之中的理性主义，字里行间体现着鞭恶扬善的批判精神，以‘春秋大义’震慑‘乱臣贼子’，以‘微言大义’刺痛昏君小人，以历史经验来启迪和警示后人。这就是为后世所称道的‘春秋笔法’。人们常说，‘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行之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等等。‘褒贬’二字，正是‘春秋笔法’的精髓所在，也是杂文笔法的全部精义所在。所以说，杂文作为‘批判的武器’，其使命与‘春秋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的杂文笔法》，发表于2011年第10期《语文建设》） 作文不易，流传更难。二千五百多年时光流转，雄伟英迈如左丘明、孟轲、庄周、韩非、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班固、曹操、诸葛亮、陶潜、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中华文章巨擘，每人又能有多少篇精美华章传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风劲吹，崇尚西学、主张西化的中国新文化旗手和文学史家们，照搬西方的“文学四分法”，把流传数千年的中华文章拆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家族”；然而毕竟“猪肉贴不到羊肉身上”，古希腊悲剧诞生于什么时代？中国的戏剧产生于什么年代？所以很多文章方枘圆凿，不好入门归类。被尊为“民族魂”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小说集三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一部《朝花夕拾》，散文诗集一部《野草》（被归入散文门类），故小说、散文还好入门归类；可是作为“重头戏”的杂文集共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等十六部之多，可谓巍巍昆仑，体大思精，但却迈不进“四大家族”的门槛。尽管先生也曾放言，“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徐懋庸作〈打杂集〉序》），然而，要想“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就得附庸于“四大家族”之散文门类。也难怪，从来卖什么吆喝什么，不卖什么便排拒什么，诚如《汉书·艺文志》所谓：“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问所从来，杂文之源远而流长。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鲁迅先生为杰出代表所创作的海量杂文，是伴随着那个时代的新生事物——中国的报纸副刊而浴火重生大放异彩的！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作品，一般都称之为文章。在我看来，杂文倒也未必非要钻进什么“高尚的文学楼台”，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文章谱系，岂不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不忘初心、得其所哉吗？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本来只是为我的杂文自选集作一篇小序，不期然拉拉杂杂涂抹成万字长文。这就难免会招人诘问——阁下的杂文想要攀比中华大文章吗？岂敢岂敢！罪过罪过！如上之所述，只是在下对中华好文章的一点肤浅认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至于我的杂文以及自选集，谨借用两句古诗来概括：一句是杜工部的“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驾驻江干”，一句是龚定庵的“著书不为丹铅误，中有风雷老将心”。是为序。 2021年12月于北京通州果园寓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