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张载父亲病逝。年少的张载和弟弟、母亲陆氏，护送父亲灵柩，离开四川涪州（今重庆涪陵），返回祖籍河南大梁（今开封）。然而，路途遥远，开销较大，一家人才走了一半，就用尽了身上的盘缠。这时，又闻前方发生战乱，张载家人决定将张载父亲安葬于横渠镇南8公里的大振谷迷狐岭上。从此，张载便在此处安家，入横渠镇崇寿院读书。
    张载生活的时代，正值西夏鼎盛之际，北宋西部边境经常受其侵扰。青年张载喜好兵法，立志从军，希望能够抗敌报国，建功立业。21岁时，张载写成《边议九条》，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
    在军府衙内，范仲淹召见了这位儒生。看到张载，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认为其如果认真做学问，一定可成大器，所以劝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意思是说你作为儒生，本分是研习儒学、重振儒学，不必研究军事博取功名，并且因材施教，勉励张载研读儒家学说中最富于哲学色彩的《中庸》。
    从研读《中庸》开始，张载踏上了学术创造的道路。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赴京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在候诏待命之际，张载受宰相之邀，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在同程家兄弟的交流中，他发现程颢和程颐对《易经》的见解远比自己精到。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虚心待人，当感到二程对《易经》的研究超过了自己，便毅然撤掉了虎皮座椅，然后对听讲的人说：“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可向他们请教。”
    此后，他先后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等职。不管在何处任职，他都办事认真，政令严明，推行德政，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
    51岁时，因对王安石新政有看法，张载辞官回到横渠镇，依靠家中薄田生活，在家乡讲学著书。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为了践行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与学生们买了很多土地，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的实践。如今，在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保存着遗迹，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张载一生著书立说，开宗立派，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范文正公在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自处，张载进则为循吏，退则为乡贤，以实际行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开拓了儒者担当新局面。

• 内涵丰富的学术思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是张载一生为学的归宿，也是其思想的精髓所在，冯友兰称其为“横渠四句”。

“天地之心”最早见于周易《复》卦彖辞，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此处的“天地之心”是指天地间万事万物阴阳消长的规律性。张载的“天地之心”是与易学密切相关的。张载用“太虚即气”，解释宇宙的起源和世界的本体，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他同时提出了“一物两体”说，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统一的两面构成。在他看来，“立心”也就是“立天理”之心，因为天理“能使天下悦且通”，从而使“天下”（社会）必然会普遍接受仁孝之理等道德价值。
    “立命”源自于孟子的思想。张载所谓“为生民立命”，就是要让天下百姓都有安身立命之处。“安身”，即生活有着落；“立命”，即灵魂有安顿，精神有依归。张载特别强调对孤寡羸弱、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关爱和照顾，要使他们生活得到应有的照顾。“为生民立命”，就是要为民众确立正确的精神价值导向和价值观念，建设精神家园。
    “为往圣继绝学”中的往圣，是历史上的圣人，“绝学”就是中断了的儒学传统。张载认为：北宋时期，由周公、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学已经衰落，在这种情况下，要继承儒学学统，将儒家的思想发扬光大。张载正是怀着这样的学术使命意识，俯而读，仰而思，博采众长，创立“关学”，成为了与“濂”“闽”“洛”并列的理学学派，影响了关中学术从北宋到明的800多年，对塑造关中人乃至中国人的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人欲横流之时，必须研究义理，乃可以自拔于流俗，不至于戕贼其天性，作为学者，应该研究义理之学，切勿空谈心性。
    “太平”是周公、孔子以来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实现《西铭》描述的“民胞物与”“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要把这样美好的蓝图和社会构想变成现实，必须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经世致用的学风，为国泰民安和社会的安宁和谐作出自身应有的贡献。